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6日讯】自十九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面世肇始，共产主义运动就象罂粟花一样在全世界弥散开来。此“花”在外表上异常美丽，且具有迷人的芳香，一接触就可能使人上瘾。但内里却包含巨毒，可以置无数人于死地而不自觉。张戎女士和她的先生乔‧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写的是毛传,实际上也可视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次政治运动）先后害死了多达“七千万”中国人。这一纪录远远超过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前苏联的史达林，算得上是史无前例。
不久前在香港出版的由李建彤女士着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一书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共产主义运动的残暴本性。
一本小说株连了6万多人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几乎家喻户晓。但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段语录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而发的。原文是：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就是由于老毛的这段“最高指示”，将李建彤着的《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小说”，造成了历时17年，株连6万多人大案，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旷世奇冤，开创了现代文字狱的新纪录。
李建彤﹐曾用名韩玉芝﹐河南许昌人﹐1919年出生。1937年冬在陕西参加抗战工作。1938年加入共产党﹐到延安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先后在西北艺术工作团﹑陕甘宁边区政府俱乐部﹑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边区政府办公厅工作。1949年10月随丈夫刘景范到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担任办公厅秘书处负责人﹐后任监察部第二司二等监察员。1959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
1962年﹐《刘志丹》小说第五稿脱稿后﹐虽然还没有公开出版﹐但陆续有报刊开始转载。此时﹐前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向康生挟私诬告﹐说这部小说是“为高岗翻案”。阎红彦的诬告为康生提供了一枚整西北老干部的重磅炸弹。康生得到阎的密报后即向毛泽东报告﹐老毛借机清理异己，致使这部尚未正式问世的小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定性为“反党小说”而遭封杀﹐并由此揪出一个庞大的“西北反党集团”，又称“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受株连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多达上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北籍老干部。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专案委员会﹐由康生担任主任﹐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处理此案。文化大革命中﹐小说《刘志丹》案进一步升级﹐不仅受株连的西北老干部被斗被关被逼自杀﹐而且株连范围还扩大到包括陕北红军根据地普通民众在内的6万余人﹐连已在30多年前战死的刘志丹本人也被打成叛徒。韦君宜女士在《思痛录》（第八章）中披露了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刘景范因此案受整肃的细节：
“全国濒临饿死的灾祸，尽力设法混过去了。到1962年，缓过一点气来。刚刚缓过气来，马上又搞起了新的对于‘异端’的迫害。原来说在反右倾中批判过的人全不算了，到这时，喘过一口气，就又戴上放大镜找起‘敌人’来。”
“首先是八届二中全会和北戴河会议，在1962年秋至冬开的。在这个会上，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其具体所指是小说《刘志丹》，实际波及的范围则更广。该书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执笔。她的文笔并不怎样，所写的陕北革命斗争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没有用真名。这时候，高岗已经早被划为‘高饶反党集团’了。可是，高岗对于陕北的土地革命，关系实在太重要了，不写上他的事情，全书情节将无法缀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尽量减少一些具体描写。稿成后给陕北土地革命的又一领导者习仲勋看过，他当然也在书中出现过。谁知这本书刚刚发表在刊物上，还未来得及出版，便已被最高当局定为‘反党小说’，而且还是‘一大发明’。十万火急，上面传下通知，不许再印，立即彻查。理由没有别的，高岗已成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过去，哪怕只是客观叙述，也就是反党！这个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这是惯例）还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刘景范，即刘志丹烈士的弟弟。还拉上审稿的习仲勋，竟说成他是主谋，是阴谋替高岗翻案，亦即反党。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立予撤职。这种做法，实在说不出理由。他们要反党，要夺权，写这么一部小说干什么？一般读者连看也不会看出来其中有高岗，起什么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读者因此对高岗有一点点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党？逻辑也说不通啊！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定了案，……”。
小说作者李建彤在遭受迫害的17年间断断续续写下50多万字的文字﹐给后人留下见证那段荒谬历史的珍贵资料。1970年代末﹐反党小说《刘志丹》案获平反后﹐李建彤以顽强的意志力﹐抱病将当年的笔记﹑信件﹑陈述和申诉材料整理成书﹐希望将之公布于世。然后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书稿一波三折，始终无法出版﹐最后作者只能带着遗憾与世长辞。直到今年5月，“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一书才由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本书真实记录了《刘志丹》从创作到被定为反党小说﹐最后获得平反的全过程。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共党内斗争之残酷无情的第一手资料。
惨无人道的整人术
毛泽东最喜爱的历史人物是朱元璋，他本人曾自认是明朝皇帝的继承人。他一生酷爱《二十四史》，尤其是其中记述的帝王驭人之术。历代帝王尤其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驭人之术给了老毛极大教育，毛泽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整人术”的集大成者。
我认为，“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的一大价值就是通过对小说《刘志丹》案的忠实记录揭露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用来整人的主要手法：
其一、“附会法”，亦称“影射法”。意思是整人者为了树立权威，培植亲信，消除异已（包括想像中的异已），随意地使用牵强附会，含沙射影的手段，制造冤狱，打击异已。
本来，刘志丹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战死，年仅三十三岁，关于他的小说照理说不会有什么麻烦。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刘志丹》问世之后，有人向康生报告：“小说字里行间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通过这样牵强附会和上纲上线，一下就使问题高度政治化了。
高岗，曾参与陕甘边区的创建，任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一九三六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后，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和饶漱石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并被认定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遭到大批判。同年八月，高岗自杀身亡。
小说《刘志丹》中的虚拟人物“罗炎”，被人说成是高岗的化身。康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认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从而一下子就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
康生把这一“严重情况”向毛泽东反映。正在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把这一“严重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于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了那么一番话。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于是，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
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之后，此案不断升级。她的丈夫刘景范（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被打成“反革命”。审看过《刘志丹》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下放”到洛阳一家工厂劳动。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也遭到牵连，被撤职查办，以至入狱……
把小说《刘志丹》附会成是“为高岗翻案”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之后四年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附会法”大行其道，不知害了多少人。
其二、“诛心法”。就是在实际证据不充足或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推究其居心动机的方法。
汉代的“春秋决狱”，堪称法外之法，专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就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基本精神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断狱时高度重视主观动机，甚至仅仅从追查动机的角度将罪犯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动机邪恶的首恶者，自然从重惩治；动机邪恶，即便犯罪未遂，也难免刑责；主观上无恶意者，即便实施了犯罪，也可从轻处罚。这种以追究嫌疑人的动机来论罪的“春秋决狱”，乃典型的“诛心法”。事实上，人的犯罪动机在法律上很难界定，“诛心法”给了司法官吏以主观臆断和任意裁量的巨大权力，错判的冤狱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某些明智的古人所云：“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乃流弊无穷的“擅断论”。
“诛心法”的采用非常恐怖，掌握政权者只要认定一人或一群人对自己的统治不利，随便指称他（或他们）有谋反或犯罪动机，就可以将其法办，根本不用考虑是否是事实及证据是否充分。
小说《刘志丹》被老毛钦定为“要案”后，老毛的大鹰犬康生亲自出任专案组的领导人，并作了许多诛心之论。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说：《刘志丹》小说是篡党篡国的纲领。康生还说：《刘志丹》小说，比彭德怀的万言书还恶毒。
据“实录”中披露的文革中红卫兵组织发布的材料，康生先后多次对《刘志丹》大加挞伐：
1962年11月，康生对全国总工会党组就小说《刘志丹》问题向中共中央写的检查报告很不满意。说道：《工人日报》几个人在政治上有错误？应提高警惕，从组织上追查，不能说组织上没有问题。
1964年冬，康生看到全总党组对《工人日报》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在报告上逐段批示：（一）《工人日报》的问题，首先是报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存在严重问题，当然全总党组也有责任。（二）报社存在的问题：（1）不是根据毛主席思想，党的方针，而是严重存在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不是一定程度存在着资产阶级办报作风。（2）五八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不彻底，右倾思想并未肃清，继续发生错误。（3）报社组织人员干部严重不纯，人员中有坏人。报告中未着重检查。在《刘志丹》案中，很难说没有同情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人。而叫一个右派（何家栋）同李建彤一起写小说，问题揭露后，还在报社留了2年之久，难道是偶然的吗？要发动群众，清理坏人。……
1966年5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再次提到《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刊登反党小说《刘志丹》问题时，说道：杜映（工人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是推销员。宣传部也有人支持李建彤，李建彤因此有劲，不理睬阎红彦。我一看小说，完全是为高岗翻案。
从康生的讲话定性不难看出，他使用的正是“诛心法”。用此法给人定罪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所谓“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没罪也有罪。”
其三、“株连法”。是指统治者因一人获罪可以任意株连大批无辜的人。中国古代有“一人犯法，夷灭九族”的刑罚。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统治者将株连法发扬光大，随意将某个人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反党分子还不算，还要把他的亲友乃至过去的同事、故交一起打成“反党集团”，一网打尽。
《刘志丹》案的就是典型的株连法：一切与小说作者李建彤有接触者，更不用说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罗网中。
在“实录”一书中有大量篇幅描述因小说《刘志丹》案所株连的人群。
首先是出版《刘志丹》一书的工人出版社，从社长到责任编辑无一幸免。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康生再三点名批判。1962年秋，康生派人到出版社调查小说《刘志丹》，高丽生站出来说话：“我认为是部好书，再过20年我还要出这部书！”为此，他被发配到外地劳动改造，文革中再揪回来斗争，惨遭到灭绝人性的毒打摧残，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总编辑吕甯在审讯中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下落不明。编辑室主任杜映被康生点名批判，被整治得很惨。连她的丈夫，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军队某部政委也受到株连。责任编辑何家栋被停职检查，后来全家被下放到农村，这期间他失去了老母亲和两个儿子，可谓家破人亡。他本人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毒打头部，震坏了双眼，几乎双目失明。另一位责任编辑王勉思和她的丈夫康濯也惨遭批斗。李建彤在“实录”中感叹道：“想不到我的一本书被诬告，竟把出版编辑人员全都扯进去了。”
其次是西北籍或在西北工作过的老干部，如习仲勋（就是现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的父亲）、贾拓夫﹑刘景范、马文瑞、白坚、郭洪涛、潘自力、李志舟、高登榜、朱理治、高锦纯、王兆相、王恩惠、吴亮台、高朗亭、赵连壁、张邦英、赵耀先、方仲儒、秦川、苏一平、闻捷、张秀山、张策、高峰等一大批人。他们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因《刘志丹》受以株连的中共高官还有彭德怀、何长工、周扬、宋任穷等许多人。连作者的许多亲朋好友甚至请来家里帮忙作家务的阿姨都要受株连，都跟着挨整。
“实录”第17节记述了一个“一顿陕北饭引来大祸”的真实故事。说的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会议期间，作者的丈夫刘景范约了几个陕北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麦面条。不料却惹下大祸，来吃饭的人都被认作参加了写《刘志丹》，都是阴谋家。结果，吃了这顿荞麦面条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等人均受到专案审查，并被打成“西北反党集团”成员。
此外，1963年从西北五省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二十多位省级干部也都因涉及“反党小说”而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成员。其中许多人与作者根本就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实录”指出，搞株连的人其实是用“反党小说”为借口，把他们不信任的西北籍干部从各省领导岗位上拉下来，换上他们的自己人，这就是他们惯用的政治手腕。
充满血醒的文字狱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一部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消灭异己的历史。而大兴文字狱就是消灭异己的主要手段。
“实录”一书由详细记述了《刘志丹》案这一现代文字狱是怎样发生的？《刘志丹》为什么会被老毛钦定为“反党小说”？谁是这起冤案的始作俑者？中共党史上西北红军内斗真相如何？为什么会利用小说打击一大批中共西北老干部？《刘志丹》案众多株连者的命运如何？因此案受到株连的人数达到6万多人，可以说创下因一本《小说》而兴起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1977年春天，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签发了一份新华社就《刘志丹》案上报的“情况反映”，标题就叫做《现代文字狱》。
其实，《刘志丹》案不过是毛泽东与中共统治集团制造的众多文字狱中的一个。之前的1955年，由毛泽东亲自定罪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全国有21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其中逮捕92人，隔离72人。正式确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绝大多数人在铁窗里度过了冤案岁月。
1957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邓小平具体领导的反右运动堪称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一场最大的文字狱。按照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数有55万，占当时知识份子总数的10%以上。不过根据有关学者专家的独立调查研究，右派人数远远不止55万。在整个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份子”、“极右份子”等各类帽子的共约120万人。一般人常常以为反右运动祇是针对知识份子的，但实际上，反右运动中也有许多工人、店员、农民受到波及，他们虽然没有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被扣上“反社会主义份子”或“坏份子”的帽子，同样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其总数大约有60万人。因此，在反右运动中直接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数至少在180万人以上。
1966年，由老毛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地折腾了十多年，其间以文字获罪者不计其数，遭受政治迫害和株连的人数以千万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身陷囹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所以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台高效绞肉机”，它奉行目的至上与权力至上两大原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保权力不惜一切。为此，它不仅绞杀敌人，一旦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启动起来，连自己阵营的人也不放过；不仅绞杀普罗大众，也绞杀时贤精英；不仅绞杀人的肉身，也绞杀人的思想、意志和尊严。因此，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的戕害是无以复加的。
雷蒙‧阿隆在《知识份子的鸦片》一书中写道：“使中国能结束近百年来的困局的共产体制，是比先前的体制更有效率，……这种体制不透过极权控制整体人民，以及透过屠杀与整肃的手段，是无法有绩效的。对于这种高昂的代价仅仅表示遗憾，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设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极权体制，否则，历史悲剧就会不断重演。
总之，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不终结，中国人的灾难就没有尽头。共产体制如果不改变，宪政民主制度如果不确立，中国人的前途就没有希望。这是无数人被送上祭坛换来的惨烈教训。觉醒的人们应一起努力，早日把这台吃人的绞肉机送进历史博物馆。
2007年7月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