反右50年 谎言帝国的诞生

【大纪元5月27日讯】5月中旬发行的《新纪元周刊》第19期正值中共反右50周年，当期封面故事《反右50年谎言帝国的诞生》回顾了中共推动的反右运动，打倒所有敢于说真话提出批评的人，以及之后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这个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运动，因为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和说出真相，结果导致三千万人死于非命。文章指出，显然，说假话是有代价的。现在的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以史为鋻，可以知兴衰。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回顾和反思反右运动的原因。

该期封面故事共有四篇文章：《反右50年 谎言帝国的诞生》、《人去魂犹在 往事不如烟》、《幸存者的心声》、《反右运动资料》，转载如下：

================================
反右50年 谎言帝国的诞生
文 ◎ 王华

中共推动的反右运动，把所有敢于说真话提出批评的人全部打倒，

在之后的1958年，中共开始了“大跃进”，这个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运动，

因为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和说出真相，结果导致3,000万人死于非命。

显然，说真话是有代价的。现在的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回顾和反思反右运动的原因。

今年是中共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开始向中共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

然而，许多对中共的批评言论，很快使毛泽东等中共高层产生了疑虑和恐惧。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文在党内传达。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GCD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于是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

一半知识菁英被打倒

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一直以来都有分歧和争议。中共官方的资料说反右运动总共打掉了55万右派，但民间的数据认为，右派的实际数字，当在200万左右。由于右派绝大多数是知识份子，这意味着，当年中国的知识份子菁英当中，近一半人被打成了右派。

右派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大名鼎鼎的知识份子，到刚刚上大学的学生，以及一些工厂和机构中的技术人员，甚至是县级文化馆的资料员，都有被打成右派的。而从事政治、社会、文学艺术和历史研究的知识份子最遭殃，但普通学生、科技和技术人员右派也大有人在。其中绝大部分人，仅是在整风运动中向领导提过意见。

甚至有人只是在批斗会中，听到右派分子的辩解点了头，也被补遗成为右派，称为“点头右派”。

首次大规模“诛心”运动

反右运动并非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个运动。在此之前，先有土改，后有肃反、三反五反等运动，各个运动中共无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而反右运动早期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并没有开杀戒，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反右运动应该算是一个最为“温文尔雅”的运动。

但反右运动却是一个“诛心”运动。中共的反右运动不以肉体消灭为目标，而是以打垮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份子独立精神人格为目的。从反右以后，中国人的精神被恐惧彻底占据。

因为“交心”（整风运动口号）而导致残酷的结局，使得说真话成为中共统治下的一大灾难，人人唯恐避之而不及。从此而始，中国大陆彻底走上了一条人人虚假，个个伪装的路。一个由谎言建造的帝国由此宣告诞生。

===================================
人去魂犹在 往事不如烟
文 ◎ 齐先予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到1980年5月，大约有近55万右派获得了改正，即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知识份子的全面迫害，受害者人数庞大。以下仅选部分典型人物加以介绍，从这一管之窥，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半个世纪前那场运动的肃煞。

▼……………………………………

章伯钧被划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图为反右运动中，交通部职工在批判当时该部部长章伯钧。（网络图片）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章早年曾加入中共，后脱党另外组党。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被作为中共政治橱窗，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

▼……………………………………

罗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1949年前曾任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41年参加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主日报》社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届、第2届全国政协常委，第3届、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但保留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逝世。

这位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是中国人权运动的先行者，一生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因为批判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独裁而一度入狱。因为坚持民主党派的民盟不能在章程中加入接受共产党领导，并对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而被视为反动右派。

▼……………………………………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采风，后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46年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任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说毛泽东有“党天下”思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着位置全文刊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残酷迫害后失踪，生死不明。

▼……………………………………

彭文应（1904~1962），中国江西省安福县人。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彭1925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专攻政治学，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思想左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写有《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

1957年遭受批判，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彭文应拒不认错。 1961年，其次子彭志平自杀。1962年死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临终前曾写致毛泽东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被掘墓。

▼……………………………………

林昭（1935~1968），江苏人。22岁时以江苏省文科第1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的反右批判会中因为公开反对批判提意见的反右派学生，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此后两年，林昭先后在北大苗圃和人大书报中心监督劳动。

1960年10月，林昭在地下刊物《星火》上发表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后在苏州被捕。

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写血书《告人类》，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声明》，7月至12月第3次给《人民日报》写信，批判中共专制和毛泽东独裁。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龙华被枪决。

▼……………………………………

张锡锟，四川人，北大化学系四年级学生。1957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时，他贴了两张大字报：“卫道者逻辑大纲”和“人性的呼唤”。前者写道：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2、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5、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1969年后一直关押在川北的一个劳改农场。1976年底，张锡锟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被枪毙。

▼……………………………………

刘文辉，16岁时进上海沪东造船厂当学徒，靠自学钻研成造船厂的检验科技师、车间支部书记。

1957 年整风运动中，刘文辉在座谈会上向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意见，又贴出大字报向工厂党委书记生活上腐败作风开火，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文革期间，因为“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8大城市14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刘文辉的遗书：“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

邓焕武，温州人。1957年，17岁时的邓焕武因张贴大字报欢呼、赞同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讲话，被投入监狱。当时温州地方党报作为破获重大反革命案件披载报导。此后20余年，邓焕武都在牢狱、劳改营中度过。被惩罚性单独监禁700多天。旅居西班牙的作家黄河清说：“老邓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当了右派后，还继续干着右派活儿，平反后更加当然地干着右派活儿，从“七九”、“八九”……到2006年维权，一次不落地参与了所有的右派活儿的最积极最专注几乎是最职业的老右派。”

▼……………………………………

朱镕基，湖南人。1957年中共领导层在经济上酝酿着搞大跃进，时年30岁，刚刚从东北调入北京国家计委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了意见，被划成了右派。有同事回忆说，“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由于属党内右派，且有一些中共高官的看顾，朱镕基的待遇比党外右派好得多。1958年至1969年他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后调任石油局管道处处长。80年代初回国家计委，90年代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他在这时立下了认识中国社会的远大志向。1936年，费孝通负笈英伦，在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社会人类学。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奠基人，一生发表多篇有关中国近代和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著作。

1957年，费孝通有感于毛泽东“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撰写了一篇《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使其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但仍在北大教书。1980年获得改正，后主持中国社会学研究所。2005年去世。

▼……………………………………

黄万里（1911~2001），中国著名水利、水文学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中共建政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之子，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在黄河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中国水利专家，三门峡水库后来被证明是失败的工程，造成大量浪费和不良后果。1957年6月 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被打成右派，送江西农场劳动。2001年逝世。

===========================
幸存者的心声
文 ◎ 辛菲

反右运动到底有多少人被定成右派而受到迫害，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从官方的55万到民间估计的2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在1980年开始为右派“改正”之前已经去世。有专家估计，到1981年，仍然生存的“右派”大约有10万人左右，而20多年之后的今天，还活着的右派，只有不到1万人。《新纪元周刊》记者，采访了其中的12位，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感受。

▼……………………………………

陈瑞晴，现年75岁，原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1946年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次年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组工作。期间被送到北京入中央电影局电影研究所属电影学校电影编剧及编辑，1955 年调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文学编辑工作。她因对丈夫在肃反运动中受审查表示不满，19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底返回北京，做烧锅炉、种树、帮厨、打扫卫生等粗活，备受歧视。在文革中，被定为“死老虎”靠边站，精神上饱受折磨。1978年底，回到北京电影学院编辑部工作。

陈瑞晴表示，每每回忆往事都泪流满面，不仅是为当时的苦难，也是为当时的愚昧做忏悔。其实如果当年很多人觉悟，那些运动也许就搞不起来，而现在仍然有很多知识份子还没有觉醒。

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扫荡。独裁统治是造成一切祸害并使冤案至今无法纠正的罪魁祸首，现在各个方面的弊端都和独裁统治有关。现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最终目的是对民主的呼唤。

▼……………………………………

冯志轩，现年76岁，原中央机械工业部担任总经济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冯志轩因提出以下意见被打成右派：1、要治理国家，需要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能搞运动，否则会搞乱人心，侵犯人权。土改中乱打乱杀，肃反中乱批乱斗，很多好人受伤害。公安怀疑谁是反革命、敌特什么的，要有证据，不能私立公堂，乱批斗。2、在建设国家方面，要大胆使用人才，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任人为贤，不要任人为党。但共产党是不考虑德才，只考虑是否是党员，这个干部路线不可取。3、对干部的管理、档案制度等不尊重人，不利于人才的发现和成长，也不利于国家建设。4、共产党在执行政策方面，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由于提出以上意见，冯志轩被打成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而且不得自谋出路，1958年2月到1978年8月一直被关押在青河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回到国务院下属的中央机械工业部担任总经济师。

冯志轩表示：“右派经历我没什么后悔的，因为我问心无愧。我为我的说真话感到骄傲。我觉得很充实。错的不是我，而是共产党错了，是他们违反了1954年的宪法。一个党没有权力做处置，即使我犯罪了，应该由国家机关处理，更何况我还没犯罪。”

“这场悲剧的根源虽然主要是毛泽东，但也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而是整个共产党学说、理论、政策、制度都是错的，即便换成其他领导人，也要发生同样的运动。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制度方法都是错的，因此这些运动和悲剧是必然的。上个世纪共产党运动都一样。”

“共产主义理论整个体系、系统都是错的，必须被否定。共产党不可能变好，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在中国，共产党高干政治经济都是权贵经济、官商结合，都是党文化培养出来的标准件，不可能改变。”

▼……………………………………

程玉章，现年74岁。原为铁道部航空勘察事务所俄文翻译。1957年响应中共“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写小字报，给领导提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意见，被打成右派。本来要被发配沈阳，但因前苏联专家认为他工作出色，找单位领导谈，坚决要留下他，因此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从1957年开始到文革结束，每次运动他都要挨整、被批斗，几十年不得安宁。文革后被劳改，被人骂为“反革命”。

多数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程玉章坚持要单位写清楚：我当时提的意见对不对？单位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程玉章在1982年给胡耀邦写信之后获得平反，结论是：当时所提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程玉章表示，这场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份子是场巨大的灾难。它最大的害处是把所有知识份子的嘴封住了，再也不敢提意见，中国后来之所以走到邪路上去，跟人们不敢提意见有很大关系。

这个悲剧的根源主要在毛泽东本人。他从执政方针上，对知识份子是仇恨的，既憎恶又害怕，因为知识份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碍。

中华民族后来的很多运动都跟反右有关系。1957年把党外人士的嘴封住了，1959年又把党内人士的嘴封住了，所有人都在给执政党唱赞歌，溜须拍马，中国没有正直和民主的声音，就走上邪路了。

直到现在，人们再也看不见知识份子像1957年以前那样直抒胸臆，敢于提不同意见的现象了，说明反右斗争对知识份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这一两年很多右派上书要求平反，这说明人们胆子大了，这种勇气跟国内社会的变化和国外的影响都有关系。人们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

程玉章坚定的说：“我虽然经历过这么多艰难坎坷，虽然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我不后悔，假如历史从头来，我还是要做说真话的人，做一个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人，敢于拍案而起的人。”

▼……………………………………

史若平，现年81岁。1949年前是苏州新闻记者，被国民党抓坐监狱，在南京关了几个月，1949年1月作为政治犯获释。出来后回到苏州编地下报纸，1955年后肃反运动被共产党打成“国民党派遣特务”。

1957 年反右时，史若平是山东大学校报主编。他按共产党的要求组织写稿，所有稿子都是经过党委审查同意而发表的，但后来因为这些稿子，史若平被打成“反动右派向党进攻的罪魁祸首”。工资降5级，由于副校长的保护，在学校劳动打杂。文革中劳动改造9年，被群众批斗毒打，有一次挨打后休克5个小时。

在遭受22年政治迫害中，家破人亡。1979年后回到山东大学校报。1987年退休前担任山东大学出版社副总编。

史若平表示，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官方公布的数字是55万，实际上至少有上百万，镇压规模相当大，迫害手段极其残酷，持续时间长达22年，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共至今未对这么一场浩劫承认过错误，他们还是坚持说，“反右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这非常荒谬，轻描淡写的“扩大化”三个字是无法抹掉这血泪斑斑的历史的。因此我们要求当局赔偿。

据最新消息，中央对反右斗争的最新指示说是维持原来结论，这是我们能够预料得到的，因为中国的政治问题太多了，六四、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问题还在延续。作为执政党，多年来不允许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对党内都如此，这是一贯的，因此不可能平反。

史若平说：“我们的上书还是有用的，我们讲了真实的历史，我们留下这段历史，事实终究会澄清。中国政治民主化是绝对要到来的，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

史若平已著书《寒冷的夏天》，收录了很多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的知识份子写的文章，但因当局阻挠，一直未能正式出版。他准备自费印刷后散发。

▼……………………………………

博绳武，现年68岁。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他因参加北大自由论坛“百花学社”而被打成极右派分子。当时“百花学社”的 300多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博绳武被留校察看，继续在北大学习。又上了3年多学之后，他看到被打成右派的毕业生都被分配到大西北，于是没有毕业就逃离学校，在社会上打工。在1966年文革中，被红卫兵反复批斗毒打后，送到公安局劳动教养2年。之后在青河农场、山西王庄煤矿等地劳改10多年，直到1979 年重回北京，在工厂中担任干部。

博绳武表示：“反右斗争就是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我当时还不算知识份子，只是一个学生，遭到如此迫害，更显得当时那场运动的残酷性。作为右派，我开始是朦朦胧胧的，对于当时的社会满怀激情，通过几十年的炼狱，我觉得当时太幼稚了，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博绳武指出，这场悲剧是专制制度导致的，是专制制度的必然后果。真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平反右派，就要从整个社会制度解决，社会制度不解决，什么都解决不了。

反右运动对于整个中国的灾难性影响是巨大的。后来的文革、反右倾，直到现在对知识份子、律师、新闻记者等的迫害，都是受那时的毒害。更主要的是，自反右斗争之后，知识份子不敢说真话了，新闻各个方面都沉静下来了，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缺乏诚信与和谐，这些后果都是那时造成的。

所以说那场运动不仅是那一代人的灾难，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也是子孙后代的灾难。现在社会道德的败坏都是那时的遗留。而道德恰恰是一个民族的魂，是一切的基础。

▼……………………………………

戴煌，现年79岁，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被评为全国高级记者。蒙冤受摧残21年，妻离子散，九死一生。

1957 年前，新华社送几十个记者到外交学院学习，戴煌被选为英文党支部书记。1957年整风鸣放突然变成反右派，在北京市所有学校支部书记、委员的会议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第8号人物彭真动员说：“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党员照样整风鸣放，即便说错了，也不要紧，和那些右派不一样。”戴煌随后在几个支部联系会议上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隐患是神话和特权。”新华社旋即发表声明：“总社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新华社大院贴满了大字报，揭发和批判戴煌。

1956年3月18日，戴煌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到“北大荒”劳动2年8个月，每月工资由150 元降到28元。他看到很多人惨死。戴煌消瘦浮肿几度生命垂危，196斤瘦成82斤。后又被指控“坚持反动立场”，被送去劳教，身心备受摧残。文革中留在劳改农场就业。直到1978年10月重返新华社当记者。出狱后先后著书《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最近又积极参与要求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并作赔偿的全国连署活动。

戴煌表示，反右运动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他是个大骗子、大流氓。1957年用骗术骗大家讲话，是非常可耻的、卑鄙的。

反右斗争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极大。从那之后，人们就不敢讲话，有什么话都顺着领导意思说，真正的心里话都掩掩盖盖，后面的运动都跟这个有关系。

上书要求平反很重要，就是失败了我们也要讲真话，也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以前敢讲真话，现在都快80岁了，还怕什么！有的势力想隐瞒历史，掩盖历史，粉碎历史，歪曲历史，甚至伪造历史，而我们就要力争言论、出版自由，讲真话，坚持真理讲真话，主持正义讲真话，维护事实讲真话。

▼……………………………………

李昌玉，现年73岁，1958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

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李昌玉在军队被点名，军队要求“揪出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但是开会、批斗，什么罪证也没找到。李昌玉1956年高考时考上山东大学。

李昌玉对自己在肃反运动中被整一直很不满。1957年反右开始后，大鸣大放，李昌玉给自己的好朋友及原单位领导写信发牢骚，因此被打成右派。1960年毕业后当中学教师。

文革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劳动改造12年，文革初期常遭学生毒打。1978年后到山东大学附中任语文教师。

李昌玉表示，反右斗争是错误的，绝对找不出一点可以肯定的，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反文明、反人权、反道德的运动。除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之外，每个人都要被戴帽子，被评为左、中、右、中左、中右、极右。这是极不人道的。

那是一段极其荒唐的历史，说假话没事，说真话就挨打，完全黑白是非颠倒。现代人道德败坏是后遗症，宣扬什么：“不会说假话，不能办大事等思想”，都是那时造成的恶果。

文化的传承看不见摸不着，但时刻能感觉得到。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文化道德就要崛起，这就要靠影响人们道德行为的深层的东西。

▼……………………………………

中国著名知识份子任众、燕遁符、铁流、俞梅荪联名上书胡锦涛，要求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政治运动，赔偿其经济和精神损失。左起：燕遁符、铁流、任众、俞梅荪。(照片由任众提供)

任众，现年73岁，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在肃反和反右派运动中因言被打成“极右份子”，被押送茶淀（劳改）农场“改造”，饱受身心迫害。任众曾在自己的回忆录《活过爱过奋斗过》一书中，要求中共当局返还20余年工资，彻底平反冤案并给予经济赔偿。其人生经历被作家刘心武写入小说《树与林同在》，该书被译成法文出版。

今年3月5日，任众等61位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联名上书中共，要求彻底平反右派。4月6日，任众主持了北京30位“右派”聚会，引起极大反响。

任众表示：“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经历，心里都非常痛苦，这件事情是压了一生的。这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彻底毁灭了50多万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份子的前途、青春、爱情、幸福，绝大部分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艰难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达数十年，与冰刀共舞，和霜剑为伴，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只有凌辱、鞭笞、劳累，饥饿……，这是一场反天理、反良知、反历史、反文明的灾难。这不仅是我们“右派”的灾难，而且是全中国的灾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赔钱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人的尊严、生命价值应该得到尊重。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不是为了自己而生，而是为了人类而生的。我们在垂暮的生命中，觉得有责任，特别是对历史的责任感。”

“我们这一辈人曾经接受过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那种非常美好的、高尚的道德水准在当今社会流失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我们不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平反问题，而且觉得还有一份责任：呼吁良知和道德提升的责任，呼唤公平和正义的责任。”

为什么这一两年、在反右斗争过去50年后的今天，众多知识份子提出平反的问题？因为人民在不断觉悟、不断苏醒，不断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上当受骗的感觉不断爆发出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广泛，民间维权浪潮不断高涨。这都是促成我们今天勇敢的站出来的原因，其实这就是老右派的维权行动。

▼……………………………………

铁流，北京作家、《成都日报》社退休干部铁流（本名黄泽荣，曾用名晓枫）。铁流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整整关押23年。期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还被捆、被绑、被吊、被打，吃不饱穿不暖，戴脚镣扣反铐，关小监进死牢，几乎被杀。直到1980年末，他才得以回到原单位《成都日报》社。

铁流表示，“反右”是“以言治罪”，“以言整人”，“以言杀人”的大冤案。凡是被错划成为右派分子的人和家庭都是一部泪血斑斑的书。

虽然上书很可能得不到回应，但我们还是要提出问题，要大胆议政，因为这不仅仅是赔偿的问题…。

=================================
反右运动资料

认定右派的标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通知，“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份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份子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极右份子”的标准：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份子、主谋份子和骨干份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份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份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份子。

右派分子处理方式

1958 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做出6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

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20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10余万人。

右派分子改正和平反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中共内部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2次会议，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援。

1978 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相比于5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做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1980年5 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GCD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援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

视频：章诒和接受访问谈禁书

视频：戴煌、章诒和谈反右五十周年

反右受害者上书要求还原真相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