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中国农村的“留守孩子”问题

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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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0日讯】一群底层人前仆后继,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填补家用,维持生存。但另一群更无力的人却成为难题,这群人就是留守在家的婴儿、儿童、少年。过去我们曾经关注过这一问题,比如“隔代教育”、“民工子女学校”、“借读费”等。我自己也经历了帮别人照顾留守孩子的太多事情,从小到大,在我家长期吃住、照看的民工孩子不下十人。前年带了一个,去年带了一个,今年又带一个。大者15岁,小者只有一岁多,不一而足。这类事情,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只要有人外出打工,孩子就必然成为务工的负担。一个压力沉重的家庭,倘若在工作地点必须拿出一个劳力来照顾孩子,那么另一个人就必须养活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个人或四个以上的人。其直接后果,就是一旦主要劳力垮掉,全家跟着全部垮掉,因此民工返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包括留守孩子的抚养问题。

中国农村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语,“家有二老,没有烦恼”,讲的就是利用自己的父母或岳父岳母,将孩子带大。有的家庭做得好一些,隔代教育亦颇成功,而且子女做事干脆,每月固定汇寄款项,不给父母或岳父岳母增加经济负担。但是,也有许多家庭,情况非常恶劣,最严重的不是费用的问题,而是孩子本身的安全问题和成长问题。带孩子有着极大的责任,一旦遭遇事故,如受伤、死亡或者遭受重大疾病,这一系列的事故都极容易导致反目成仇。届时,父母不再是父母,岳父岳母不再是岳父岳母,亲人不再是亲人,朋友不再是朋友,或者仇杀,或者走向法庭,或者一辈子的疙瘩都解不开。为了安全,一切可能的危险都要想到,一切可能的危害都要留意到,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却必须比对待自己的孩子还要留心。报纸杂志已经报导过不少,诸如孩子落水被淹死,父母回家后将爷爷奶奶投毒杀害,如此这般的极端事件在有的农村已经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

另一个话题就是孩子的成长问题。祖辈没有父辈那般具备权威性,孩子在留守期间很难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识和完整的家庭感受。学校教育的效应微乎其微,各种青少年犯罪问题层出不穷。孩子平时得不到沟通,缺乏真正的体贴关爱,走向孤僻、怪异、冷漠和凶残。孩子辱骂祖辈成为家常便饭,孩子翘课、结伙,迷恋网吧,迷恋游戏,甚至走上不归路,干出非人所干之事,铸成大错。一则新闻报导说,某个长期留守在家的女孩正读大学一年级,父亲回家后因为学费吃紧,该女孩居然说:“你不给学费,那我以后就不养你!”父亲听后大为光火,持刀将其杀害,尸体未做掩埋,直接拖至柴房,案发时尸体已经严重腐败。更多新闻更有子女弑父母的恐怖揭露,扭曲的人格、经济的压力、伦理的丧失,将底层人逼得自相残杀,实在是国家的大不幸。

我手中有一份从湖南省委党校寄来的内部反腐刊物──《清风》。在2007年5月的《清风》上,有篇文章叫《经济发展下的安危》。其中涉及到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收费、居民住房、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大国忧患”,全篇所述,不过“民生”而已,读来都已让人心力交瘁,何言其他?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整体问题陆续爆发的背景下,底层人舍死忘生,流汗流泪,没日没夜地折腾,为的是养活人,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加之在有的农村,计划生育的职能已经严重扭曲,成了“有钱人随便生,没钱人想办法有钱就可以生”的局面。人口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更是相关官员以之维生、贪权贪利的后果。当计划生育成为一种买卖,人口的增长也就直接带来抚养更多孩子的生计问题。

在贫困的家庭里,为了拖儿带女,“顶梁柱”就必须费尽力气来挣钱,可又苦于无人带孩子,只能带着孩子外出务工,真正的劳力必然减少。收入的微薄,孩子的哭闹,夫妻的矛盾,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不理解、不宽容、不配合,导致太多暴力事件的发生,整个家庭无论付出多少力气、干多少活路,最终都只能走向衰败。下面,我就举身边的三个例子,全部涉及到我自己的亲人,他们全是建筑民工。

第一位,膝下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刚刚从工厂辞职回家,准备搞建筑;二儿子正在念高中二年级;三儿子只有两岁。全家五口人,真正的劳力只有两个,勉强维持生存。第二位,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念小学,小儿子只有一岁多。上面还有岳父岳母,岳父最近眼膜受伤化浓,需要动手术;岳母被摔断了尾锥骨,也需要动手术。全家六口人,真正的劳力只有一个,已经不堪重负。第三位,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刚刚从小学辍学,小儿子只有两岁。全家四口人,真正的劳动力只有一个。加之夫妻经常争吵,诸如离婚,诸如钱不够用,诸如工作难做,诸如醺酒、赌博,整天搞得鸡飞狗跳,哭声、喊声、斗声、杀声,什么矛盾都是剧烈爆发──以暴力开始,以暴力结束。这是我一直在帮助的三户家庭,我一直都在极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就从今天开始,一位新成员就进入了我家,只有一岁多,实在是出于极度的同情。农村留守孩子何去何从?由此可窥一斑。

留守孩子的问题,有很大部分直接反映在教育品质上──在农村人眼里,就是“值不值”的问题。据《清风》透露:

“从2001年到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2001年是34万,2003年是52万,2005年是79万,2006年达到91万。2005年,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20.3%。目前,‘上大学究竟合不合算’的质疑声在普通民众中越来越多,部分农村地区家长明确表示‘送孩子读大学还不如读完初中就早点出去挣钱’,‘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青年占待业人口比例增高,青少年网瘾群体人群激增。”

但是另一方面呢,高校仍在扩招,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人,2007年就达到了496万人。与此同时,学校改制、联合办学、计划外招生等都成为乱收费的幌子。我曾于前年编写过几十例“学费杀人”悲剧,其中力陈教育费用的极端压迫,为整个中国的教育收费和教育品质忧心忡忡。这样一个民族,究竟是无意无力地去改变现状,还是故意尽力地去制造愚民,以利于超级稳定的统治局面?

我眼睁睁地看着留守孩子辍学的辍学、打工的打工,吃着“青春饭”,干着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这就是现实的中国农村,那么一大群人要吃饭,要活命,怎么办?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电话突然打进我的家中:“银波,你八叔在上午10点加板冲床时遭遇工伤,左手三个指头被切断,现在医院里面!”这又是一个民工家庭,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亲堂妹──曾经在我家带过,后来读完幼儿园就被父母带到厦门读书,所幸今年已经11岁了。前段时间刚刚回过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这孩子很聪明、很礼貌,又不乏远大志向,长得也非常漂亮。怎料才不过两个月,工伤噩耗就传了过来。倘若在那边没有熟人,这样一个家庭很快就会完蛋,孩子的学费,几个老人的赡养,凭八妈这样一个每个月只有不到1,000元工资的女人能应付过来吗?八叔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嘱咐我:“不要跟你爷爷奶奶说我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说,怕他们受不了。”堂妹在那边哭得很厉害,我一时无语,只感到底层人的挣扎是这样的可怜。孩子啊,别问我这是什么道理!

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了我的孩子──连名字都取好了,子即“杨子昂”,女即“杨子鲜”──,倘若我成为一个肩负着神圣父命的人,那么我绝不允许在我的家庭存在“留守孩子”一说。倘若乱世之中我遭遇不测或陷害,那么我也必须将“父亲”的形象尽力完整地赐予我的后代。我确实是个心硬的人──在很多严重的威胁扑面而来之时──,但我不忍心看到后代的眼泪,不忍心看到他们没有机会得到关怀。我不必溺爱他们,但我必须让他们对这个世界怀有信任和理想,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种下“责任”和“爱”──因为,毕竟他们今后也将有自己的后代,自己的骨肉。现在,我仍然一如既往,将别人的孩子当作我自己的孩子,不管他们能够理解多少,我都不愿意将这一切当作马虎了事抑或某种交易,我希望从我家中走出去的人,都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就象我的第一启蒙老师余樟法在诗里说的那样:

“做好人是做事做人的基础……做一个好人不容易,坏蛋堆里做一个好人尤其难……最难也要尽力尽心做好人,要做就做真正的大好人……做一个好人这是我的最低要求,也是我的最高指示至诚忠告,这是我大半辈子经验的结晶,至简至易至高至妙。”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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