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于林编译报导）日前英国《财经时报》一篇名为“不自由的资本主义”（Illiberal Capitalism）中述及，一九八九年，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国际局势下，日裔美籍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预言：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最终点。然而事隔十九年，经过了一九九零年代脚步凌乱的民主化开放时期之后，现在的俄罗斯自视为世界大国，演绎出结合经济发展与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治下中国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发展路线，似有许多若合符节之处。
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仍在重整之际，由于全球化的浪潮促进各国之间的互动，从一九九零年代以降，在各领域都出现乐观的预期，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在全世界各地所带动的社会力量，将形成一股无法抵挡的压力和推进动能，可以造成政治改革，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届时将顺势取代极权国家的专制体制，使国家持续发展。在一九九三和二零零一年，媒体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和前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就曾先后预期，通讯科技的迅速进步将威胁极权政体，让民主自由推展至专制国家。
然而，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的现况，尽管两国对外都表示走向民主体制将是长期的发展目标，但两国其实仍维持从过去到现在共产极权的政治势力。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极力维持一党独大；而在俄罗斯，虽然共产党在形式上已经成为在野党，但从目前台面上的政治菁英大多是过去前苏联时期的官员看来，克里姆林宫仍被前俄共的势力所把持。在中国，中共高层内部诡谲多变的政治角力不断上演，只能祭出各村举行的基层地方选举充当民主指标；而在俄罗斯，大选则像是为统治高层早已内定的继任者背书的合法化手段。
至于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各国领袖期待看到的，以经济发展顺势推动政治改革的路子，中俄两国实际的发展并不按照这份路线图进行。在中国，自邓小平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一个世代，主要靠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起家，但近年来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在中国各地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生态浩劫已一一浮现，城乡发展严重失衡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各种衍生的社会问题让广大的民众生活日益艰难。另一方面，俄罗斯在经历过一九九零年代的混乱的经济和政治民主化过程后，近年来则开始收敛民主发展的脚步。
就像一九八九年中国学生发起的民运遭到无情镇压，人民表达追求民主的诉求，被中共的统治阶层解释为动乱，中共利用民众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运动的恐惧，声称一旦共产党无法控制局面，便可能导致暴力和社会脱序，甚至引发内战。俄罗斯一九九零年代的自由开放时期，也被后来上台执政的普京定性为是造成国力衰退、缺乏法治、少数极度富有的寡头把持国政，以及生活水平滑落等乱象的原因。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中俄两国的政治菁英，似乎不约而同发展出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运用既得的政治权力，杂揉出一种接近极权统治的政治体制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获取经济成长。他们对内强化国家主义和民族情感，灌输民众反美、反西方的思想，也为人数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画大饼，承诺经济发展将提高其生活享受。
在对外关系上，虽然俄罗斯和中国在过去毛泽东时期就因路线不同产生严重的分歧对立，但现今在国际政治上两国经常携手合作。最明显的联盟是二零零一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该组织除了两国之外，还结合了四个中亚国家，主张绝对尊重各国的国家主权，并积极围堵西方势力介入中亚各国。在联合国会议上，来自北京和莫斯科的两国代表往往联袂反对西方民主国家对伊朗、伊拉克、苏丹和赛尔比亚等极权专制国家施压、要求改善的提议。
这种结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但同时标榜国家主义的极权政治体制，所呈现出的现况是，尽管经济持续发展，两国国内言论自由的空间，亦即政治异议份子生存的空间，却不增反减，并不如预期的以经济进步推动政治变革。
举例来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大动作紧缩对媒体的监视和控制。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所做出的统计，在该会监督的所有国家当中，中国监禁了人数最多的记者，光是去年二零零七年就有多起。另外，中共国家安全局投注大量资源，透过“中国的防火长墙”实施的全天候即时网路监控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不曾稍减。
尽管乐观人士举出两国近年来因经济发展获利，开始回头重新发掘固有文化的措施颇为可取，例如俄罗斯开始修缮东正教的教堂，中国也在全世界各地以国家名义赞助成立孔子协会，但仍然不难看出这些文化政策背后，统治当局希望陈仓暗渡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克里姆林宫利用其赞助成立的青年团体来骚扰政敌甚至外国使节；而中国的学生在历史课上学到的内容，都已是单方面强调西方殖民列强的蹂躏和日本人的侵略，而闭口不谈如美国在内的西方对中国的援助。也因此，中国需要恢复国力以期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就成了中共对其治下人民名正言顺的教诲。
由此看来，尽管中国和俄罗斯致力于发展经济，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但其统治阶层选择片面嫁接资本主义和类极权统治制度，意欲巩固其政治权力，以回避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以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检视其国家主权的运作，并进一步彼此策略结盟，以抗衡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便成了两国在民主政治发展上裹足不前的真正原因。究竟他们的谋略能延展多久，两国社会由于发展经济所启动的民间自主社会力是否能突破重围，都将是后续观察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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