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3日讯】《解放军报》18日发表题目叫做《必须坚决抵制所谓军队国家化主张》的文章，措辞强硬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文章称，一旦军队国家化就会“取消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抹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两条反对军队国家化的理由。恰好是政治改革的关键所在。《解放军报》的这篇文章，实质就是拒绝政改，坚持野蛮意识形态的自白。因为这篇自白，之前讲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政治改革已经在悄悄地进行；一个接着一个的亲民举措，一次又一次的含着眼泪；为民众的贫穷，为农民工的工资；其实，都不过是作秀罢了。作秀者们从来就不会认真去想一想，作为一国政府首脑，你拥有行政权利，也有司法机构，他们都是干什么吃的？没人会相信你的眼泪。不过，“暴君有时也要装成一个国王应有的样子，或者装出国王应有的品德，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王位，精明的暴君更是经常想方法去赢得富人或穷人的同情。”（亚里思多德）上面所说的诸多作秀，正是要表明他们的精明，而不是他们的愚蠢。《解放军报》这篇文章，却把他们“民主秀”的局搅得稀烂，使他们陷入难堪的境地。因为他们至今还不好意思公开说：“枪杆子是个好东西。”那岂不是把暴力崇拜者的面目暴露无遗？最后弄得自己连“和平崛起”的幌子都不好意思摇了。
所谓军队国家化是“取消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本身就是屁话，而且是脱了裤子放的屁话。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国家元首是你的，最高立法机构是你的，政府还是你的。军队国家化了就不是你中共领导了？是对自己执政的信心不足？还是怀疑自己的执政能力？怎么一下子就从伟光正的自大狂，跌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能力的自卑中呢？只要是共产党在执政，军队国家化了照样是你共产党在领导军队，除非他军队敢政变。要政变，就是你的党军，党的领导也就是空话一句。尤其那个“绝对领导”，更是令人哭笑不得。你领导了还不算，还要“绝对”。这天底下哪里有绝对的事情？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讲辩证法、讲历史唯物主义吗？这个“绝对”起码是对你们那个辩证法的讽刺，是对马克思老祖宗的背叛。你们一贯号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怎么一到了军队国家化的面前，就只有枪杆子是真，主义反倒成了假的了呢？一副岂容他人染指、估吃霸赊的牛二嘴脸。说你是党军，但你却偏要称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你既然反对军队国家化，那就名正言顺地叫做中国共产党党军，岂不省事？既然不是国家的军队，那你们就不该化纳税人的钱，中共自己去募集就是。何须在人大装模作样地搞个预算，还要通过，多事！是国家花纳税人的钱养起的军队，就是国家的军队，天经地义。只要共产党在执政，国家的军队就是你共产党在领导，总不会是那个黑社会的龙头大爷敢去领导吧？军队国家化的要义，就是要求军队在不同的政治派别的角逐中保持中立，同时也是杜绝军队介入政治角逐的重要保证。这正是一个现代国家能够稳定、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而所谓党指挥枪的原则，既是野蛮意识形态的产物，更是一党专制的怪胎。它不但伤害中国社会，还将严重的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党指挥枪的原则对军队的伤害，比起社会对社会的伤害更有过之而不及。彭德怀、贺龙的惨死，林彪的出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不说明这个野蛮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的伤害是共同的。而军队不但不可能是个列外，对它的伤害只能是更极端、更惨烈！更何况，一党专制本身就是一个非现代的政治理念，一个落后的政治制度，并已经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瓶颈。对它的变革，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予以极大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篇文章的问世，既不合时宜，也不负责任。
至于军队国家化就是“抹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更是奇谈怪论。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性质是由军队的国家化还是党化决定的吗？岂有此理！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就是归真主党所有，而非黎巴嫩政府所有，你就能说黎巴嫩就社会主义了吗？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分别归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本质上也是党化军队，你能说巴勒斯坦是社会主义？这本身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你岂能胡扯一气？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就连邓小平都公开承认：我们没有搞清楚。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主义，子虚乌有的东西，如何抹杀？你说给我们听听。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歪理，在中国鼓吹了几十年，使嗜权者们如此倾心。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在农村乡镇一级的官员，无一列外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忠实信徒。他们把这个野蛮的政治观念，延伸到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无节制地扩充警力，无制约地滥用警力；用来对付那些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还有那些许多强行的拆迁、上访的人员。这些暴力论的崇拜者们，从来不懂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以他们的无知不断地制造矛盾、激化矛盾。难道他们已经无知到种下如此多的仇恨，其后果将是什么都不懂了吗？我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么些看似与题无关的事情，不外是要说，枪杆子崇拜要不得，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是要不得。正如任仲夷所说的那样：“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任仲夷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也是改革开放的大功臣。若说他人对中共无好感、有情绪，出言偏激，也许是；但任仲夷则不然，他可是一片真情，苦口婆心。
同样的道理亚里思多德也说过：“暴君维系王位的办法只能取决于臣民们物质生活和道德方面的堕落，他们的软弱无能和彼此的不信任，他通过密探，刑罚，苛捐杂税和鼓励放纵等形式来创造这些条件。事实证明，暴君政体和寡头政体都不可能长久。”这是2300年前他在《政治学》中说到的，或许这更像当今中国的现状。而亚里思多德之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更有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怎么办？是坚持野蛮还是走向文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现实。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