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日讯】在当前中国死刑收紧的情况下，郑筱萸为何还要被判死呢？外交部发言人姜瑜针对媒体记者询问时表示：“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行政法专家何兵教授认为，“这也表明了此案的严重性，反映了党中央反腐的力度”。（引自岳伍网文《郑筱萸被判死刑释放了什么信号？》）上述文字中的关键句是：“部委级高官郑筱萸被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而“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笔者仔细思考，觉得此说既有悖法理，也没有实际意义，纯属老生常谈之言。
其一、从法理上来讲，“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实与“部委级高官郑筱萸被法院一审判决死刑”并无相关性。因为政府与法院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组织，前者是国家行政机关，后者是国家审判机关，况且按着宪法的规定，二者并没有上下级或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既然如此，那么前者的“反腐败的决心”怎么能通过后者审案的过程和结果中来“反映”呢？如果有相关性，岂不印证了来自坊间的“说是法院独立审案，其实都是奉旨行事，法院不过是党和政府的附庸而已……”微词的客观性了吗？对于来自坊间的郑筱萸被判死刑是因为“寡妇睡觉——上面无人”的揶揄岂不是“不打自招”了吗？
其二、其实这种反映党和“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的“反映”已是“老生常谈”，早已不新鲜了。因为在杀胡长清时就曾“反映”过；在杀成克杰时就曾“反映”过；在杀李真时也曾“反映”过；在抜出陈良时自然也曾“反映”过。所不同的是，只是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但其调子和主题并无二致，即都“反映”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加大“力度”云云。然而在贪腐的韭菜园里，每割掉一株茎粗叶肥的韭菜便重复一次“这”反映了割韭的“决心”，而对其“根”却置若罔闻，不敢触动一根毫毛，那么这种“割韭”的“决心”究竟还有多少含金量呢？而割了一个“胡长清”，不久就“长出”了个“成克杰”；割掉了一个“成克杰”，不久又冒出了个“李真”；“李真”割去不长时间，就又“长出”了个“郑筱萸”的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已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其三、如果每杀一个省部级贪官，就“反映”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要是不杀那又“反映”了什么呢？如前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污,挪用达1‧6亿元；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涉嫌受贿数千万元。而这两位高级贪官其犯罪性质和恶劣程度与郑筱萸相比，并不“逊色”。还有前黑龙江政协副主席韩桂芝；前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前湖南高法院长吴振汉；前安徽政协副主席王昭耀等人，其贪污数额均都超过了郑筱萸，但他们的人头却都被留下了。如果杀郑筱萸则“反映”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的逻辑成立，那么不杀王守业、李纪周等大贪官又“反映”出了什么呢？其实郑筱萸该杀不该杀，按照法理只能决定于其罪行与相关法律规定及法官的公正判决。而决不是决定于党和“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否则，法律和法官还有何权威和尊严？在笔者看来，杀高级贪官“反映”党和“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的说法，看似为党和“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提供证据，实则是削弱党和“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的公信力，以后还是不说为好。
而真正能体现党和“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的作法应是：一，各级官吏不要再层层委派，要逐步实行民选，在不能实行民选前，应实行差额选举；二，司法、监察要独立行使权力，不能再隶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应相对独立；三，放开舆论，让舆论真正起到对权力的监督作用（高纯原是江南最大一家抗生素制药厂的制剂室主任，因举报自家企业新药造假而捅了马蜂窝。在被扫地出门后，又连续多年被剥夺“执业药师考试”资格，只得离开了医药行业。他告诉《新民周刊》说：“我从1995年至今从未停止过署名举报。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我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送挂号信100多封、特快专递42封、电子邮件400多封，发送电报2次，拔打电话500多次，去访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长接待日。每次电话询问回答都是领导很重视，正在调查处理之中，局领导每次都表示新药做假案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但至今没有结果，我打算节后再去一趟。”倘若放开舆论，高纯的举报立马见报，不仅可以及时挽救郑筱萸，还可以避免社会遭受的伤害）；四，尽快制定“阳光法案”，各级高官通过媒体定期向社会公布财产，接受人民质询和监督……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掌权者关进一个叫做宪政的笼子里，使他们的权力受到监督与制衡。只有如此这般，贪官才有可能闻风丧胆，才不敢再胡作非为，才能真正反映党和“中国政府反对腐败的决心”和加大“力度”。否则，拒绝制度变革，单靠杀个别高级贪官之头作宣传，腐败是决不会停止的，正如前腐后继自己所言：“莫道严霜酷，愈煞吾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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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