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0日讯】【编者注】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研讨会于6月6日和7日在美国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主题为“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命运”。何清涟女士以“右派与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比较”做了专题演讲。以下是录音整理何清涟的演讲大意。
一、50年代，90年代知识群体政治地位的不同
50年代的知识份子，与今日知识群体在中国政治格局中，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政治上，知识份子地位低于工农，毛及中共规定知识份子要接受工农教育。在任何打击知识份子的运动中，工人、农民都作为政权的同盟者参与批斗。可以说，中共政权对知识群体是利用、改造，其统治基础是工农两大群体。邓小平改革后一句‘知识份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让知识群体感激涕零，“一片科学的春天”，觉得终于被当政者承认是自己人了。
而90年代以来，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已发生变化。宪法中规定的作为国家主人的工人与作为同盟军的农民已完全边缘化，政治上完全失去了改革以前的任何优势，哪怕是名义上的优势；经济上除了垄断型国有大企业的职工外，大多数已沦为社会底层。而知识群体由于中国当局采取笼络政策，群体中的上层，往往能够通过人大、政协以及其它管道，在政治圆桌旁获得一席之位，依然以统治精英的一部分自居。
我在2000年3月曾在湖南长沙的《书屋》发表过一篇文章－－《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其中就谈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结盟问题。但在这三种精英之中，政治精英居于强势，经济精英次之，知识精英则更居于依附性。
这篇文章登出后，我人还在瑞典访问，中宣部工作组已被派驻《书屋》杂志社，他们问“这篇文章写作背景是什么？是谁指使写的？”我回国后，市委宣传部打电话来询问，我回答“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没人指使我写，如果这些数据有误，你们可以批评指正。”之后，我的个人处境就变得恶化了。
二、经济地位的不同
改革以前的知识群体，从经济上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供养，虽然高于工人群体，大约是1.5：1，总体差别不大；而自90年代以来，知识群体的收入大大提高，除了政府财政供养部分之外，各知识群体都有第二收入，尤其是高等院校知识群体，搭高等教育市场产业化之便车，已成为中国的高收入群体。如果再将住房与各种福利折算成货币，差别就是数倍于工人群体，与被现代化列车甩下的农民群体相比，差别自然更大。由于这两者不同，决定了第三点：
三、政治态度完全不同：
1.除了少数知识份子之外，绝大多数都与当局保持良好关系，不再承担社会批判的责任。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经济学家。他们中的多数“左边拿政府给的钱，右手拿企业家给的钱”，这些学者也创造出不少道理，如“腐败是中国最好的”、“编出一个新中国”等，为不诚信的行为开道。
2.对敢于讲话的知识人，则是迅速被边缘化，或被打压，如当今的郭飞熊。除了少数边缘知识人之外，大多数知识人都漠视工农群体的生存状态。（上至经济学家论证下岗工人应该为国家分忧，下至赵本山表演下岗工人的“幸福”生活，在“我不下岗谁下岗”，但他真的不知道下岗工人的绝境。）
与当年的右派们不同。当年的右派们除了极少数人有过西方教育背景之外，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多少西方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的存在。而如今中国的知识群体很多是对西方社会有相当了解的人。他们对当局的曲阿依附，与其说是认识上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利益需要。
四、知识群体在现代社会究竟应该充当什么角色？
无论是中国古代社会还是西方现代社会，对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都有太多的理想描绘。中国古代关于东西方社会的看法，可以用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德隆《知识份子的鸦片》为例，都对知识份子的社会批判作用及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相当理想的期许。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尤其是考察极权国家与知识份子的关系，会让人产生许多困惑。本国知识份子的侏儒化既可以理解为知识群体本身的问题，但还有三个现象不得不注意：
远的，以法国社会的良心罗曼．罗兰为例，他曾受斯大林之邀去前苏联，见证了前苏联的铁幕，不自由、政治迫害、物资贫乏等，但他回来后，选择了沉默。五十年后他的日记发表，当时正是前苏联知识份子冒着生命危险传递真相的时候，也为日后对罗曼．罗兰的评价留下阴影。
近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研究中国的学者。这些学者们的问题太多了，我这些年与他们争得不少。《远东经济评论》上一篇文章：《中国研究学者都被中国当局收买了吗？》该文指出，应该说他们是在自由的环境，可为了能在中国拿到科研数据或基金等，这些知识份子是按照中共要求，为外国塑造了与真实中国不同的，营造了一个虚假的繁荣的中国。
哈佛大学一教授疑问，为什么留学归国的知识份子在公开场合毫无例外的讲美国民主多么不好？美国四大网络巨头放弃原则与中国政府做生意，帮助营造金盾工程；新闻集团的老板默多克向中国政府叩头，香港传媒与台湾传媒被中国政府驯化。
这些事实，说明极权政体具有一种让人下跪的专制威慑力。
我个人认为，在教育日渐普及、社会结构日渐现代化的西方社会，知识群体早已远离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良心角色，因为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管道与利益维护方式，已经不需要自己在本阶层之外找利益代言人了。（德国教授瓦相纳的话）
在中国情况不同。工人、农民无论是组织能力，还是对自身权利的社会认知能力，都难以脱离朴素状态。所以中国的知识份子的堕落，对中华民族来说，还真是一件严重的事情。◇(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