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卡车里，安详地向四周瞭望。忽然，他的胸膛好像被锤子猛击了一下——他看见了两只眼睛，那两只眼睛是他在一千双一万双眼睛里也能立刻辨认出来的。他吃惊地注意到，这两只一向明亮得出奇的大眼睛，现在变得像雾一样模糊不清。啊，她在哭！
姑娘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慌慌张张地赶来了。这半年来，经过党团不断的批评、教育和帮助，姑娘的“政治觉悟”确实提高了，多次向组织表示过自己的决心：坚决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要和右派分子宋祖康划清界限。在斗争会上，她还奉命上台讲过几句话，揭发右派分子宋祖康的“罪恶”。她十分认真地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每一篇发到手里的反右档，终于认识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动嘴脸。可是，当她得到消息，知道第二类处分的右派分子此刻正在行政楼前面集合，今天就要离开学校去劳改，她又忍不住偷偷地跑过来看看他。她通过学习和党团的启发、帮助，知道右派分子一个个都是青面獠牙、罪大恶极，因为阶级仇恨，或者个人主义严重泛滥，要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好让资本主义复辟。可是当她站在雪地里，看见她的“傻小鬼”一个微笑接着一个微笑，她的认识又动摇了。她做梦也不能叫自己相信：她的傻小鬼——那么聪慧坦率，那么热情忠厚，那么正直善良的一个小鬼，竟然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联系在一起？！他平时走路都不肯无缘无故踩死一只蚂蚁，可是却存心搞“匈牙利事件”，想叫“千百万人头落地”——《人民日报》不是这么写的吗？这半年来，她为他流了多少眼泪！蒙受了多大耻辱！她又恨他又可怜他，而且说实在的，灵魂深处仍然爱着他，因为她觉得他的确是个可爱的人，对她来讲，他比任何人都强都宝贵！
“党是从来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姑娘在心里面说。“我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他准是一时糊涂，好打抱不平，受了右派的利用，所以也用右派的腔调跟着说了一些错话。他是无心的，和真正的右派不同。”
于是她恨上章伯钧和罗隆基，认为是这两个家伙坑害了她的亲人。可不是吗？章罗联盟，想篡夺天下——《人民日报》写得清清楚楚。
“他明白过来就好了。”姑娘站在雪地里，继续想道。“何书记对我说过，只要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没事了。党对犯错误的青年人是很宽大的。毛主席说了，治病救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此刻为什么老是抿着嘴笑啊？都把人愁死了，他却还像没事人似地微笑，这死鬼！你笑什么啊？是的，他会明白过来的。那时他就好好劳动，过不了半年就回来了。宣布处分的时候，不是明明白白地讲过保留学籍的吗？所以，他过不了半年就要回来的。那时他已经改造好了，回到了人民的队伍，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谁也管不着。”
姑娘站在雪地里，竭力安慰自己。可是当她望着他登上了卡车，她知道分别的时候到了，一颗颗的热泪情不自禁地往外涌。
“嘟！——嘟嘟！”
卡车的六个轮子开始在雪地里慢慢地滚动。姑娘的两只脚也跟着动了起来。
“嘟嘟！嘟嘟！”
卡车渐渐地加快了速度。姑娘的步伐也加快了。她心里燃烧着一个热切的愿望。她想追上卡车，和她的“傻小鬼”说句话，只说一句话啊！
“嘟嘟！嘟嘟！”
卡车飞快地向前跑，姑娘也跑得更快了，一边跑一边叫，忽然栽倒在雪地里。密密麻麻的雪絮从天空中降落了下来，降落了下来，沉重地压在她的身上，压在她的身上……
一阵刺鼻的腥臭打断了他的回忆，把他叫回到了现实。母猪闹起了肠胃病，又拉稀又放屁，混着白汁的一大堆稀便就拉在他面前，离他的脚只有三寸远。浑浊的空气充满了恶臭。他站起来，双脚小心翼翼地避开猪屎。他把苫子掀开一小半，然后拿起大扫帚，几下子就把稀屎扫出去了，扫到了积肥坑里。母猪站立了一会儿，望望他，突然向着扫帚冲过来，呼呼地叫。他马上退让到一边站着，手里紧紧捏着扫帚，做好了还击的准备，一旦母猪再来进攻，就用扫帚把它顶回去。母猪呆呆地望着扫帚尖，又抬头看看他，终于放弃了再度进攻的念头。它回到原来躺卧的地方，举起右前肢频频扒地，再用鼻子和嘴拱地。小猪都被它哄赶到一边去了。于是，它两条前肢屈跪，慢慢地趴下来，然后小心地侧转身子，又呼噜呼噜地睡了。小猪也在睡觉，彼此紧紧地挤成一团。
“猪也有它的聪明，知道保护下一代。”他对自己说，一面放下大扫帚，把草苫子重新合盖上。
他理一理砖上的干稻草，重又蹲坐了下来。脑子昏沉沉的，想看书又看不进去。也不敢打瞌睡。枯坐着无聊，他的思路又渐渐地转到了雪上面。
“那年冬天倒是没有下雪。”他想道，摸摸自己的下巴。
是的，那年冬天确实没有下过雪，连小雪花也不曾飘过一回。他回校了。姑娘已经在两年半以前毕业走了。“帮助他搬行李”的那位反右积极分子，留在本系当了助教，现在每次遇见他总是怪不好意思地避开目光。嘿，管这些干什么！回校念书总是好的，他本来已经不敢相信自己再有机会坐在教室里听课。家信一封跟着一封送到了他的手里，母亲千言万语，归并成一句话：要珍惜自己的前途。就连总支书记也对他说：“现在不同以前了。你已经劳动过多年了，改造上有了一定的基础，回来后好好改造，认真学习，再过半年、一年就可以给你摘掉帽子。”有些好心的同学怕他功课跟不上。他自己也有点担心：整整荒废了四年学业，半途插进来能跟上吗？然而不久便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在班上虽然属于年龄比较大的几个里面的一个，可是无论智力还是毅力，他都远远超过其他同学。劳役可以夺走他的青春，却不能夺走他的智慧：他来了个满堂红，门门五分。
但是，刚刚开始有点消散迹像的乌云重又在他头上集结。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伟大的毛主席发出了伟大的号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保卫处三天两头找上门来，无缘无故把他训斥一顿。于是，同学们躲着他，不敢和他说话。于是，他的书包和床铺常常被偷偷地检查。于是，晚上上自习必须坐在指定的教室，由指定的同学“陪着”。于是这，于是那，有多少个说不清道不完的“于是”啊！他不能一个人上街。逢到节日，他必须整天坐在寝室里，上厕所也得“请假”。上劳动课的时候，同学们都以民兵的形式整队，他一个人游离在队伍后面，不敢跟得太近——怕混淆了敌我界限；也不敢离得太远——磨磨蹭蹭，你不愿意劳动吗？开会的时候，常常突然有人来通知：“今天的会你不许参加！”或者：“这个报告不让你听！”于是他站起来，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退席。他心里记住母亲的叮嘱，咬着牙忍受着种种凌辱，功课照样门门五分。在“改造”上也不敢放松：每周一份思想汇报，从不间断；一学期写一篇思想总结，比作论文还要认真。此外，他还很注意公益劳动。别人不愿意卖饭，嫌它麻烦，他就每次必到，非等到大家都吃完了才走，走之前还要把食堂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一个冬天的早晨，又该轮到他们班卖饭了。可是外面正在下雪。同学们躺在被窝里，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爽爽快快地去。他第一个走到食堂。大师傅刚把馒头和稀饭抬出来，他在卖饭桌前坐了下来,掏出了钢笔。有几个用功的低年级学生稀稀拉拉地来到食堂。他立刻给他们划卡片，又热情地给他们拿馒头，盛稀饭，一个人干着三个人的事。班长忽然神色慌张地跑到了食堂。
“宋祖康！我来卖吧。”班长一把夺过他手中盛稀饭的勺子。
“好的，我来划卡片。”他又走到卖饭桌前坐了下来，心里感激班长来得及时：一个人干三个人的事，真是忙得他有点团团转。
“老田！你快去划卡片。”班长对刚刚踏进食堂的一个同班调干同学吩咐道。
“你去吃饭吧，我来划。”老田皮笑肉不笑地说。
他收起钢笔，走到盛馒头的箩筐前面：今天轮到他们班卖饭，他怎么能先吃饭呢？他得最后一个吃才对。可是班长又提着勺子走过来对他说：
“宋祖康！你去找把扫帚扫扫地吧。”
他顺从地去向大师傅要了一把扫帚，心里挺纳闷：今天班长有点神经病吧？卖饭的人连一套还没有配齐，却叫我去扫地。地很干净，根本用不着扫。而且，吃饭的时候扫地也不卫生呀！应该等大家吃完了饭再扫才对。他手里拿着扫帚，站在那里发愣。一位有头脑的好心人走过来，羞红着脸对他悄悄地说了几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下午团员政治学习，讨论当前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有个外号叫“小麻雀”的女同学，突然在会上提出一个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右派分子宋祖康每次总是抢着去卖饭？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是决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梦想恢复失去了的天堂。’”“小麻雀”振振有辞地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以后不许他再去卖饭。说不定这个右派分子要下毒手，在饭菜里撒上一把毒药，来毒死我们的阶级弟兄。”
大家心里全明白。于是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沉默了将近五分钟。没有谁敢提出异议。这个提案被一致通过了。“小麻雀”得意地脸笑心也笑：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将来毕业鉴定该说我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分配我一个好工作吧？政治挂帅嘛，业务差一点不怕它。——“小麻雀”最恨宋祖康门门功课都得五分，因为她自己常常不及格。
明白了闷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他立刻放下扫帚，默默地走出了食堂。这时雪下得更大更密了。灰色的云层蒙住了整个天空。一朵朵的雪絮降落在他的头上和身上，雪絮又飘落到了他正在发烧的脸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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