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7日讯】铁流先生在《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沙文汉和他的夫人陈修良》中，以过来人的身份谈了他的同难者沙文汉和陈修良的遭遇，讨论了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千千万万民主革命时期的知识份子，能否彻底批判这个残酷的历史现实？我是极同意他的看法。但他说沙文汉“兄弟三个”，不对；沙文汉兄弟一共是五个，而且每人都有一个丰富、曲折、悲惨的故事。沙氏兄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过特殊的作用，所以仍然有深入讨论的必要。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文章中资料主要来自《沙孟海兄弟风雨录》、《沙文汉文集》、《陈修良文集》，不再另行加注。小标题分别为：
一朝摘帽，感激涕零；沙家一门六杰；沙孟海是中共特务的的保护伞；毛泽东对地下党、城工部赶尽杀绝，必欲除尽而后快；现实对理想的嘲弄—-杨刚自杀；沙文威与其兄沙文汉包办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老五沙文度死于革命绞肉机；沙文威功勋卓著，受株连只能当小官；跟共产党跑，绝没有好下场；陈修良的觉悟—-平反不惩凶，人民怎能高枕无忧！
(一) 一朝摘帽，感激涕零
黄仁柯的《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和沙尚之参与编辑的《沙文汉文集》、《陈修良文集》既是沙家兄弟也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是当年热血青年的误入迷途史，中国知识份子、中国人民的上当受骗史；是毛泽东、共产党的过河拆桥史和卸磨杀驴史；也是内容栩实的现代史、生动无比的国共战争史、精彩绝伦的情报作战史；还是内容丰富的间谍、特务教科书。
沙文汉是中共党员右派中，职务和级别最高的一个；他的名字在《毛泽东文集》中出现过几次，《人民日报》等中央和各省市报刊都有批判他的长篇大论，沙文汉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反面教员”。铁流认为，“沙文汉夫妇就是这类右派分子的典型，也是中国知识份子美好幻梦落空的一个缩影，但不知这些迷途的羔羊—-千千万万民主革命时期的知识份子，能否彻底批判这个残酷的历史现实？这是我的觉悟，也是我的忏悔。”铁流先生这个期望太高，不说千千万万的知识份子，只以九死一生的一二百万右派分子来说，仅仅因“摘帽”便对置他们于死地的魔王、打手感恩载德的，就大有人在。这个沙文汉先生，因为临死之前被摘去帽子，拚命迸出的便是“谢谢”两个字。
《大公报》编辑顾国权，15岁时就与几个同学投奔新四军，被国军抓住，其他同学都被枪毙了，他因年龄太小，才留得一条命。两年后，他又伙同一些同学奔延安，再被国民党所截。这样痴心的革命青年，不但被打为右派分子，还被判处无期徒刑；10岁的儿子和71岁的母亲受株连，被赶去农村，后来儿子高考又落第。然而1978年，文化部宣布纠正、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除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反复说着“谢谢，谢谢”之外，竟忘了说“工作要调整、经济要给些补贴”；也忘了要一套住房。脑溢血后躺在医院病床上还口齿不清地重复叨念着“我就是相信共产党”。还有不少人以入党、做官为炫耀，大献“一笑泯恩仇、还是党最亲”的媚功和殷勤。狗崽子、狗崽女中，忘却父母之仇、本身之辱而认贼作父、甘当鹰犬，贩卖“不了了之”，反对为右派、为六四翻案、平反的也不乏其人。
(二) 沙家一门六杰
沙家五兄弟：沙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加上沙文汉妻子陈修良，一门六杰：个个都有才华，个个都是有理想的精英分子，都是学有所长、高歌慷慨之士。他们都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作了雄武悲壮的演出，给后人留下无尽的话题和沉思。
大哥沙孟海是二十多岁成名的大书法家、书学家、古文字学家，凭自己的才华、学问、道德，受知于陈布雷、朱家骅、蒋介石，被蒋誉为“宁波才子”，担任过浙江省政府秘书、中央大学秘书、教育部秘书、蒋介石侍从室秘书、蒋介石家谱《武岭蒋氏宗谱》编纂人、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团政训班指导员等职务，成了接近中枢的机要人员，可谓“圣眷宠隆”。沙孟海本人虽不参与政治，但他的四个弟弟都是中共党员，他实质上成了中共特务的保护伞，他两次把四弟沙文威介绍到国民政府要害部门，为中共窃取情报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这种唯才是用、不搞株连、不讲成分、不审干和不抓特务的做法，让共产党大钻其空子；结果，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机关到学校、工厂，到处都有共产党的特务间谍。以至屡遭失败，丧失了在中国的政权。共产党则相反，从井岗山开始到延安，再到北京，就一路大查大杀。唯成分论、搞阶级灭绝，一个犯罪、九族株连，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帽子满天飞，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在“没有一个 (国民党的)内线” (《唐纵日记．1942年8月23日》)的情况下，却抓出了几千个假特务、假叛徒，杀死、整死、逼死了不少人。
(三) 沙孟海是中共特务的的保护伞
沙家五兄弟的老二—-沙文求21岁加入共产党，先在上海大学后转复旦大学，再奉组织命令赴广州中山大学，参加1927年由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等人按共产国际指令而发动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俘遭杀害，年仅24岁，罪名是“共匪逆要”。沙文求从小好学，钟情诗书画，又是少林武术高手，尤喜兵书，文章也写得好。他本来可以像大哥一样做个学问家、书画家，或者成为抵御外敌的良将，不幸却死于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斗中。
沙文汉，是老三。1925年加入中共时，只有17岁；18岁就当上沙村支部书记，同年任鄞奉区委宣传委员，参与攻打翔鹤潭盐局、税关和奉化县知事衙门的农民暴动。1932年由于叛徒告密，被迫与妻子陈修良流亡日本，在日本为共产国际收集情报。1935年回上海，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华中分局城工部长、中共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等职务。领导南京、杭州、无锡、徐州、上海等地的地下斗争。陈修良受派遣，潜入龙潭虎穴，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在沙文汉领导下，陈修良和沙文威等策动了国军B24飞行大队、南京守军97师、“重庆号”巡洋舰等几起重大投共活动。当是时，沙文汉正化名王亚文，充国军中将张权的秘书；沙文汉策反了张权，指挥张权搞到参谋总部的地图，对淮海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军渡江和攻占南京、上海起到决定性作用，立下汗马功劳。张权更秘密调动军舰，准备炸沉于吴淞口，挡住蒋介石的退路，密谋袭击复兴岛，活捉蒋介石。不料，密谋败露，张权以“贩卖银元，扰乱市场”的罪名处死，沙文汉幸免于难。“新中国”成立了，该是他们论功领赏的时候了吧。错了！中共抢到政权、毛泽东爬上皇帝宝座之时，正是那些为他们卖命的红色间谍特务的大难临头之日。
(四) 毛泽东对地下党、城工部赶尽杀绝，必欲除尽而后快
毛泽东对地下党、城工部，早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就定好“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大计(傅国涌：《绞杀地下党的十六字决策揭密》)。所以，攻下南京之日，陈修良立即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贬为组织部长，中共南京市委正副书记由毛泽东井冈山旧部刘伯承和宋任穷担任。再贬为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沙文汉虽当了浙江省长，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才是当家的第一把手，而江华也是井冈山牌的。其它省市区乃至中央各部委也大抵如此，第一把手如不是井冈山或一方面军的，也一定得是军队的。高岗的“军党论”岂是说着玩的！
1955年，为了杀人灭口，掩盖自己与日汪勾搭的卖国事实，毛泽东把潘汉年、扬帆打成“罪大恶极”的特务、叛徒、内奸、反革命集团；然后上联下挂，八方株连，一网打尽，彻底歼灭。于是沙文汉成了“浙江省的潘汉年”。
陈修良因为在1949年1月，通过潘汉年的电台向中共中央请示一架“起义”的南京飞机降落的地点和信号，而把她和潘的工作关系、战友关系当作“反革命关系”。然而，今日仍有一些狗腿子招摇过市，唯恐人们不知道他们是安全部的溜子。这些东西大抵以为他们会是特例，他们的命运会比他们的前辈好。就像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姬德胜之流，永远也估计不到他们也会挨整、也会被打倒一样。
1957年，沙文汉也成了“沙、杨(思一，省委常委、副省长)、彭(瑞林，省委常委、省检察院检察长)、孙(章录，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反党集团”头子，被“消化，淘汰”掉了。上海如此，广东、福建、台湾、云南也如此，冯白驹、方方、曾镜冰、许集美、黄国璋、谢雪红、赵健民等，以及混入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任少将参议的中共高级特工葛佩琦、中共派驻张学良司令部的代表刘鼎等，都在肃反、反地方主义、反右、文革等种种名目下，被逐渐消灭。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的北方局系统，最后也“一朝覆亡、顷刻瓦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对地下党、城工部除尽而后快呢？
首先，是历代通行的“潜规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其次，抢劫的时候希望人多，分赃的时候希望人少。第三，毛泽东对知识份子怀有天然的仇恨，而地下党、城市工作部成员和红色间谍，偏偏都是有学识、有理想的知识份子。第四，比起蒋介石的“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来，毛泽东是货真价实的封建加法西斯流氓头子，即所谓“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独裁者也；当然是容不下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的反蒋勇士和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了。从1925年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到撒手人寰那一天，毛泽东都没有停止过对知识份子的屠杀。毛曾得意地说过，他的镇压反革命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百倍。确是夫子自道，不打自招。
(五) 现实对理想的嘲弄—-杨刚自杀
革命吃掉自已的儿子，这是当年热血青年、革命志士无论如何也梦想不到的。1949年5月26日，沙文汉与女儿阿贝(沙尚之)在上海街头迎接解放军进城时，阿贝指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问爸爸：这不怕杀头吗？沙文汉自豪地告诉女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奋斗了整整二十二年。什么样的苦没有受过？什么样的难没有遭过？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终于可以当着千千万万老百姓大声地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解放了，今后不怕被杀头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共产党奋斗了几十年，竟一夜间由革命功臣变成了革命的敌人，遭到比被蒋介石杀头更可悲的下场。被蒋介石杀头只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他成了罪人却株连九族。在残酷斗争、清算之后，1964年1月2日，沙文汉在贫病交加中走完了他屈辱而痛苦的人生，年仅55岁。他死后差不多二十年，他的党才给了他们夫妻一张一文钱不值的《改正通知书》。既没有人为这场旷古的冤案负责，也没有人向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更没有人对他们一家遭受的巨大痛苦和损失作出赔偿，一切都似乎是理所当然。真是天大的讽刺，为理想而舍身奋的革命者，面对这无情的嘲弄，能不锥心泣血、痛心疾首吗？
1957年10月，《大公报》名记者、《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杨刚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自杀身亡。包括她的亲人、朋友、上下级在内的所有人，都对她的自杀讳莫如深，三缄其口。在她死后差不多五十年，才有学者傅国涌分析说：“就杨刚来说，表面上导致她最后走向自杀的因素固然有好多，但病痛也好，丢失重要的笔记本也好，没有亲人在身边的孤独也好，目睹昔日同志不断地被打成右派的刺激以及对打成右派的恐惧也好，这些都不是致命的，至多只能成为诱因，理想主义的幻灭才是她自杀的深层原因。”真是一语中的，理想被现实所嘲弄，忠贞被背叛所羞辱，像杨刚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不死何待！
(六) 老四沙文威与其兄沙文汉包办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时，潜伏在军政部长陈诚身边的军需署长汪维恒少将是中共秘密党员。他是中共“情报福将”、沙家老四沙文威手下的“红色间谍”。1948年５–6月，汪维恒到河北、东北视察，回到南京后，立即把河北、东北独立团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实力、驻地部署等绝密情报交给了共产党。两个月后辽沈战役打完了，歼敌的战果与汪某提供的情报几乎完全一致。
淮海战役时，在国军联勤总部任中将视察员的张权，也是中共特务。当淮海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际，他在沙文汉指挥下，以联勤总部检查团团长的名义飞往徐州、济南、南京视察，不露声色地窃取了参谋总部的作战地图。不久，这张烫着“绝密”火漆印记的作战地图便挂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作战室里。
三大战役，沙家兄弟包办了两大战役。平津战役虽与沙家兄弟无直接关连，但仍是得力于红色特务。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拥有25万精兵，却不战而降。这是由于他女儿傅冬菊、部下邓宝珊向他下了说词。傅冬菊是中共党员，邓宝珊早在1921年起就和中共保持秘密联系。( 晓冲：《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 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出神入化，无孔不入，无往不利，您不服气行吗？
(七) 老五沙文度死于革命绞肉机
老五沙文度，也是少年英雄。14岁加入CY(共青团)时，便担任了家乡沙村的农会干事，因1927年国共分裂险遭杀害，便由大哥带到上海读书、学画，几年间画艺大进。本可做画家的他，却选择了革命。1938年赴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同年到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宣传部，1939年成为中共党员。正当他以为“抗战的第二阶段一天天接进了”、“我们非常乐观”的时候，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了，他立即变成“国民党派进来的大特务”；因为他大哥沙孟海是朱家骅的秘书、他四哥沙文威是“中统特务”，而且又是四哥介绍来的，真是百口莫辩；于是沙文度成了不“可以抢救的失足者”，有人主张抢毙他，最后把他从部队押回延安，交社会部关押。当沙文威在武汉情报站的顶头上司、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卫部局长的周怡发现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时候，沙文度已经在折磨和恐惧之中精神崩溃了。释放不久便“溺水”而亡，伏尸延河岸边“一处毫不起眼的沙滩上”，终年32岁。沙文度死于革命的绞肉机，沙文度仅仅是千千万万的冤死鬼中的一个。
仅在1938年，沙文汉战友中就有两个被中共自己杀掉了：一个叫吴先清(女)，在苏联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时被杀害的；一个叫汪孝达，被枪杀于延安。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先生说：中共自己杀掉的党员比被蒋介石杀掉的要多得多。江西草寇时代，就杀掉了十万人。
(八) 沙文威功勋卓著，受株连只能当小官
沙文威加入CY并成为CY宁波地委组织部长时，还是个稚气未退的15岁少年，但因奉命煽动工潮被通缉，16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36年，由留俄同学介绍入南京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继而堂而皇之地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卢山军官讲习团”，亲聆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陈诚等大谈抗战方略，摸清了当局“不向共产党进攻”的底牌。1937年，沙文威在大哥沙孟海介绍下，转入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属下、以朱家骅为主任的参事室任干事，于是军事委员会里无数绝密文件便源源不断地到了周恩来手中。沙文威不但在军事委员会内盗取机密，还在里面发展秘密党员。1941年，又随朱家骅入中统局。1942年，回到上海收集汪伪情报。1945年，日本投降后，沙文威在沙孟海帮助下再次钻入国民党心脏部位，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专员。在这里沙文威凭着他的勇敢、机智，“在中共的募史上谱出了一曲曲壮丽的乐章。”得意之作即是与汪维恒合演窃取东北和华北大量军事情报之一幕。
为共产党争天下建立不朽功勋的沙文威，当年手下不乏少将、中将。但建政后，能只在中央统战部当个小处长。受沙文汉牵连，又被疑为是国民党特务，最后被调到政协当一名副秘书长。大哥沙孟海的两个女儿，被残酷斗争，折磨而死。连为灵隐寺写的匾额上的署名也被铲去。
武宜三先生研读中共党史多年，颇有所得。其中一条，暂时叫做“株连和沾光”吧；可以做篇博士论文的，今天把它贡献给大家。举例说明，沙文威可以被成了右派分子的三哥、三嫂所拖累，但却沾不上二哥是“革命烈士”的光。又例如，黄万里的兄弟姐妹子侄中，几乎都受他当右派分子的牵连而大倒其楣；可是他二哥黄竞武是响叮当的“革命烈士”，却被有意地抹煞了。中共这样绝情的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九) 跟共产党跑，绝没有好下场
1987年，陈允豪、丁兆甲的《沙家五兄弟》被台湾《传记文学》转载时，题目被改成《老大沙孟海主修蒋介石家谱—-地下党沙文汉五兄弟的下场》，老四沙文威对此大为不满。他在《沙孟海兄弟风雨录‧序》中说，“革命者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作好了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食得咸盐抵得渴，革命者当然不怕牺牲。但中国的共产党人却大多数牺牲在“自已同志”的屠刀下、死于自已阵营的明枪暗箭之中，这值得吗？所有受毛共欺骗的仁人志士、热血青年，包括毛的战友、同志、亲人在内，都没有好“下场”，岂止沙家五兄弟？
沙文威先生说：“我觉得我们五兄弟是幸运的。我们生长在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我们没有站在时代的旁边。我们深信封建社会必然没落，深信半封建半殖民也的社会制必然然会被推翻。”只要承认事实，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场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暴力夺权之后，中国人民不但没有从“革命胜利”中得到过什么，相反，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比革命前更贫穷、更痛苦、更愚昧，不但失去一切人权，连生存也得不到保障；现在中国农民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庞大的文盲群体、现代奴隶。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最血腥的法西斯世界。这就是沙家兄弟当年拿了外国的津贴—-苏俄卢布，专门来颠覆一个并不太坏的国家政权的结果。这结果是与他们当年革命的目的，不啻南辕北辙。这有什么“幸运”可言呢？他们拆掉的是一个小监狱，建起来的却是一个更大、更黑暗的大监狱；这监狱不但囚禁了中国人民，同时也把他们自己关进去了。这是大不幸，是沙家五兄弟的不幸，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十) 陈修良的觉悟—-平反不惩凶，人民怎能高枕无忧！
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对暴力的恐惧，受谎言的欺骗，大部分右派分子浑浑噩噩地渡过了他们屈辱、鄙贱的一生，至死也不知其所以然。然而，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女士，在苦难和死亡面前却大彻大悟了。她在1983年写的《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关于潘汉年、沙文汉同志平反昭雪的感想》中，提出了三大教训：
第一、政治体制要改革。包括“潘、杨反党集团”案、“沙、杨、彭、孙反党集团”案在内所有如山冤案，是由于“政治体制是不健全的，封建思想的残余远远没有肃清，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思想已经侵袭着党和国家的机体。”“1954年《宪法》墨迹未干，就发生了践踏法制的潘杨案，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无法无天的地步。悼念一番，干事无补”，“法治还是人治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子胥死而后忧”，这才是人们所担心的。
第二、领导班子必须实行改革。“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领导人要进行民主的选举与罢免。这个问题应当解决。”“人事制度必须改革，无论如何，不能再让豺狼当道。”
第三、“整顿党纪、党风实在十分迫切需要。对诬告者一定要反坐”，“对含冤上诉的一定要负责审查昭雪”，“平反昭雪而不惩凶”，“使坏人还可逍遥法外”，甚至还当作“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干部来使用，“人民怎能高枕无忧呢！”
这篇文章发表二十四年了，陈修良也死去快二十年了，但她说的这些话，至今仍未引起当局的重视，仍被束之高阁；中共一小撮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拒不改革；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以致豺狼仍然当道，《宪法》仍然一文不值，人权仍然受践踏，冤假错案不减反增，受害者仍然投诉无门。
沉痛纪念反右受难者的同时，我对天长啸：可怜的中国，你仍然走不出暴力革命、流血造反的宿命吗？
2007年8月21日于流浮山庄
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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