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将:死刑黑名单里的“右派分子”

冯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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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8日讯】*前言

我是一介平民百姓,生命不如一只蚂蚁,不足为道。不过,我今年七十九岁了,经历过四种社会制度,那是荷兰和英日的殖民主义、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我经历过两次战争,那是太平洋战争和印尼的独立战争。我还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典礼,经历过整个的毛泽东时代,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时代,总共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

迄今为止,我没发现人世间有天堂,美国虽然也有种种严重的问题令我非常担心,但是,她的独立宣言、立国精神,即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我崇信它,因而前年加入美国籍。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也有一个梦,但愿今天我说的话,对后人会有所启发。

*“右派份子”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进攻吗?

五十年前的一九五七年,我是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五年级学生(建筑系六年制),因为向共产党提意见,经全校万人大会批斗,《北京日报》大标题批判,被打成清华大学最大的右派学生,1958年开除学籍。

由于迫害与反迫害不断升级,1959年送去劳动教养,1961年判无期徒刑,1970年列入死刑名单。只因查明我是归国华侨,张郎郎和周某是高干子弟,才留下三条命,其他的一批人全都枪毙了,张郎郎现在华盛顿,可以作证。

据官方公布,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共五十五万多人,但民间研究右派问题的专家丁抒先生估计高达一百多万,受迫害长达二十多年。

中共说,右派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而已。

右派分子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进攻吗?别人,我不知道。现在我只说我个人,欲了解真相,必须把话从头说,要细说,可写一本书。现在,我只能以最短的时间把真相说清楚,讲明白。

我受的迫害是从1955年的肃反运动开始,罪名是“偷听敌台美国之音”和“历史有问题”,结果被勒令退学,逐出清华园。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没听过“美国之音”,所谓“历史有问题”,指的是对中共不利的问题。现在简单说说我的历史,是否有问题,很有趣。

*从爱国者变成共产主义者

1928年我生于荷属东印度印度群岛苏门答腊岛的首府棉兰(MRDAN)巿。我的父母也都生于苏门答腊岛,由于父母的中国方言不同,不能沟通,在家都说印尼话。我的五个哥哥和姊姊都上英文或荷兰文学校,他们七个人都不会中文,与中国没有任何来往了。

唯独我上过英文、荷兰文和中文三种学校,上荷兰文学校还须兼学印尼文。总之,我接受印尼、西方和中国的三种文化。

我从小看美国影片,很喜欢美国,但读中国历史,让我成为爱国者,强烈痛恨列强侵略我的祖国。1942年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就是今天的印尼,我要求同学余开灵给我改名,他比我更受国,而且崇拜领导中国抗日战争的蒋介石,他给我改名“国蒋”,国家的国,蒋介石的蒋,又爱国又爱蒋介石,我非常高兴。至于为什么我要改名,没时间在此解释。

我因为公开反对学日文,被日文老师打一个大耳光,从此罢学,在反日左派老师周庆瑞家里,组织秘密的读书会,专读爱国和革命的作品,如法国的《最后一课》,苏联的《列宁的革命故事》和中国巴金的《灭亡》小说等等。

1945年日本投降,印尼立即宣布独立,进行独立战争,我上左派中文中学,读左派报刊,很快成为毛泽东的信徒,把我名字“蒋’字的草头砍掉。

我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相信人类的灾难出于私有制,共产党的革命目的在于消灭私有制,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我决心为此奋斗。

1946年我在新加坡华侨中学上学,在全校演说比赛中痛斥“美帝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后来在马来西亚共产党办的学校任教,住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社,那是专门卖各国左派和共产党图书报刊的书店,在那里我饱览共产党的文化,加入中共的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我非常敬佩美国人组织的国际纵队,帮助西班牙人民对佛朗哥的军队作战。因而,当马来西亚共产党组织“抗法援越”志愿军时,我和同事石宝生带头报名参加,因被英国当局阻拦,未能成行。

1948年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共产党都被镇压,我极为悲愤,1949年初我二十岁时愤然离开印尼到香港,目的想到中国解放区学军事,将来回东南亚干革命。

*上最革命的干校和军校

我在香港考入中共办的达德学院,不久因被英当局封闭,中共把我和一批东南亚的左派学生保送到北京,在北京中共中央为我们特别设立华侨青年训练班,以培养对外革命干部为宗旨,高度保密。我们常到中南海听中央首长的报告,我听过朱德司令的全国军事形势的报告。

由于我个人老在学军事,不久转入华北军政大学,后来因病退学,重上没念完的高中。这期间经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发现许多问题,这里只举六个问题:

*我发现了许多问题

我参加“三反运动”,对贪污犯,非共产党员,逮捕法办,共产党员只作检讨了事。法律不平等。

镇反运动时,我目击一列卡车的反革命犯,送往刑场枪毙,事后才知道他们都是已放下武器投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对国民党虽然没好感,但不赞同这种屠杀(多年后才知道,被杀者多达上百万人)

明明北朝鲜进攻南朝鲜,中共却说“美帝侵略朝鲜”,发动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欺骗、煽动、强迫千千万万人为金日成送命,我不赞同。

我发现毛泽东比蒋介石,中共比国民党更专制独裁,何止千万倍。

我发现中国内战的罪魁祸首,不是美国和蒋介石,而是毛泽东共产党。

我发现苏联奉行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与我追求的国际主义背道而驰。

这些问题非常严重,但我一句也不敢说,守口如瓶。由于我预感到将来必会发生更可怕的灾难,因而1952年我高中毕业的前夕,决定离开中国,因走不了,才被迫留下来。同年,我考入清华大学,那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同时巧遇北京漂亮的姑娘,两人相爱,双喜临门,可以说不幸中的大幸!

*祸从天上来

没料,1955年肃反运动一开始,突然,祸从天上来,我竟然成为“肃反对像”,在斗争大会上竟然逼我交代所谓“偷听敌台美国之音”和“历史有问题”等,由于无一件是事实,我的态度自然很强硬,落个“抗拒运动”,被勒令退学。

一年后我拿出国证,临走前找校长,我只问他当年为何把我斗争?我只求真相,从未想过要求平反,没料是他自己认错,给我平反复学。

1957年整风运动时,校园贴满大小字报,我没动。校长召集华侨同学座谈会,两次通知我,我都谢绝参加,第三次紧急通知,我才被迫参加。

会上潘志明同学叙述他在肃反的遭遇,审讯他的人用台灯强光逼他承认在印尼参加过反动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事后经外调也证明他清白,没给他处分,他说提意见的目的,只希望今后勿再发生同类事件。

会上我没发言,没兴趣“向党进攻”,只因校长只说一句“我不知道”就宣布散会,会后我才贴一张大字报,题为“要求党委交代潘志明事件”。文字不多,有一句话却很尖锐,“三更半夜多次利用台灯的强光照射眼睛进行逼供,并高呼口号‘不坦白,死路一条’进行威胁,是法西斯行为“。这是我在中国八年当哑巴,第一次向党了解真相。

结果,一方面我收到很多信,表示支持我,一方面党委再召开华侨同学开会,由当事人向潘志明道歉,但死不承认使用过台灯。第二次的会,其他人都不敢说话了(会外党委找过他们谈话、施压)唯独我一人坚持要当事人黄志冲等人承认事实。

我这样执著,这是因为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凡事须尊重事实(英文叫FACTS),明辨是非,认真对待的精神,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庸之道、难得糊涂等哲学。

没料,有这样的大字报出现,说根本没有所谓的“潘志明事件”,是“冯国将一手捏造的”,倒打一耙,要我做检讨“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云云。

我找过潘志明,问他有没有台灯逼供的事?他反问我:“我敢造谣吗?”。面对这样严峻的事态,怎么办?很不幸,我没有学会中国人“好汉不吃眼前亏”、下跪叩头的本领。我崇信的是中国古代“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我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于是我贴第二张大字报,明确回答:“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做检讨!”

接着党委又做工作,布置全校性的“肃反大辩论”,其实那又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但我却没退却,我多次上台叙述潘志明事件的真相和我个人的遭遇。博得热烈掌声,甚至有人感动得掉眼泪。

党团骨干,包括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副书记,纷纷上台,重弹毛泽东的滥调,宣扬所谓“肃反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和缺点是次要的,是九个指头的一个指头”云云,批判围剿。

我揭发学校被斗争的人多达600多人(赵树 提供的官方数字),只抓我变成个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因而肃反运动是破坏宪法、蹂躏人权;斗争会是培养人的野蛮;许多干部不学无术,利用政治运动踩在别人的头上向上爬,制造新的反革命分子……因而肃反运动的成绩是负数!

六月五日,我最后的一次发言被录音,全文登于同年的校刊《新清华》上,作为所谓的“反面教材”,供全校万名师生员工所谓的“批判”。(这些资料,现在被封存了)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这是为什么?“(由毛授意),开始公开把整风运动转变成反右运动。

在全校万人批斗我的大会上,由于一开始不许我澄清事实,我当即退出大会,把在座的党委们都气绝了。我从远处听到高音喇叭的声音,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后来任教育部长)说:“如果冯国将要回家,我们不拦他(多么仁慈啊!),潘志明说,他虽然受到了委曲,但是党还是爱护华侨的。”云云。(呸!)

1959年深夜我被绑架,强送劳动教养,因饿死累死人太多,我被迫于1960年6月6日凌晨钻出电网逃亡,我决定逃往缅甸,不幸在北京被捕,判无期徒刑。经过上诉,法院承认判刑过重,改判五年,但刑满后不准回社会,而且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局就决定把我和其他人发配到新疆大沙漠开荒,当时我有肺结核病,与其白死在沙漠,不如再次逃亡。

我成功泅渡鸭绿江抵达北朝鲜,不幸被引渡回来,又判十年徒刑,不许上诉。我为什么逃亡北朝鲜,没时间在此解释。

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杀人最多的运动之一,当局决定枪毙一批人,有我一份。当局为什么决定枪毙我?那是因为清华党委印好的右派认罪书、公安局发的劳动教养通知书、两次发的正式逮捕证我都一概拒绝签名。我的起诉书,竟把我“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做检讨”的话说成“表示我的反革命决心”。这些东西都保存在我的档案袋里,当局随时可查阅,证明我始终不认罪。我还逃亡两次,证明我是“花岗岩脑袋,抗拒改造,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叛国犯”,必须从肉体上消灭,只因考虑对华侨的统战需要,才枪下留人。

至于为什么我死不认罪?那是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答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二十四个字真言。有人笑我“一根筋”,我就是。

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年,没犯过罪和错误,没写过一个检讨的字,这是我生平值得自豪的。

*在专政绞肉机里熬煎二十年

我在中共“无产阶级专政”的绞肉机里,经受饥寒交迫、强迫劳动,以及捆绑吊打禁闭等各种酷刑的熬煎,长达二十年,九死一生。在我待过的“五八五劳动教养分场”(实际上是典型的集中营)除了我个人幸存以外,其他都饿死累死了。全国总共饿死约四千万人。

1979年学校给我的“右派”罪名“改正”,给我一千元人民币(相当于今天一百多美元),作为生活困难补助费。同年法院给我的“终审裁定书”,其中六个字是“宣布冯国将无罪”,但没给一分钱,我也没要。

同年,我移居香港,八十年代以香港人身份周游中国累计五年,拍摄一万照片。1994年重返印尼探亲旅游,1995年移民美国至今。

*必须挫败中共的攻势

中共造成八千万人的死亡,说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政党,千真万确。

有人说,现在中共变了、好了。变了,没错;好了,不对。现在它变得打领带,吃西餐,拿资本主义国家的钱,贪污腐败,比国民党严重何止千万倍!不但没变好,而且变得更危险,它现在很有钱了,可以做更多的坏事,我提醒大家八大严峻的事态:

它用最恶毒的黑话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煽动十三亿中国人仇恨美国。

它借用反台独之名,准备并吞台湾。

它用民族主义的口号,反对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的日本。

它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统战全世界的华人,为它效劳,包括为它充当间谍。

它支援全世界的反美势力,进行反美活动。

它勾结各国财团,为它的经济利益效劳。

它收买各国的政客,为它的政治利益效劳。

它疯狂扩军备战,威胁周边国家都成为其卫星团,并随时准备打败美国。

如果中共得逞,打败美国,全世界将成为中共和宾拉登的天下,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来临。因而,我呼吁,头脑清醒的人们,必须奋起挫败中共的攻势。

全世界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推动全球的民主化,尤其必须先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只有拥有十三亿人民的中国成为民主而文明的国家以后,世界才可能有和平、人类才可能有希望。我衷心祝愿,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必胜,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权万岁!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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