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中共杀郑筱萸之后

【大纪元7月29日讯】2007年5月29日中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７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到7月10日，中国高级法院日前终审宣告，维持一审对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的死刑判决。到7月10日11时59分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发布快讯，称经最高法院核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当天上午被执行死刑——但这种执行好像是秘密、神速进行的，甚至连60年前、走上“断头台”的程序也没有进行……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郑筱萸死刑的中国法律理由是：“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被告人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８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

“郑筱萸身为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本应认真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廉洁从政，但其置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利益于不顾，为有关企业在获得相关许可证、药品进口、注册、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子多次收受贿赂，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其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犯玩忽职守罪，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遂依法作出以上死刑判决”。

一、“杀头”的中国规则

郑筱萸，是中国省部级官员中，绝无仅有被直接一审就被判“死刑”的第一人。而与郑筱萸腐败数相近、略多点为677多万元的省委书记刘方仁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论官职位，中国在位省部级官员约3000人左右（未包括退休省长、部长，每一个省级区市有在位省部长是4人；包括退位省部长，一个省级政府“四大家”有省部级官员超过50人，中国目前有31个省级区市），在这种“中国特色”的党政生态环境之下，省部级高官腐败被“杀头”，岂能司空见惯、趋之若鹜？中国被杀头的“省部级”官员，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例，成克杰被杀头是副总理级别的，胡长青、王怀忠被杀头是副省级的，而省部长级的李嘉廷、田凤山、韩桂芝等是被判“死缓”。

论腐败数字，郑筱萸腐败不过649万余元，在中国官场不过是小小小菜一碟。

现在是：郑筱萸是否上诉？不上诉，则必被杀头无疑。寻求上诉改判，可能是郑氏唯一可以拿到、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了，也是郑氏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自己的唯一一条“活”路了。若真是上诉，若与中国所有被判“死刑”的“巨贪”们适用法律、律条量刑等条款细节做比较，郑氏最起码可以得到改判“死缓”——这是与中国绝大多数巨额贪官比较之后得出的必然结果，但这也足以起到杀鸡给猴看——中国惩治腐败因体制根源匮乏的表面决心。因为中国反腐败的“制衡”、生态环境依然空前严峻，建立一个正常国家的“生态环境”制衡制度，依然山高皇帝远的看不到任何尽头……

中共自1921年7月1日诞生算起，至今86年多，残酷暴力的“路线斗争”贯穿于共产党血腥历程的任何一步。暴力革命，暴力执政，暴力杀戮，几乎成为这个政党生存、维系的唯一途径。从革命党，改造成合法的执政党，中国的路还很远很远——

二、中国贪官现状样板

判郑筱萸“死刑”，是近几年来“贪官”中最重中之重的案例之一了，对省部级的高官判死刑，这是中国近40年来几乎是“绝无仅有”。这表明：在中国法律规则没有调整的前提下，个案的严重性或上层的公识、法官判罚的尺度发生了巨变，也反映了中国高层对反腐败决心和力度的左右摇摆、拿捏出现高低不同，对高官情节特别严重的案件更是上下左右、难以揣摩到位。中国刑罚量刑的标准，的确值得历史、惩治腐败来加以深思和考量。

● 中国贪官及刑罚数据比较

从以上、中国绝大多数贪官的“罪有应按得”来看，郑氏并没有绝大多数贪官那样有1000万、2000万、3000万等以上的巨贪，但郑氏毫无疑问的被杀了头、上了西天。这是在中国《刑法》没有任何变更、修改之下，腐败749万元、中国杀头罪的最小数额的被执行者，中国《刑法》的尺子量过无数个超过1000万、2000万、甚至近4000万的刘金宝、刘志祥等都被放生，郑氏却被当然的杀头……

话又说回来，在今日世界，要让老鼠的同类去研究、管制、并制定出一种“老鼠不吃大米”、不偷吃粮食的规则，这有多大可能、有可能让中国的“老鼠们”在天底下真的不再偷吃、不再害人行吗？而在人类、地球上要“消灭”老鼠，唯一的法则就是要建立一种生态制衡的环境，要培养和扶持“老鼠”的“天敌”——这也是地球、人类所有生存与延续的矛盾共同体，而世界就在这种矛盾中无法阻挡的历史前进了！

三、中国腐败环境严峻

2006年,只有105个县级、17个地级市建制政府机构的安徽省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案91人，其中厅级干部11人，省部级干部1人，党政机关担任实职干部35人，查办腐败党政官员再创历史最高记录、厅级干部职务犯罪要案居历年之首（见2007年1月12日 08:11:10新华网　来源于：《检察日报》《安徽去年查处县处级以上91人其中厅级以上12人》一文）。2006年，有107个县级、10个地级市政府建制的陕西省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1134件1349 人，其中1124人涉嫌贪污贿赂、225人涉嫌渎职侵权，查办贪污贿赂大案和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400件（见2007年1月12日 16:56:21 新华网《陕西去年79名县处级以上干部涉嫌职务犯罪被查处》报导】。

面对中国13亿公民的吃药贵、看不起病、医疗保障溃堤，面对中国食品安全殃及13亿公民、波及全球，面对中国党政官员腐败的不治之症，面对中国社会的怨声载道、奋起的游行示威、民主与法治浩荡西风，判省部长级的郑筱萸死刑，好像是顺应了民心、解了13亿人的心头之患。但中国的党政腐败进入高级阶段、且是根本无法阻挡，像当今中国“领头羊”广东省，腐败进入绝对的“高级阶段”——近几年来几乎抓不到一个在位的贪官，能抓到的贪官都是“死老虎”、全是退役官员。而死刑郑筱萸，则是把13亿中国人注意力都转移到郑筱萸身上，而中国在案所有省部级贪官几乎都比郑筱萸贪的数额更大、更贪得无厌，而省部长中、唯一判了郑筱萸死刑，这是中国近50年来的一大奇迹！同时揭示了中国社会矛盾与司法体制调节的严重紊乱，连刑罚贪官也没有公正，那么“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见《中国宪法》第33条）还有什么公正？

四、腐败正所向披靡

中国反腐败又处在一个高峰、新爆发时期。2005年底爆发于中国黑龙江省的整体特大腐败案，几乎链接了黑龙江省政府、省级最高法院、省检察院等100多个省级机构、总共13个地级市、130个县级党政的所有的省、市、县长和三级党政一、二把手官员。仅受到党纪国法处置的副厅级党政官员就有 50多人。特别是爆发于2006年末的上海陈良宇团伙腐败案，几乎让所有13亿公民制衡权力、遏制腐败成为绝对的无可奈何。而中国先前杀掉脑袋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有什么威慑、又有什么警示的历史效应？黑龙江省党政的普及腐败案，再次印证了所谓“严打”“专政”的根本无能与体制空缺的根源障碍，而要建立一个正常国家生态制衡环境下如“大自然”那样的游戏规则。

制衡，一是要有彼此之间制度约束；另一是要有天平一样的衡量可能；而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大自然”如动物的食物链、阳光对植物、生物那样的“阳光法则”——大自然“自然法则”那样的人类地球一样的生态环境。现在是，“中国特色”能树立起所谓的“阳光制衡”吗？首先没有生与死的制衡法则；再者，也根本没有“两个天平”盘的不可缺、最起码的衡量环境。生态环境、法制环境的国家“制衡”，中国几乎还根本看不到任何源头。中国3000多万、在位党政官员的郑筱萸们，难道体制本身的“有空可钻”、几乎怂恿漏洞就不付任何法律的、管理的、道义的和“大自然法则”灾难惩罚般的历史责任、天灾人祸？！倘若多杀几个郑筱萸们，就能从根源上遏制中国腐败，那么多杀几个岂不也解决了如中国“文化大革命”般的国难问题了？！

五、“反腐败”未有穷期

上海市陈良宇团伙腐败案、黑龙江省的党政腐败案就这样义无反顾、无法遏制的爆发了，这是21世纪以来新近发生的登峰造极的党政腐败案。以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枝→赵洪彦（原黑龙江省省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德（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绥化为地市级建制，是赵洪彦、韩桂芝的根据地）为党政腐败的中轴链，造成黑龙江省30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纷纷落马（指已经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仅绥化市马德腐败案，就有超过40多位地方党政官员“一把手”全军覆灭。腐败，又有什么可怕、不可怕？不依然前仆后继、一个更比一个大的继续进行腐败吗？上海市及黑龙江省腐败链，仅地级市长、市委书记、厅长、区长等“一把手”就有30、50多人纷纷落马——这是生态、环境体制所造成的必然灾难，也是正在连续发生、根本无法遏制、不惧怕死的生态、环境灾难。

据国际权威数字历史总结，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5000美元时，这个国家的腐败行为才能达到创记录的最顶峰时期，而这个国家到了国民人均5000——10000万美元年收入及更高时，国民的整体利益和素质才会当然生成有效对腐败产生制遏。中国自 2003年起，人均收入第一次超过了1000美元水平。这就是说，按国际发达国家以往走过的腐败之路，中国社会还远未达到腐败的最高值。以此来类推，中国 2004、2005、2006年以来的上海团伙腐败案、国家药监局郑筱萸等集体腐败案、湖南省郴州市党政全部腐败覆没案，及黑龙江省党政整体腐败案、浙江省宁波市党政反复爆发第一、二把手腐败案等等，构成了中国局部“亡国、亡党”的不断循环上演，就创造了中国近60年历史以来党政腐败的新高峰。这对未来，缺乏生态环境、大自然制衡环境的中国来说，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真正的大腐败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

六、体制漏洞，国家药监局重灾区

据2007年7月11日09:21《人民网》披露：正是因为中国体制的灾难加上中国人道德的伦伤，中国最年轻的国家部委——药监局遭受历史性重创，在短短三年左右时间里，不完全统计全国最高药监系统落马官员成行成市：

郑筱萸，国家药监局局长，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死刑；
周航浙，江省药监局局长 ，受贿折合约400万元，被判死缓；
于庆香，吉林省药监局副局长，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15年；
米养素，陕西省药监局助理巡视员，收受贿赂，被立案调查；
郝和平，国家药监局司长，受贿款物折合100多万元，被一审被判15年；
曹文庄，国家药监局司长，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一审被判死缓；
刘玉辉，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被批捕；
卢爱英，国家药监局处长，被立案调查；
王国荣，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被立案调查；
刘永久，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被批捕；

做为一个国家新鲜血液、国家改革重要一部分的中国国家药监局，本是监督治病救命、维护中国人生命保障的一条“生命线”，却成了中国国家、社会体制的当然漏洞、国家败坏的一个历史性象征。如此国家的生态环境，还要讳疾忌医吗？杀了郑筱萸就能建树起中国国家独党政的历史通途？十年前杀了中国副总理级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之流，中国不依然前腐后继、没有止尽？

●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杀人文化、杀人成性的极权国家（“皇让民死，民不得不死”就是这现实与历史的经典写照）。正是因为5000年来皇权绝对的任意杀人如麻，才立起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所谓5000年的一统天下。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逻辑：没有杀人文化，没有皇权的至高无上，还能有5000 年的皇权统治吗？还能有5000年所谓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吗？于是，现代地球人必须反思：倘若没有杀人文化的历史支撑和致死维护，中华民族还能有5000 年及其一切的伟大、浩瀚、悠久、灿烂和所谓历史文明吗？？？

▲以杀制杀，以暴制暴，以暴力革命来对付暴力革命，这是中国五千年的恩恩怨怨。

● 在人类至今的地球上，任何一颗正常的“种子”，有了它当然的“水分”和“温度”，谁能阻止它在春天里不发芽、不生长、不开花和不结果呢？绝不可能！绝没有任何人可能来阻挡！！千千万万颗“腐败”的种子，有了体制内、国家体制长期“计划经济”生成、提供的生态环境“温度”和“水分”，谁能阻止党政官员不腐败，使其不开花、不结果呢？谁？自古至今、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有，也很简单：若断绝了“水分”和“温度”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元素，任何“种子”都根本不可能发芽、生长和开花、结果——这是比人类更为伟大的“大自然法则”。如此伟大、如此风不能蚀、水不能化，如此历史而不朽延绵至今、如此生生伟大的“大自然法则”，是否对全球、中国日益严峻的反腐败大业，能有所历史、滴水穿石的源头启示吗？

▲以大自然“水”和“温度”的原理来制衡腐败，才是中国反腐败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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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著名中国问题学家，财经、社会类评论家。其经济、社会类文章，在海内外广泛发表。代表作有：《中国“春运”：暴富了谁？掠夺了谁？》《21世纪：生生死死“新经济”》《中国党政军退出市场经济领域》等。其《来自中国彩电第一品牌的内幕》一文，引发中国1998年6月上海“长虹”股票强烈震荡，《中国投资失败档案》《中国股市“黑洞”》《全球911绝对防略》《撩开美国NMD的面纱》《对话全球金融危机》等等，分解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一些重大、根本问题，是系列跟踪报导《可口可乐有奖销售揭密》《可口可乐何以有错不认》《可口可乐“玩”中国人的前前后后》溯源作者而震惊世界。在国际媒体《财富》《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及《欧洲时报》等媒体发表过一系列引起广泛震动的论述，也在中国最高层《国内动态清样》《改革内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等广泛发表过独家前沿的经济、社会类评述、论著。作者的一些前沿文章，反应了国际、中国社会的一些尖端问题而著称，引起中国最高当局强烈关注，也引起国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强烈关注，被称为“具有驾驭中国语言文字与事件的最可怕功力”。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专家，美国普利斯顿大学中国学社“资深中国问题学家”，中国经贸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著名中国问题学家，是从事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著名独立学者。(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