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2日讯】中国的惨祸太多，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生命死于各种各样的“人祸”——“天下苦秦久矣！”40多年前顾准就说到：现实中的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用大多数民众的痛苦换来少数特权统治者的快乐。尽管今日中国共产党把“和谐”挂在嘴上，泛滥成了“和谐交通”、“和谐电信”、“和谐环境”等等，但都祇剩下欺骗人的空话。再没有比“和谐房地产”、“和谐股市”、“和谐诉讼”、“和谐上访”更反讽搞笑的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胡温时期”的“反和谐”还在继续。
小惠难挡大恶
其实，共产党的道德虚话像几千年伪善的仁政、德治一样，一是与做的相反，二是即便是说，也是颠倒错乱，一到具体政策就不认账、不守信，前言不搭后语、驴头不对马嘴。这尤其表现在农民中国。
先说共产党自我贴金的好事。一是免农业税，全国200多亿，有学者说本来收这笔税的成本就高，得不偿失，还引发太多的官民冲突。免了之后，各地县乡政权千方百计欺骗农民多买化肥、农药，弄得农民们自己种的粮食都不敢自用了，县财政早就通过县里面的官办公司、乡村里的农资奸商，把区区农业税捞回去了，加上教育乱收费越来越放肆——今年“两会”代表唐健的提案说到：1995年大学收费是800元，没过几年是5000—8000元，而此间人均国民收入仅增长不到4倍。唐代表仅仅说到中国教育部的“规范”行为，各地普遍出现的公办学校人为萎缩，例如农村的高中乱收费早已高过高校了。农村公共工程收费名目越来越多，谁还能感受到免除农业税的轻松呢？
二是一些农村实行让农民交15元的医疗统筹，不但毛毛雨而且时有时无、湿一块干一块，当官的倒是占用农民医疗资源越来越方便了。有数据显示，全国医院每年的药品加价获利500多亿元，医药企业每年敬贡给医院、医生的“好处费”也有这个数，此外，医院无偿占用医药企业流动资金1000多亿。这还是在10年来为解决老百姓看病贵而连续22次降价的情况下存在的！“据卫生部调查，农村地区儿童疫苗的接种率在不断下降，计划免疫建卡率从1993年的87%下降到2003年的56%，三级预防保健网破裂，慢性病上升，农村血吸虫病、肝炎等疾病的预防无人问津。在农村，前两位的慢性病也就是循环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从1993年的1.6%和2%上升到2003年的3.1和2.5%，农村因病致贫或返贫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30%以上，有的地方占70%.”实际情况远比卫生部的调查严重。光是城市、工业扩张造成的污染转移，相关农村的卫生恶化就已经异常惊人。
三是建设新农村正导致新罪恶。很多地方这两年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疯狂再造新镇、新城的运动。相对不穷地区的数百万农民，原来的“别墅”被推毁了，拿着几万块钱住进了百来平方米的新房，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若干年来，共产党官商勾结的房地产圈地运动，造成了6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除靠近香港的政治视窗地区尚可外，多半沦为赤贫，如今建设新农村运动，连政治视窗地区也遭横祸了——中山市委宣传部长丘树宏的文章披露：在珠三角，“泛城镇化、泛居民化倾向，给新农村建设带来较大障碍。有的地方不顾现实条件，片面地追求城镇化率，盲目推进‘村改居’进程，驱使广大农民‘洗脚’进城。”这一点，秦辉先生早在批判费孝通的小城镇策论时，已经指出是苏联集体化中的一大罪恶了。
满脑子传统政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胡锦涛们，对此能不负责吗？
抽水财政恶甚行业垄断
方方面面、里里外外掏空老百姓，是中国主要的“发展现状”。垄断行业基本上干的是这勾当。以电信为例，从5000多元开始的电话初装费，到月租费、到高额营业费、各种特殊功能服务费（例如完全可以取消的来电显示费、手机漫游费等等），简直可以说是黑社会式的抢劫！北京邮电大学资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阚凯力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仅仅在上半年6个月的１３７０亿元收入中，税后净利竟然高达３０２亿。相比之下，全世界电信运营商的利润率没有一个超过１０％，而美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的利润率仅为１％。
垄断行业之外，最可怕的垄断是竭泽而渔的政权性垄断，这个垄断比垄断行业更让老百姓贫困化。长期以来，共产党一边干脏事一边说漂亮话，什么控制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啦、一边建设一边生活啦、把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放在第一位啦，全是骗人的鬼话，是习惯性政治谎言。事实是共产党长期是、今天还是实行的压榨经济——“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3.9万元，预算外财政收入5000亿，加上国有部门企业当年盈余近1.1万亿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000亿，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高达6万亿，接近占到GDP的30%.……中国的高储蓄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度增长，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的占比高达21%”。这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政府直接进行和通过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整个投资份额的1/4左右。而这一比例在近三年可能以更为惊人的速度在上升。“中国的‘高投资’问题远非规模之忧，实则政府主导的体制之虞”。“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从1998年的1458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8784亿，年均增长37%；财政收入从1992年的3297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37636亿元，增长11.42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9%，这还不包括应该计入财政收入的社保收入和土地收入，并且还有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的预算外各种收入（引者按：每年3000亿的此项巨额收入都被官员们集体私分和挥霍掉！）；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额1990年到2005年，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14.6，扣除则为12.5%，并且城镇职工工资总额与GDP的比率，1990年为15.9%，到2005年下降为10.75%”。（“工资总额是现值”，GDP则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城乡居民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则分别增长11.4%和7.3%”。“农民工工资改革开放以来到2006年名义增长率年均祇有3.5%”。（同上报2007年4月26日周天勇文）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说：目前近6万亿的财政收入已经占到GDP的近30%，1993年祇占12.6%，照此速率再过10年将达到40%，而折旧总要占个10%，企业利润总要占百分之十几，那就占60%多了，我们的消费祇占了40%，而且还在以每年1—2个百分点下滑，美国还占50%呢。从1993年开始的分税制是是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低的“反向调整”。
原来中国老百姓受穷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政权的财政至上！共产党财政永远是填不满的无底洞、永远的紧缺财政、赤字财政、欠债财政，养着那么多专与人民作对的党的官、政府的官、人大的官、政协的官、工青妇等等不是官的官呢！“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而近几年“仍以年均23%的速度增加”。尸位素餐的官们总要摆出些做事的架势来。做些什么事呢，说谎、腐败、镇压老百姓之外，无非是征地造楼、拆迁扩路、上一个比一个大的工程，通过滥用财政让GDP数字好看些，好看了又可以当官、升官，当官、升官了接着无非是再干这些，什么县长、市长、省长，都不难当，不就是一个吆五喝六、出席开工峻工仪式的工程队长嘛！据专家研究秦始皇开始造的长城，从未发挥过军事防御作用，今日共产党造的军事的经济的各类“政绩长城”，其昏聩让历代帝王汗颜。
《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3月19日记者报道：“十五期间”中国投资率从38%增长到43.36，消费率从59.77%下降到52.14%，2006年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49.9%，消费却祇有35.7%，是历史的最低水准。“从2002年到2005年中国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提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
政权垄断下的增长罪恶
戳穿政治妖娥最有力的是两样东西，一是人们的本能、感觉、感受，也就是司空见惯的生活事实，二是有良知的学者们的观察。中国老百姓的日常感受早就明确判定了共产党统治集团是什么东西了。随便在哪个社会角落，人们都知道杀人放火的强盗土匪是最坏的，可是，听听人们怎么骂共产党的吧，更刺耳了。中国有良知的学者也可能有一时的糊涂、犯晕，但就是发高烧神志不清，共产党是什么东西也能说个七不离八。朱厚泽曾在第一时刻说，没有“权为民所授”就不可能有“情为民所系”……事实证明了朱厚泽是对的。
很多人不动脑筋说：共产党很重视发展经济了。请看事实：共产党永远祇重视手中的权力，由此，它就不得不成为经济发展的祸害！张道航先生说：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肯提出：“劳动力需求的水准，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准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准低，失业率高。”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它不仅可以对此前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作出诠释，也被此后日本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验证。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能拉动就业增长约0.4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初，能拉动约0.3个百分点；到本世纪则下降到0.1个百分点。与高增长相伴的不是低失业、高就业，相反却是失业的增加。如果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可以更多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就业形势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严峻。但是由于政绩考核导向等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却把最能拉动ＧＤＰ的大项目作为发展的重点，对能够更多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5%，而其他国家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水准上却可以达到50％以上。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我国个体工商户是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５年间净减少810万户。经济增长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没有明显提升，个体户却消失了许多，这样的增长，“奥肯定律”能不失灵吗？
有作者从汇率问题谈到了共产党危害经济发展的问题：汇率问题往往被经济学家搞得非常神秘，其实，撇开投机因素，从本质上讲，汇率反映的是两国经济效率。今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效率已大大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保持低汇率，等于我们以透支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把廉价的劳动或财富让渡给西方国家。因此，我主张人民币在不给金融投机家机会的前提下，持续稳步升值，直至外贸平衡为止。内提工资、外升币值，这会不会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工人工资是西方的１／２０，祇要我们工人素质和生产效率持续提高，即便与西方工资水准比例缩小到１／５，还是有竞争力的。那么，这会不会影响扩大就业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制造工人低工资、高就业的纯粹外向型经济，绝非良性经济结构。制造工人工资大幅提高，即便就业人数减少（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搬到越南），但他们自己可购买产品、购买服务，这就也可以扩大二产、三产就业，并提高全社会的生存质量。
这位作者的部分阐述被学界称作“卖方借贷”。卖方假如没有钱的话，卖方借给买方，但当然有利息要求，没有利息要求的“卖方借贷”必然有鬼。我这里发明一个“买方馈赠”吧。就是卖方的所卖本来就是买方送给卖方的。当然不合理，但如果是买方真正心甘情愿送给卖方的，且买方不是赠送方，不像中国贪官收受的贿礼那样的，也情或可原。中国官方的一切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被迫赠送”，但回过来要用之于老百姓了，却还要老百姓掏腰包，这就如同强盗绑票要赎金了吧！
长期来中国共产党自吹自擂的第一大泡泡是引进外资与出口增长。连国外经济学家（例如最近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巡讲）都忍不住揭露说：这是“卖方借贷”。什么外商投资？一是流出资金逆超；二是假外商纯属贪腐洗钱；三是一开始外商就被迫成了经济帝国主义——共产党的超级买办主义造成了卖国。而出口厂商竞相压价、政府怂恿下的劳工血汗工资造成的出口商品超级低价，这一中共商业部沾沾自喜的顺差业绩，无异于没有利息还倒贴利息的超荒诞“卖方借贷”。2007年3月19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报道：2006年中国GDP的80%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这个出口人家是不对自己的企业征税的，中国要征，退税比例低而且还不能兑现。到了人家那里又遭遇反倾销等等的措施，这样的情况下又是低价，劳工们的工资可想而知！刘煜辉先生说：“如果将中国劳动力与人均GDP的比例设定为100，那么，马来西亚的比例是114，韩国为132，泰国为157，菲律宾为203.”党国英先生也谈到：中国一般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17%左右跌到了现在的12—13%.这一比例在发达市场国家一般为50~60%，一般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左右。
关于普通工人，除低保家庭的生存困境外，就是约5000万原国企退休职工退休金过低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由“退休职工双轨制”造成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剪刀差”问题。在2000年至2004年的５年间，全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以年均6.31％的速度缓慢增长，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增长速度分别是13.45％和11.67％。国有企业老职工，为国家建设和国企改革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现在，他们的退休工资却仅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1/2—1/4，这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并不大，祇要政府下决心，按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计（人均年退休金增加到约1.3万元），每年拿出2500亿就可基本解决问题。这2500亿从哪里来？杨先生下面说到的办法一点不难，也不仅是杨先生这样说：其一，从行政开支中节省1000亿。目前，行政支出高浪费已是各界批评的对象，有人估计，2005年政府用在公款吃喝、盖豪华办公楼的财政支出便在１万亿元以上。其实，各级政府之所以能如此豪华开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钱。减少行政事业经费，就可迫使政府节约，公车浪费、公款旅游等问题都可部分解决。其二，从国企红利中支出1500亿。
国有退休职工原本就服务于国企，用国企红利回馈他们，属“正当防卫”。其三，如以上路径不通，则完全从国债中支出。
古人说：莫以善小而不为。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愿意做的好事，再小再方便也不干，让老百活生生憋死也在所不惜。什么“群众利益无小事”，恰恰是群众利益再大也是小事甚至不算事啊！杨曾宪应当也知道的，他进一步说到农民工与城镇工“同工不同酬”，同类工作岗位的月工资可差500至800元。如果加上城市的各种社会福利，差距更大。南方一些城市，20多年来，当地人工资上涨十多倍，农民工工资却长期“稳定”。谁来可怜工人，更有谁来同情更可怜的“农民工”，指望压迫者么？与虎谋皮吧！
在“和谐社会”的谎言背后，我看到的祇是中国老百姓真苦！共产党烂透了，中国越来越混乱了。
──转自《北京之春》07年7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