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卢雪松：中国公祭活动透析

【大纪元6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5月29日-31日，山东省临沂市举办了“诸葛亮诞辰1826年”祭祀大型纪念活动。一个多月前，湖北襄樊市举行了“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关于对女娲、黄帝等古人的祭祀活动也在不同的地方多次上演，甚至很多贫困地区动辄斥巨资举办大型活动。公祭的形式基本都是设一大型祭坛，摆上五谷三牲，然后鸣炮鸣金，击鼓奏乐，朗读祭文，焚香敬香，摆献花篮，鞠躬礼拜。如何看待公祭活动这一热潮，大纪元特此采访了中国作家、前吉林省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师卢雪松女士。

似是而非的公祭

记者：你对这些公祭活动怎么看呢？

卢雪松：你所谈到的各种公祭确实是这几年来大陆很热闹的一种文化活动。关于这一寻根溯祖的热潮，我曾听说甚至对于女娲的诞生地、神农的家乡、诸葛亮的隐地，都因为历史记载得不明确，以至让数家地方政府争得不可开交。不过，从表现上看，这些公祭行为大多搞得似是而非，虽称为祭祀，其实并无祭礼可言。

记者：你说“似是而非”，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吗？

卢雪松：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的曲阜祭孔。台湾知名学者龚鹏程教授参加完整个祭礼后，竟评价是其“平生所见最烂的一次祭孔典礼”。龚先生在其博客中对此次祭礼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比如“祭场未净场，祭礼不正供，司仪穿太监服，乐生着清代官服，礼生着戏装。”完全是不伦不类的乱搭配；而祭孔开始后，各种仿古歌舞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却都稀奇古怪，没有来处。至于当晚的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则完全与祭孔无关，流行歌曲、“主旋律”歌曲，将祭孔活动的闹剧性推向了高潮。由此，龚先生感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真是切中要害之语。其实我们身在这边的人比龚教授更容易深入体会这种荒唐闹剧背后的原因。

记者：你认为这种“似是而非”是普遍现象吗？

卢雪松：这一两年，各种公祭活动在电视上边都有实况转播。但是，连祭孔这样意义重大的祭礼都尚且如此，其它的公祭，其不守礼制、随心所欲、硬伤叠出的情况更加严重，也是没什么奇怪的了。

“大而空”的虚假之风

记者：中共当局好像很重视这些公祭活动，为什么又搞得这么不成样子呢？

卢雪松：这个结论看似矛盾，其实有其内在逻辑。在大陆，这是思想及意识形态方面长期推行高度控制的必然结果。当所谓主流意识形态以“真理的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它就一定会拉拢来民众，巩固其统治性的地位，为掩饰其争名夺利、专制暴戾的内容，它能做的就必然是靠一次次的运动来打击不同声音者，打击找寻真相者，在公众面前树立其“伟光正”的幻象。它越怕被人们看透，做文章就要做得越大，这是它虚弱的一个表现。

记者：类似公祭活动，在受到您所说的“意识形态高度控制”的影响之后，在形式上会有何变异呢？

卢雪松：很多被其操控的活动，包括所谓公祭，由于受到毒化，在形式上就已形成了“大而空”的特定模式。大，为的是做声势；空，才是其本质上的样态。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严峻恐怖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之后的中国人，早已驯服地接纳了这种“大而空”的、实际就是虚假虚伪的生活。虚假之风已经弥漫在空气之中，在其中过久了的人，嗅不到这种空气甚至会感到不自在。

记者：大陆的中国人对你所说的这种“虚假”体会深吗？

卢雪松：无论虚假多么势力强大，真理却是客观存在着的。正因为真理的自在，才能映照出虚假来。但泛滥了的虚假之风却使得这个社会滑离了真理的轨道，这是让人痛惜的。皇帝明明没穿衣服，皇帝自己、大臣、子民却都因不敢戳破虚伪而自欺同时欺人。得意的只是那两个骗子，他们利用人性的弱点欺骗了所有人。可悲的是，今天中国大陆的人们，比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走得还要远。上欺下，下骗上，到处都在做表面文章，廉耻无存，混乱一片，庸俗不堪。

功利主义的工具

记者：有评论人士认为，在表面文章的下面，似乎直接的经济利益才是公祭主办者的目的所在，你怎么看呢？

卢雪松：这话说得不错。公祭活动热度不减，其背后直接联系到地方产业、旅游业的经济利益。公祭某某先祖或某某人，这已经是一种品牌设计，实际是政府招商引资、开展经贸洽谈的手段而已。当他们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感到本该被尊重被善待的传统文化已完全沦为某些人逐利的工具。

真砸烂假复古

记者：中共本来是在砸烂了的传统文化的废墟上站住脚的，现在又高调复古，你认为这是一种矛盾吗？

卢雪松：这种砸烂，当然是真砸烂，否则今日大陆精神文化不会这样贫瘠；而复古呢，我认为是假复古。因为文化是不能做表面文章的。在经历了人为的文明断层之后，在涤净那种党化的斗争思维方式之前，我们已不敢妄言什么是真正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没有全民族的对党化教育的深刻反省，何谈真正意义的复古？

最近见到余秋雨的一段话，他说：“英国哲学家罗素原先是倾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十月革命后就突破西方的偏见前去访问，很多布尔甚维克的官员、知识份子、文化人陪着他坐船在伏尔加河上航行考察。他实在太讨厌那些人了，那么多天的航程，表现出他们能够评判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既评判人类的所有历史过程，又评判各种政治制度的成败得失，他们似乎已经不必探索未知了，历史规模和人类方向全已经胸有成竹。其实据罗素观察，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他们在钻营中打发日子，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信仰，因此，是站在气泡上的高瞻远瞩、俯视万物。我们的年轻人在评判自己所不熟悉的宗教世界时，请想想罗素的目光。”我想他的意思是，对今日的中国，罗素的目光一定会是充满厌恶的。“布尔甚维克的官员、知识份子、文化人”在这里到处都是，“他们能够评判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当然包括传统。“站在气泡上”的独断既可笑又可怕。

现在虽然公祭活动大行其道，其实却恰恰暗和了那种党化的“指鹿为马”的专制思维。

国学的根本是天道观

记者：那这种党化思维与当今大陆的国学热又是什么关系呢？

卢雪松：我觉得，当下中国大陆的所谓国学热，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思维毒化，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本质，在认知上有着严重的扭曲。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国学就等于“大一统”专制帝国的思想学说，国学就等于君王独享生杀大权，百姓生死由命，‘君让臣死便不得不死’的犬儒哲学。这恰恰是人为的文明断层的体现。其实国学的根本是天道观，及人对天道的敬畏，对自我生命本性的体认与反省。

我本来是在价值取向上更贴近西方文明的，那种阳光、那种真诚、那种英雄气质、绅士风流，及对人性的尊重，都曾让我感觉与自己的个性相投；但近些年来，随着对经典的阅读、经历的丰富和思考的深入，我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观，其守静、内敛的精神气质，循道而行的正义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大智大勇的人格力量，其魅力是无穷的。可是官员们所热衷的国学，其用意并不在此。

当局倡导国学的意图

记者：那么你认为当局倡导国学，用意何在呢？

卢雪松：从这一点上来说，官员们似乎想把这个东西作为能够使得社会稳定的手段。官方试图营造一个所谓和谐社会，尽可能希望种种弊端能够通过民间的一种无原则的无限容忍、退让、甚至是犬儒的形式来缓解，使得这个社会尽可能的不至于出现非常激烈的冲突。基于这种考虑，传统文化才被继续曲解，作为可以利用的工具。但一种主张，如果在实质上已割断了传统的血脉、如果只是试图继续坚持一种横移而来的、失败的体制，甚至试图只是以自我的欲念来建构社会，那么即便它有时还可能是打着某种传统文化的旗号，但结果都不会很妙。

记者：回到公祭的问题上，官员们的公祭在诉求上有没有选择性？

卢雪松：譬如，孟夫子虽也受到公祭，但待遇不高，祭孟所强调的是仍是千篇一律的中华崛起世界和平，而有意回避了他的思想的精髓。因为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一定是不招统治者的喜爱。明太祖朱元璋还一度把他赶出文庙呢。台湾的龚鹏程教授在其《鹏程随笔寂寞孔孟》中是这么写的：“我跑去邹城，看了孟庙孟府。门庭寥落，车马稀疏，与孔府孔庙没法比。邹城博物馆亦未开，峄山铁山岗山诸石刻俱不得见，憾甚！人皆知曲阜，而不知邹城，可悲。”这种功利主义的公祭确实可悲。

弘扬国学 学在民间

记者：关于对中华民族先祖的祭祀活动，您作何理解，有何建议？

卢雪松：现在的中国，在整个社会文化层面，传统几乎已经消弭殆尽，在我们没有把握传统文化真正的内涵时，那种折衷、平庸、犬儒的官方版本的国学，那种在当政者严厉限定的范围之内的国学，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根本不能构成一种张力。而且弄不好还会严重毒化下一代对于国学和传统的认知。所谓公祭背后隐藏的就是这个问题。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我以为，在天人合一的宏大的哲学背景下，有一个道的存在。对于道的理解，我们往往容易简单的将其理解为一种玄妙的想像，但往往容易忽略，天道是真实的，不是想像出来的，而且是需要下贯到行为层面的，它的道德内涵是以道抗势，这种道不被世间权力所制约。

就以公祭为例，《祭义》上面讲，“君子之祭也，躬亲之，致其中心之诚，尽敬洁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谓之能祭．”官员们有“中心之诚”吗？能称为“君子之祭”吗？《祭义》还说：“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谓也。”无神世界中的官员们相信“神”的存在吗？《祭义》所说的“祭然后能见不见，见不见之见者，然后知天命鬼神”，要沟通看不见的世界，对于那些信仰唯物主义的官员们来说就更无从谈起了。

要真正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真正下一番功夫，深入的去钻研。在目前的中国，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普及的工作。如若真的是要慎终追远，弘扬国学，那就应该牢记学在民间。传统文化的真血脉在民间并未完全断绝，但严重边缘化。只有高压和控制缓解乃至消解，国学在民间复兴才有可能。对每一个人而言，如何以一个反省的立场剔除自我长期在毒化的文明空气中吸纳进的毒素，如何勇敢地回归真实、自由、独立判断的自我，如何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贴近东西方古代文明的真谛，这才是当务之急的事情。(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