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亦:赤血噩梦五百年——天灭中共

王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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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日讯】《全球通史》的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分成两大部分来论述整个人类历史,以公元1500年为分界点,1500年之前为一个大历史时代,1500年之后则是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大历史时代。

无独有二,距今2500年之前的古印度大觉者释迦牟尼佛则讲:他在世和不在世的500年之后,是为“末法”时期。如此说来,从公元1500年左右开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第四期“末法”时期,是“末法”时期的“末法”时期。

从公元15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00多年的历史,如何看待和审视这段特殊的历史,本文或许能提供一种参考性视角。

第一篇 赤血前梦

一、乌托邦

《乌托邦》的作者是托马斯.莫尔,1478年2月7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529年任英国大法官,后因拒绝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首领而被抓捕和审判,1535年7月7曰,托马斯.莫尔被处以死刑,死后他的头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乌托邦》出版于1516年,全名为《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乌托邦”一词是托马斯.莫尔据古希腊语而生造的,是“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的意思。

《乌托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谈到一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作者在用影射手法描绘当时的英国社会在“圈地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黑暗现象,既所谓“羊吃人”现象;第二部分描绘“乌托邦”这个理想国,其实是作者关于未来完美社会的全部设想,乌托邦的最大特点是“财产公有”,作者在书中断言:私有制是万恶的根源,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根除贪婪、争讼、掠夺、战争及一切社会不安的因素。

由于《乌托邦》中“财产公有”这种思想因素被后来所出现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完全接收和继承,因此,《乌托邦》被后世的“共产主义者”视为“共产主义”思想来源演化史上的一部所谓的“伟大”文献,对其推崇备至。

历史的荒谬之处在于:托马斯.莫尔不是生在东方,他看不到几千年来人类社会道德水准不断整体下滑的巨大趋势,他也想不明白当时英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诸如贪婪、争讼、掠夺、战争等等一切丑恶黑暗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乃是人心的败坏,也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败坏所造成的,是人类本身内心的问题,而不是外在的财产制度问题。托马斯.莫尔把一个本来应该向人类内心找原因的问题归结为一个人类内心之外的财产所有制度问题,这本身就是在回避,掩盖和歪曲问题的实质,他所指出的问题解决方向“财产公有”也就必然走上歪路和邪路。

在东方,人们普遍接受“道、德、仁、义、礼”的伦理思维方式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 “礼”,“礼”是维系社会道德最低水准的底线。在道德标准体系里面,根本没有“利”的任何位置,只是要求人“舍利取义”,因为财利是“身外之物”,不值得为其而妨碍自身最为根本的道德修为。

托马斯.莫尔对待财产和利益的态度,不是让人去“舍”,不是让人从内心放弃对财产和利益的过分贪婪和执著之心,而是让人采用外在的手段和方式,将财产的拥有形式从“私有”转变为“公有”,对于人类本身内心的贪财贪利之心根本就没有去触及,必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相反,托马斯.莫尔把“利”导入衡量道德水准的标准体系,是竟然用“利”来衡量人类道德水准的始作俑者。无论是用“利”多“利”少来衡量人类的道德水准,还是用“利”私“利”公来衡量人类的道德水准,都将导致人类正统道德观念体系的大崩溃,因为这根本不是在教人类放弃对财物和利益的贪婪之心,而是想将人类的注意力强行从“财产私有制”转移到“财产公有制”,恰恰使人类在无意中对财产和利益变得更加关注和看重,变相的加重加强了人类内心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贪婪之心。

其实,无论是当时英国社会上的种种丑恶黑暗乱象,还是托马斯.莫尔本人,乃至《乌托邦》的出现本身,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人类道德整体上不断下滑,开始进入“末法”时期的“末法”时期后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一切,都在昭示着一个长达五百年的赤血噩梦,一个最为血腥残酷的时代,一段最为无法无天的人类历史已经正式开始了。

二、千年天国

与托马斯.莫尔同时代的托马斯.闵采尔(1490年 – 1525年5月27日),是德国宗教改革的激进派头领,也是德国农民暴动头领。1490年闵采尔生于德国哈茨的施托尔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闵采尔15岁时就组织过反对天主教会的秘密团体,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的主张极为激进,认为天主教的赎罪说是“给破房子刷白粉”,应该拆掉破房子,而不用刷白粉。1521年闵采尔发表《布拉格宣言》,鼓吹用暴力实现社会变革,他直接策划实施了萨克森.图林根的农民暴动。 1525年5月16日在弗兰肯豪森战役中被俘,5月27日被处以死刑。

在思想上,闵采尔继承了中世纪以来的反封建的神秘主义或异教传统,鼓吹利用暴力,发动暴动,将穷人从王公贵族和资本家的掠夺和剥削压迫中“解放” 出来。这一切被闵采尔说成是基督“上帝”在人间的“事业”。闵采尔鼓吹:要恢复原始基督教会的本来面目,废除一切与它相冲突的制度,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立起一个尘世“千年天国”。

在原始基督教时期,出现过一种“锡利亚式”思想,一些基督教社团主张信徒奉献出他们的财产,在社团内实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不让一个人挨饿,不让一个人受冻。他们相信基督即将复临,他将为所有的信徒建立起公正、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天国”。

闵采尔盗用了原始基督教的这种思想作为其暴力、暴动活动的公开旗号。后来,“共产主义”进行自我溯源时,通过“暴力”思想因素共鸣作用,顺理成章的接通了闵采尔的暴力化“千年天国”,又意外惊喜的发现“千年天国”还可以溯到原始基督教时代,因此,“千年天国”成为“共产主义”进行自我鼓吹时的一个标志性口号。这一思想口号后来不断变形,最终演变成了“人间天堂”。这就是“共产主义”用以迷惑和诱骗了无数世人的“人间天堂”口号的根本由来之一。

如果说托马斯.莫尔给“共产主义”的形成“贡献”了“公有制”思想因素的话,那么,则托马斯.闵采尔给“共产主义”的形成“贡献”了“利用‘暴力’建立‘人间天堂’”这一最核心的思想和思路因素。

三、太阳城和塞瓦兰国

17世纪,意大利的T.康帕内拉和法国的D.维拉斯先后用对“太阳城”和“塞瓦兰国”的描述,表现对“共有共享”的“美好社会”的构想。其实就是对16世纪的“乌托邦”在17世纪的继承,延续,翻版和补充。其中所谓的“共有共享”,正是指的“财产公有”,在鼓吹“公有制”这一点上,“太阳城”, “塞瓦兰国”和“乌托邦”的狂热如出一辙。

四、自由法

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期间,“掘土派”头领G.温斯坦利著作了《自由法》,提出了一种和16世纪托马斯.闵采尔“利用‘暴力’建立‘人间天堂’”完全不同的思路:“利用立法形式建立‘人间天堂’”。在这其中,他也明确的提出了要“消灭土地私有制”。

在17世纪,由于有意大利的T.康帕内拉,法国的D.维拉斯和英国的G.温斯坦利继续为“共产主义”的形成进行思想因素准备上的添砖加瓦,“共产主义”的形成进程没有停止,“共产主义”在人间的形象特开始逐渐凸现出来了。

五、人民专政

18世纪末,法国发生革命,“无套裤汉”们,相当于英国革命中“平等派”,是18世纪法国革命中的主要激进势力,其头领之一F.-N.巴贝夫打着“社会平等”,鼓吹“消灭阶级”,鼓吹通过密谋组织武装夺取政权,实行“人民专政”。

法国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是后来的“共产主义”所极力吹捧的“流氓无产者”的前身代名词,F.-N.巴贝夫将“人民”作为对他们的专用称呼,其所说的“人民专政”,实质乃是“流氓专政”。

“专政”,按照“共产主义”自己的解释,乃是“由一个统治者或者整个统治群体或阶级对被统治者或阶级实行绝对权力的政治体制”,和“独裁”意思相同。因此,F.-N.巴贝夫的“人民专政”,其实也就是“流氓独裁”的意思。

16世纪初,托马斯.闵采尔提出要“利用‘暴力’建立‘人间天堂’”,近三个世纪之后,18世纪末的F.-N.巴贝夫接过了托马斯.闵采尔的这一 “暴力”接力棒,明确了“共产主义”理想中“人间天堂”的最主要特征:“流氓独裁”。于是,在“共产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人间天堂”的来龙去脉之思想因素已经完整的出现在了人类社会之中。

六、空想社会主义

经过三个世纪的积累酝酿之后,“共产主义”的形成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于是,在19世纪初,法国的C.-H.de圣西门、F.-M.-C.傅立叶和英国的R.欧文,开始沿着16世纪托马斯.莫尔开端的歪路大步向前,对“共产主义”的原始模型进行系统化的构建。“共产主义者”将此“共产主义”原始模型称为“空想社会主义”。

由于不能从道德水准整体下滑这一真正的根源去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因此,他们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及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无论显得多么的“广泛深刻”,无论对其根源和基础做何种探求和抨击,所得到的结论都只能是片面和表面的,他们所提出来的诸如“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把国家变成单纯管理生产的机构”等等医治之方也就注定只能治标不治本。这就像是人得了心脏病,却针对病人皮肤上的病症反应,去研究皮肤疾病,开出皮肤病药方,当然不能有效医治。从托马斯.莫尔开始,其立意的基点和关注的方向就完全错了。

七、西欧工人运动

“共产主义者”宣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工人运动”是“共产主义”在当时能够形成的现实社会基础,认为这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所谓的“西欧工人运动”,就是指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暴动,1836~1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暴动。“共产主义”的确是在这些工人暴动和示威活动的现实刺激下形成的,“共产主义者”向来都把这几次暴动和示威摆到很高的历史位置上。其实,在19世纪的人类社会发生的大事中,这些暴动和示威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远远没有“共产主义者”夸张得那么大。举个例子,在《全球通史》中,根本找不到关于所谓“西欧工人运动”的半个字。

“西欧工人运动”对“共产主义”来说,真正的作用是给将用文字编造“共产主义”具体教义的“共产主义份子”提供历史性观察标本,这些混迹在工人之中“共产主义”执行机器备选者将作为样本,其思想,言论和行为特征和属性将被仔细观察和认真研究,以帮助“共产主义份子”们能以编造出最容易灌输到这些执行机器备选者头脑中的“共产主义”教义,并预先总结进行言行操控最适合方式的经验。
所谓灌输“共产主义”,后人称之为“洗脑”;所谓“言行控制”,后人称之为“精神控制”。

第二篇 赤血中梦

八、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在伦敦由所谓的“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成。马克思,恩格斯是它的主要头目。该组织的纲领是《共产党宣言》,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活动目的是要推翻当时的合法政权,建立起由“共产主义者”控制的所谓“无产阶级”政权,也就是“共产主义者”自己鼓吹的消灭“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实行“财产公有制”。该组织以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为联络原则,拉拢各国工人,到处推销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该组织成员四处煽动利用“1848年欧洲革命”。遭到惨败后,各国政府严厉查禁该组织的社会活动。1852年,马克思不得不自行解散该组织。

应该说,“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煽动暴动之前首次跨国大联络,大组织,在持续5年之后,彻底失败。

九、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其实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得里希.恩格斯为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勾结起来煽动利用 “1848年欧洲革命”而特地编造的总纲性煽动暴动宣战书,成文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1848年2月21日在伦敦发表。

《共产党宣言》的最主要逻辑特征在于它的流氓性。第一,它直截了当的承认“共产党”乃是一“幽灵”:

“一个幽灵,共产邪恶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其二,对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自己的罪恶供认不讳: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第三,对于自己的暴动阴谋计划毫不隐讳,并且无耻之极的蛊惑诱骗人们参与它们的暴动罪行: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显然,马克思和其同伙们高估了《共产党宣言》的煽动力量,它们原本打算煽动利用来夺取欧洲统治大权的“1848年欧洲革命”最后归于惨败,它们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暴动目标“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最后也不得不不了了之。只有《共产党宣言》本身,由于文字表达上直接呈现出来的赤裸裸流氓逻辑,因而成为“共产主义”用以继续恐吓人类社会的文字暴力工具。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出现和《共产党宣言》的出笼,标志着各种“共产主义”思想因素经过近三个半世纪的隐形酝酿汇聚和在人类正统社会中的反复左冲右突,“共产党组织”和“共产主义”在历史上终于正式形成,开始了其为祸人类社会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整部罪恶历史。

十、1848年欧洲革命

“1848年革命”发生于欧洲,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首先发起地点为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而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一般说来,此次革命虽造成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但是所有革命行动均以失败收场。但是这次革命却间接导致德国及意大利统一运动。

“共产主义者”在这场“革命”发生之前和当中,曾经想对这一“革命”加以煽动利用,例如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表《共产党宣言》,不过,“共产主义者”既没有成为任何一地“革命”中的“领导”,也没有在任何一地成功煽动“无产者”站出来追随它们。因此,随着“1848年欧洲革命”自行归于失败,“共产主义者”的暴力煽动活动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烟消云散了。

虽然“1848年欧洲革命”跟“共产主义”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且最后也归于失败,但是,“共产主义者”们依然对其津津乐道,将其视为“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于“共产主义者”先祖们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跟班历史角色,“共产主义者”们却大多不愿多提。

十一、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于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开会成立,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参加该组织的工作,并逐渐用马克思自己编造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该组织的所谓“指导思想”。由于会名太长,有时人们取它的第一个单词“International”,简称为“国际”,历史上即称为“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是继“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时隔17年之后成立的历史上第二个“共产主义”国际化组织,它的出现标志着“共产主义”势力在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附带性大失败之后的元气复原。

1871年,“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煽动催生了“巴黎公社”,不过,随着“巴黎公社”的很快失败,“第一国际”也日渐衰弱,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存在时间为12年。

十二、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为同年的3月26日)到5月28日期间短暂地统治巴黎的政权。马克思认为它是对其“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共产主义者”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事实上,“巴黎公社”的暴动成员集合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有“共产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也有“雅各宾派”,只是对“巴黎公社”的催生其着主要作用是“共产主义者”而已,具体的来说,就是“第一国际”的法国支部。

“巴黎公社”出现的历史背景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除了“共产主义者”的煽动之外,暴动产生的另外两个根本原因是:一方面是战争的惨败,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人阶级”持续增长的不满情绪,上可追溯到1830年代,发生在里昂和巴黎的第一次工人暴动。

在“巴黎公社”存在期间,暴力被广泛的煽动和泛滥,例如,“巴黎公社”曾经于1871年4月5日颁布过一个“人质法令”,按照该法令,任何凡尔赛军的支持者都将成为“巴黎人民的人质”,第5条更进一步指出,任何被凡尔赛军处决的战俘或“巴黎公社”正规的“游击队员”,都将导致三倍的人质被处决。在 “流血周”及随后对凡尔赛军战俘的大处决中,包括Mgr Darboy在内的 6名人质于5月24日在火箭监狱被一个班的士兵枪决。有超过50名人质于5月24日至5月26日之间被杀害。有些是被“巴黎公社”头目直接下令杀死的,另一些则被死于街头流氓暴徒之手。在受害者中有巴黎大主教Georges Darboy。

1871年5月23日,法国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尔高地。当天晚上面临失败的“巴黎公社”政权下令纵火烧毁巴黎。在当天和次日被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杜伊勒里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王宫(Le Palais Royal)、巴黎市政厅、圣马丁门歌剧院,同时开始枪杀人质。

5月24日,已完全焚毁的巴黎市政厅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暴徒德勒克吕兹阵亡,瓦尔兰被捕。5月27日,5000法国政府军围攻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甫公墓的最后200名“巴黎公社”暴徒,最后这些暴徒在墓地的一堵墙边全部被击毙。5月28日,“巴黎公社”溃败。

“巴黎公社”是欧洲“共产主义者”们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遭遇尴尬失败之后,再次煽动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暴动大赌博。“共产主义者”们在这一过程中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导权”,“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总头目马克思直接涉身其中。不过,据说当初马克思是反对煽动催生“巴黎公社”的,认为需要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不太可能夺权得逞。但是,当“第一国际”法国支部正式篡夺巴黎政权之后,马克思又转变态度,开始全力支持“巴黎公社”,在巴黎之外对“巴黎公社”之内的“共产主义者”进行遥控。“巴黎公社”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彻底失败,马克思在伤感之余,只能将“巴黎公社”看成是“共产主义”的第一块试验地,“化悲痛为力量”,写出了《法兰西内战》一书,算是对在“巴黎公社”期间利用“共产主义”理论进行掌控政权试验的教义总结。

十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为“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而编造的一套理论教义。

“马克思主义”崇拜“唯物主义”,分为三个层面,既哲学层面,政治经济层面和科学层面,主要来源分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主要文献资料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自然辩证法》等。

“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在世的时期,经历过两次实施惨败,既“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

十四、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1889年在巴黎开第一次大会,通过《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决定以“同盟罢工”为“工人斗争”的武器。此时,马克思已死,“共产主义者”们以资本家出身的恩格斯作为国际魁首。

从其成立之日起,“第二国际”的“共产主义”暴力色彩就并不太浓重,而且组织也很松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派”违背了“非战”的决议,帮助各国政府去从事国际战争,于是“第二国际”几同无形消失。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各国“社会党”会议通过《拥护国际联盟案》,并筹备恢复“第二国际”。1920年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第二国际”才恢复起来。

在此之前,“第二国际”并未正式宣布解散,只是停止活动,但列宁在得知关于1914年8月4日德国“社民党”议员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军事预算案的消息后,宣布:“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

“第二国际”其实是一个温和的“共产主义”联盟组织,它的出现表明在马克思那一代,“共产主义”经过两次惨败之后,煽动暴力暴动的胆气已呈后续不及状态。

十五、列宁主义

列宁,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苏联创建者、“列宁主义”的提出者。

“列宁主义”被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其它流派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如何取得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如何治理国家”两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致力于合法斗争,在取得政权之后可以保留民主制度。而列宁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寻求合法斗争的努力必然使其修正主义化,“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在取得政权之后,不应当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应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在 “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即使一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仍然有必要采取专政的方式保卫“无产阶级政权”。

也就是说,“列宁主义”的本质核心是“拒绝温和,暴力到底;拒绝合法,非法到底”。

另一方面,“列宁主义”的出现也标志着“共产主义”由全面暴动夺权战略转变为重点暴动夺权战略。

十六、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又称“布尔甚维克革命”,“俄国共产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 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经列宁和托洛茨基控制的“布尔甚维克”策划的武装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控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颠覆了俄罗斯克伦斯基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导致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的成立。

11月7日下午,2万名“赤卫队员”和士兵包围了临时政府——冬宫。晚上在阿芙乐尔巡洋舰上暴动得逞的士兵开始炮轰冬宫。“赤卫队员”和士兵经过拼杀于次日凌晨2点攻陷冬宫。

“十月革命”后,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此次革命后遇害。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夺权理论的一次实验。俄罗斯“十月革命”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国家得到传播。“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幕,直接导致了苏联与西方自由社会国家的对抗,直至冷战结束、苏联解体。

“十月革命”得逞的主要原因是列宁最充分的利用了人类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最混乱局面,把“共产主义”装扮成为“和平主义”所意外得到的一笔历史侥幸横财。在“十月革命”中,德国对列宁进行了大量扶持,这让后来的纳粹德国希特勒耿耿于怀,这也是导致希特勒1941年发起对苏战争的重要原因,希特勒想利用“闪电战术”灭亡“共产主义”苏联。

十七、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于中国北京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和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街头运动,起因为巴黎和会中,西方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某些知识份子在那时期的欧洲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将自己国家的古代道德文明文化传统摒弃,定为封建愚昧落后迷信,转而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对中华古代文化造成了深层的伤害,令中国古代文化步向衰落。

当时的“五四运动”亦掀起了西学潮,儒家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当时的社会风气可从闻一多的《死水》和曹禺的《日出》中窥探一二。此情形直至蒋中正完成初步统一后推行新生活运动后亦未有太大改观。

“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白话文令中国古代文学失去精粹及美感,变得流于表面。同时白话文亦比文言文拥肿俗套,失去了文言文简意到的意义。新诗的格律、词汇、形式、对偶、美感亦比唐诗宋词为之失色。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更有人提出了“汉字拉丁化”的口号,某程度反映了当时知识份子的崇洋弃本的思想。

“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份显示出当时“布尔甚维克”式的“暴力革命” 路线对中国政坛的影响,以后的历史发展便没有了和平演变的路线,只有革命和更革命的分别了。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

中华民族遭遇的外族羞辱,让很多中国人失去了理智,在“五四运动”中全面发泄,从而让“共产主义”幽灵乘虚而入,开始附着到中华民族的肌体上,最终变成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连骨毒瘤。

十八、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1921年3月21日颁布实施的一项政策法令。旨在以实物税的形式代替先前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政策,此项政策亦在工业领域进行了延伸。

1918年,正值俄国的“布尔甚维克者”们正在同白俄进行激烈的政权争夺,由于战时资源的极度匮乏和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红色政权的封锁,列宁颁布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配额外的粮食进行强制征收。鉴于国内革命战争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得的成功经验,苏俄在战争结束后决定这沿用这一制度,此举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甚至引发了一些地方的暴动。由此苏俄引入了更灵活的“新经济政策”来代替战时“共产主义”。包括:

1. 废除余粮收集政策,实施实物税。
2. 停止配给制度,允许商品买卖。
3. 放松了贸易限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将资金与技术引进俄国。
4. 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让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

在余粮收集政策取消后,农民的不再担心余粮被无偿征集,加之半封建土地制度的废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并超过了革命前水平。当农业迅速发展之时,国有重工业由于政策缺失仍然进展缓慢。为了提高行业收入,工厂开始提高工业产品的销售价格,由此造成的制造业产品的成本提高使农民不得不生产更多的农业产品来购买消费产品。进而农业产品大幅下降而工业产品价格急剧上涨,这就是为众人所知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但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俄的工业化。

“新经济政策”成功地恢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革命战争给社会经济带来的破坏。至1928年,俄国的工农业产品产量成功地恢复到了一战前水平(1913年)。

1924年列宁死后,布哈林成为了“新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但1928年该政策被斯大林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斯大林想要迅速地积累资本进行国家工业化并达到西方强国家的水平。他全面引进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农村集体化”全面代替了“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通常被认为是一过渡性政策,并且不为“布尔甚维克政党”中的激进份子所热衷。他们视之为与“资本主义”的妥协甚至是对“共产主义” 信条的一种背叛,并且对经济起着长期的负面效应,使一些以倒卖粮食的中间商人为代表“阶级敌人”获利。他们想用一种完全计划的经济模式来代替。列宁曾经就 “新经济政策”说过:“我们退一步的目的是,为了前进两步。”这也印证了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是对列宁遗愿的完成。

十九、乌克兰大饥荒

乌克兰大饥荒,是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虽然同一时期在苏联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但“乌克兰大饥荒”一词通常用来特指在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内发生的饥荒。

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

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赋予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气候条件转好,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消失。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具体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1.4%为犹太人,1.1%为波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白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死于乌克兰大饥荒。

除了饥荒外,1932年到1933年,苏联还对抱有民族主义观点的乌克兰知识份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进行了清洗。

乌克兰独立后,许多乌克兰政治家和学者认为1932年-1933年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

2003年10月,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委员会在意大利维亚琴察举行会议并签署声明,要求意大利政府和欧洲议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乌克兰国会和许多国家的乌克兰人社团对普利策奖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其撤消1932年颁发给《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沃特.杜兰蒂的奖项。沃特.杜兰蒂因对苏联五年计划的系列报导而获得了该奖,但是他在明知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情况下仍对全世界隐瞒了这一惨剧的真相,并且在报导中宣称“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也签署法令,将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

2006年11月25日,乌克兰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和议会议长莫罗兹主持了大饥荒纪念馆的奠基仪式,并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烛光哀悼活动。全乌克兰的电视台和电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

二十、大清洗

“大清洗”(英语:Great Purge)是指在1930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之一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一般认为其最终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被认为是或者被指责为是出于落后或者秘密政治目的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政策的人群的迫害运动。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大多数这些人是党员。

但是这场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许多人:知识份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和专业人员。一系列苏联秘密警察和国外情报机构(NKVD)的行动涉及到多个被指责为“第五纵队”的少数民族。

据赫鲁晓夫在他的1956年秘密报告《个性崇拜和其后果》以及许多后来的研究证明许多这些指责,包括在莫斯科公审中提供的证据,都是被迫供认的,或者是对俄罗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刑法第58条(反革命罪行)的过分扩展的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的规则进行的,当时的合法法庭在这些审判中全部被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代替。

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上十万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许多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和古拉格。由于饥饿、疾病、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沉重的劳工许多人死在劳改营中。大清洗是在根里克.雅戈达(Genrikh Yagoda)任秘密警察长官时开始的,但是其顶峰则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当时的秘密警察首脑是尼古拉.耶卓夫(Nikolai Yezhov),这段时间有时也被称为“耶卓夫时期”(Yezhovshchina)。但是整个“大清洗”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领导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发布的。

比如1937年政治局发布命令对被告人施加“身体压力”,这个命令在实践中被翻译为拷打和非法谋杀。“大清洗”结束时耶卓夫被解除职务、以间谍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背叛罪被告、受审、被判和被枪决。

一开始“清洗”这个名词在苏联政治用语中意为党内的清洗,比如1933年约40万人被开除党籍。但是从1936年直到1953年这个名词的意义变化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开除党籍几乎立刻意味着被捕、被关押,甚至被处决。

“大清洗”的背景是斯大林和政治局希望消灭任何反对政府的专制统治的源泉。他们希望保障党员会按照“民主专制”无疑地执行以斯大林为中心的中央的命令,他们不希望苏联共产邪党是一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多元的革命党派。实际上在1920年代里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它的多元性。另一个官方的理由是在消灭任何战争时期可能会出现的“第五纵队”,但是不中立研究无法证明当时的确有这个危险。第五纵队的理论是莫洛托夫提出的。他本人是斯大林权力中心中的人物之一,而且亲手签署了多个枪决命令。此外共产党还想借此消灭“危害社会的分子”、富农、过去的反对党成员(比如社会革命党的党员)以及过去的沙皇军官。

“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就始终使用一系列手段来镇压它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比如施行恐怖,或者施加社会监视,有时这些镇压比较不明显,有时则会达到一个顶峰,比如在红色恐怖期间,或者对反对集体化的富农进行的镇压等等。“大清洗”与这些镇压不同的地方在于共产党首次对其自己内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实际上总的来说共产党员和官员占被害者总数的小部分。党内清洗与对整个社会的清洗是同时进行的。总的来说整个“大清洗”过程可以分以下三个阶段:

. 第一次莫斯科公审(1936年)
. 引入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来加速“革命正义”(1937年)
. 引入刑法第58条第14款(反革命破坏)(1937年)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对此大做文章,从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对部分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公审。被告人被控与西方列强阴谋刺杀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解体苏联以及设立资本主义社会。

. 第一次公审是1936年8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的16名被告人的审判,其中格里格利.季诺维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重要的前党领导。所有16人被判有罪和处死。
. 第二次公审是1937年1月,被告17人中包括卡尔.拉狄克等。13人被枪毙,其余被关入劳改营,这些人很快死于营中。
. 第三次公审是1938年3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团”,其中包括原共产国际主席尼古拉.布哈林、原总理阿列克塞.李克夫、克里斯蒂安.见赖可夫斯基和原秘密警察首领雅戈达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被处死。
. 此外于1937年6月还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对一批苏联红军将军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

一些出席公审的西方观察员说公审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责被证实。他们的这个判断基于被告人在法庭上,在显然没有受到任何拷打或药物影响的状态下,所做的供认。

比如一位英国律师写道:“这些虚心的社会主义者又一次被怀疑和愤怒围困”,但是“在战场的烟雾滚过之后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今天我们知道被告人的认罪是在对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后才获得的。通过前秘密警察军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其他人的叙述我们知道获得认罪的手段:反复殴打、拷打、让被告人连续数日站立、不准睡觉、威胁关押和杀害被告人的家庭成员。比如加米涅夫的青年儿子被捕并被控恐怖主义。使用这样的手段数月后被告人陷入绝望和精力耗竭。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认罪”的条件是政治局保证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不被杀。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政治局的保证,相反地他们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耶卓夫单独会晤。会上斯大林给予他们这个保证。但是事后斯大林不但没有绕被告人的命,而且大多数他们的亲人被关押和枪毙。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属不受害为 “认罪”条件,这个条件部分被实现。他的妻子被关入劳改营,但是幸存。

1937年5月在美国托洛斯基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考察在莫斯科公审中针对托洛斯基的控告的委员会”,一般被称为杜威委员会,来考察公审中被“证实的事实”。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虽然这个委员会明显地要证明托洛斯基的无罪,但是它还是揭露了莫斯科公审中所“证实”的一些事件不可能是真的。

比如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5年12月飞往奥斯陆从托洛斯基“获得进行恐怖活动的命令”。但是杜威委员会证明没有这次飞行。另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4年12月参加了一场谋杀,但是此时他已经被关押了一年了。

杜威委员会在其422页厚的书《无罪》中发表了它的研究结果。它的结论是所有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人全部无罪。它总结说:“与外来迹象无关,委员会发现:

. 莫斯科公审在其施行中就是为了要使得使得任何无知人相信它确证了事实。
. 虽然一般认罪是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当事人承认了如此不可能的罪行,以至于委员会确信不论这些认罪是如何获得的,它们不是事实。”
. 托洛斯基从未指导任何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告的人与外国势力一起反对苏联,以及托洛斯基从未要求、计划或试图在苏联设立资本主义。

委员会总结说:“我们因此认为莫斯科公审是在做戏。”

当时一些相信莫斯科公审是公正的人引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有些认罪包含不可能的事实。比如这些打算挖苏联及其政府的墙脚的人承认可怀疑的事件来让人怀疑他们的审判的正确性。但是莫洛托夫本人就是政治局成员,他自己签署了死刑证,因此他的解释本身就很可疑。

据说红军内的“清洗”是由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内甚(Edvard Beneš)传递的纳粹假造的文件(据说是纳粹间谍头目莱因哈德.特里斯坦.尤根.海德里希伪造的)引起的。据说这些伪造的文件包括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最高指挥部成员的通信。

但是这个传说不可信,因为按照传说这些文件被伪造时图哈切夫斯基集团中八个人中的两个已经被捕,而当这些文件按照这个传说到达斯大林手中时整个审判已经开始。但是审判中所列出的证据确实是伪造的供认。红军中五位元帅中的三位、15位将军中的13位、九位海军上将中的八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 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处决。

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次清洗使得整个军队的组织被打散,军中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官,使得整个国家容易被入侵。有可能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因为了解到红军内部的虚弱而发动了侵苏的巴巴罗萨作战。

最后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罗斯大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本人幸存,另外五位中四人被处死,列夫.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两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几乎所有这些人死于狱中。

当时对前党领导人的审判和处死只不过是“大清洗”的一小部分:

虽然富农“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1937年7月30日秘密警察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个命令后来成为一系列其它秘密警察针对其它人群的命令的原型。

从1937年到1940年出于对战争时期所谓的“最可能的敌人”以及周围的想要瓦解苏联国家的“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五纵队”的恐惧秘密警察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个别少数民族人的大规模行动。最早的是针对波兰人的行动。许多这些行动是按照一个数量来完成的,上级军官按照一定的统计数据下令当地的秘密警察关押和处决一定数量的“反革命分子”。

1938年夏斯大林和他的周围认识到“大清洗”过头了。耶卓夫被解除秘密警察首领职务(一开始依然是水上运输委员长),后来自己被清洗。斯大林的同乡和新任者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继任秘密警察首脑。1938年11月17日苏联行政委员会和苏联共产邪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发表了《关于关押、检举审问和考问的法令》,此后贝利亚领导的秘密警察发布的命令取消了大多数秘密警察大规模活动,放弃了死刑的应用。这是这场“大清洗”的结束。

虽然如此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苏联依然发生大规模关押和流放的事件。

虽然对前苏联领导人的审判基本上是公开的,但是上十万其它关押和死刑不是公开的。只有在后来少数被关押在古拉格的幸存者逃到西方后人们才渐渐认识到这些事实。但是西方记者不但没有能够报导这场“大清洗”,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尤其在法国,有人甚至企图置这些当事人的叙述于不可信。比如让-保罗. 萨特认为应该忽视这些集中营的事实来使得法国无产阶级不被灰心。但是一系列合法的研究还是证明这些当事人所报导的事件是真实的。

1968年前共产党员、英国间谍和英国外交部信息研究局(其作用是反共宣传)的撰稿人罗伯特.康凯斯特发表了他的书《大恐怖》。康凯斯特认为许多西方观察家没有能够洞察整个公审中的作弊。他还阐明虽然当时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尊随苏联共产党的方针,但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尤其是左翼的组织,在这场运动中是最持批评性观点的。

虽然西方对公审主要持悲观态度,虽然偶尔有对古拉格的报导,但是大多数西方知识份子依然持亲苏态度。直到1956年斯大林的罪行已经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公开后一些这些人只是退出了共产党,但依然坚持共产主义。随着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开始在西方共产党人被迫害,一些人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脱离共产党。而且斯大林死后整个大清洗的现实和它的规模开始渐渐暴露。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纸全幅刊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73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了《古拉格群岛》。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苏联解体后苏联的文献得以被西方和俄罗斯学者研究。最后在始终比较亲苏的法国发表了《共产主义黑皮书》,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比。虽然如此至今为止一直有人试图减少“大清洗”所带来的浩劫。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1956年2月在第20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他做了一个秘密报告(一个月后这个报告被发表)。赫鲁晓夫称大清洗是斯大林“滥用权力”,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在同一报告中赫鲁晓夫承认许多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的认罪基于受拷打后获得的假认罪。赫鲁晓夫当时揭露这个事实可能出于政治需要,当时他正与苏联高级领导人中的竞争者夺权,而这些所谓的反党集团是参与了“大清洗”的人,因此揭露“大清洗”打击了这些人,帮助赫鲁晓夫当上部长会议主席。

早在1954年开始一些被害者已经被平反。被判有罪的红军将军于1957年被平反。在1950年代其他许多低级的被害者和一些前政治局成员被平反。但是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

1991年发表的《平反:30至50年代的政治案》中包含了大量新的原始档案:审问记录、被害者的书信、照片。这些文件仔细地显示了这些做秀公审是如何产生的。

在准备苏共第20次党代会时一个特殊委员会下令内政部进行统计的数目表明,按照秘密警察档案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 681,692人的处决。被害人的总数至今为止不明,按照不同的统计、以及按照对时间范围的定义的不同和是否包括在古拉格中或在强迫迁徙中死亡的人的定义的不同这些统计数据非常不一致。有人认为在此后数十年中约170万人被关押,近70万人被处死。但对这个数据继续有争议。克格勃的老记录现在逐渐被新的俄罗斯政府发表。

一个重要的俄罗斯人权组织发表的苏联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名单中包含1,345,796个名字。

斯大林死后苏联至少设立过两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莫斯科公审。第一个是有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其工作时间是1956年至1957年。由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本身就是涉及到“大清洗”的人,因此它不可能公正。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针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控告是错误的,虽然它承认莫斯科公审中的“证据”是通过谎言、诬蔑和“人身影响措施”获得的,但是它没有平反莫斯科公审中的受害人。虽然对布哈林等人的控告明显错误,但是由于“他们多年来是苏联建设社会邪恶主义期间的反苏维埃首领”,因此他们不能被平反。

第二个委员会是由尼古拉.施万尼克(Nikolay Shvernik)领导的,其工作期是从1961年到年,其结果综合在两份很厚的报告中。这两份报告细腻地记录了在针对布哈林等人的公审中的作弊。它结论主要基于对前秘密警察成员和受害者的询问和其它许多文件。委员会要求平反除拉狄克和雅戈达外所有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害的人。拉狄克的案件需要继续仔细审理,而雅戈达本人是一个在公审中假造证据的罪犯。委员会总结道:

.“斯大林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运动犯下了巨大罪行……莫洛托夫等人与斯大林一起对滥用法律和上千完全无辜的人的死负有责任……”

但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就下台了,“解冻”时期结束,三次公审的大多数受害者一直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被完全平反。

二十一、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内容有“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大清洗”,“反法西斯战争”和“个人崇拜”。

关于“农业集体化”,实质是将俄国农民统统变成现代农奴,而且是典型的“共产主义”农奴。很多人对苏联利用“计划经济”形式迅速完成工业化感到惊叹不已,其实,这丝毫不值得任何惊讶:苏联的所谓迅速工业化,其基础乃是:抢劫全部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的财产,利用工业和农业的“剪刀差”对全体农民进行压榨,制造“共产主义”谎言诱骗工人无偿劳动,压低民众的生活水准,维持高水准的投资比例。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按照这一套制度执行,根本不用打“共产主义” 的旗号,也不需要有“共产党”组织,也一样能迅速工业化。举个例子,希特勒上台之后,通过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发展军事工业,曾经使德国经济在两年之间增长了100%,比斯大林的工业化还厉害。苏联工业化其实只是被“共产主义者”利用来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的一个历史事件化工具,其实质却是一个虚构的“共产主义”神话。

至于“个人崇拜”,这是斯大林在“共产主义”阵营中首创的,延安整风后毛泽东效仿斯大林在中共内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也被金日成、金正日、卡斯特罗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所仿效。

二十二、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策划下成立,总部设于莫斯科。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操纵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援助。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同年6月10日,鉴于“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协约国而创,而美国此时成为苏联拉拢以反对法西斯德国的非常重要对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1925年与1926年中国国民党两次向“共产国际”申请加入,但都被拒绝。

“第三国际”的兴衰,表明“共产主义”的重心已经从全球国际层面渗透到民族国家内部层面。

二十三、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期:1937年7月7日或1939年9月1日 – 1945年9月2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战争是苏德战争和中日战争,而苏德战争的根本起因是希特勒强烈的反“共产主义”主张,1933年,纳粹党通过制造国会纵火案嫁祸给德国共产党,由此在德国境内取缔共产党。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签定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加入该协定,该协定是在反共产主义基础上企图建立一个政治军事同盟,德国的矛头主要指向“共产主义”的苏联。

而中日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有研究表明是中共故意挑起,以便在日本和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政权进行大规模战争期间能进行三国相争,极力扩张中共自己的势力。

苏德战争最后以德国的战败结束,苏联比战前更加强大,东欧成为它的势力范围。而中日战争中,中共的势力由五万扩张20倍,达到100万人,已经能够和中华民国再次分庭抗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三年内,中共在苏联的暗中强大支持下,迅速颠覆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建立了中国大陆共产政权。

二十四、苏德战争

日期:1941年6月22日 – 1945年5月2日

关于希特勒在苏德战争之前在整个欧洲的大规模侵略征服,可以看作是希特勒在将几乎整个欧洲纳入它的军事系统,准备与苏联进行大决战。也就是说,苏德战争,其实是一场变相的苏欧战争。

在战争期间,德国本来有希望取得胜利,彻底征服苏联,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希特勒在攻击过程中犯下了常识性的致命错误:分兵。无论是进攻莫斯科还是斯大林格勒,如果希特勒如果不分兵,则很可能赢得这两场关键性的战役,进而赢得整个苏德战争。

另外,希特勒犯下的另外一个致命的错误是没有阻止日本发起对美国的攻击,同时引导日本从东面进攻苏联,对苏联施行两面夹击。

不过,或许希特勒注定不能获得成功,因为它在征服苏联的过程中,本来有机会赢得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甚至俄罗斯人的支持,因为斯大林刚刚在苏联实施了极为残酷的“大清洗”,苏俄人生活在共产暴政和恐怖之中。如果希特勒对苏俄居民采取安抚政策,而不是掠夺和杀戮政策,则它可能会被看成是“拯救者”,吸引很大一部分苏俄人转而反对斯大林和苏共。但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表明:仁慈在希特勒心目中没有地位,没有价值,它注定不能成为一位仁慈的君主,而只能是一个魔王形象的暴君,它的纳粹第三帝国在战争失败之后也即刻结束了其短暂的存在历史。

第三篇 赤血后梦

二十五、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以外通常被叫成“毛主义”。其内容主要是如何诱骗农民参与“共产主义革命”,种植鸦片扩张势力,出卖国土,勾结苏联,颠覆中华民国合法政权,以及煽动暴力斗争运动推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残害中国大陆民众。

二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国家”,中共在国家层面的皮囊,党国不分,党国一家,其实是中共的国家化组织延伸。

中共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其实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唯一”,又不“合法”。在台湾,中华民国还在延续着国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颠覆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合法政权之后所制造的“国家”伪劣制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等于中国。自从中共制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共的历次重大罪行都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和旗号进行,无论是对外卖国还是对内残害和屠杀民众,中共从此只是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幕后操纵。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等于中共,是中共的国家化表现形式。

二十七、秘密报告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的方式,揭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暴行,掀开世界范围的去斯大林化运动,结束了斯大林时代,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释放了绝大多数古拉格中的政治犯。

二十八、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中共设计的现代“辱士”事件,自此以后,中国大陆“士”族群体性灭绝,再没有剩下几个真正的“士”了。

二十九、大跃进

“大跃进”发生在1958至1960年上半年,中共向中国大陆民众的画饼充饥表演,同时用以测验和加强中国大陆民众对非命死亡的心理承受能力。“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饿死中国大陆民众三千七百五十万,自此以后,中国人的“人命关天”观念变成“草菅人命合法”观念。

三十、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共内部毛派和刘派的私派恩怨,由于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地位,致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传统文化被毛派彻底毁灭,中国大陆超过七百万民众死于非命,遍地人间惨剧,生灵涂炭,亿民哀号。

三十一、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由中共于1978年提出,其中,“改革”指将中国大陆民众为中共伺候的方式由现代奴隶方式改为打工形式,同时,以贪污腐败的方式对全民公有财产在中共内部进行私有化瓜分;“开放”,诱骗外国商人为中共出资送钱,共同打造压榨中国大陆民众血汗的流水线。

三十二、新思维

“新思维”,苏联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杰作,是戈氏的对内改革思路。其两大结果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这两大结果被中共当成继续维持其在中国大陆独裁统治的借口。

三十三、六四屠杀

“六四屠杀”,百万学生想和中共内部的流氓对话,流氓用真枪实弹回敬学生。

此事由中共内部的老流氓头子主导,同时选出了它的接班人,一个具有蛤蟆相的汉奸特务流氓。

三十四、东欧剧变

“东欧剧变”,又称“1989年革命”,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中欧“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推翻共产党专制的急剧政治变化。最先在波兰出现,后来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这个事件以苏联解体告终,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

三十五、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发生在1991年12月25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为立国七十多年的苏联划上句号。

从根本上说,首先,在苏联时期,民众的生活水平一直不高。虽然发达的重工业和不断的军备竞赛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从而掩盖了这一现象。但是这不符合大众的利益,也因此导致了苏联民众的不满。其次,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缺乏民主,干部阶层不可避免的日益官僚主义化,号称代表民众利益的党的干部群体,逐渐蜕变为一个与人民利益对立的特权阶层。当民众日益感受到特权阶层与自己利益的根本背道而驰时,这种政治体制的衰败和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苏联从1922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改革,并强调更加发扬党内民主。然而自1926年斯大林当权以来,形成了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到了1950年代,弊端日益暴露,阻碍了苏联的发展。随后,赫鲁晓夫、布里兹涅夫先后进行了改革,但他们的改革都只是对原有体制的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再次,俄罗斯在历史上一再对外扩张,征服了一系列其他民族。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苏联后来仍采取对外扩张的路线,从 1919年至1944年,先后吞并了独立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乌克兰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图瓦共和国等国家,并通过对外侵略和武力威胁兼并了包括罗马尼亚人、芬兰人等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苏联时期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民族主义被视为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受到打压,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多被处决,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遭到摧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苏联还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甚人、远东朝鲜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和种族迁移。

此外苏联还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犯下了诸多罪行,如农业集体化时期对“富农”阶级的流放和屠杀,大清洗时期对党员、知识份子、军人和其他无辜者的屠杀,集体处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等等。这些罪行随着“公开化”的进程被逐步公诸于世,对苏联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并加深了各民族的不满情绪。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彻底摒弃“斯大林主义”留下的政治体制遗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但骤然放开的舆论氛围使公众茫然不知所措,容易被极端思潮所俘获,在这种背景下,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势力,试图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因此极力促成了苏联解体。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软禁了当时正在黑海畔渡假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但是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虽然戈尔巴乔夫在政变结束后恢复了职务,但联盟中央已经无法控制在平息政变的过程中大大加强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势力。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

在苏联解体之前,立陶宛于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布独立,其他共和国也纷纷加以仿效,先后发表了宣布恢复或收复主权的声明,并开始制订实现独立的步骤和措施。8.19政变后,除俄罗斯外的各加盟共和国全部宣布独立,在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斯坦、车臣、西伯利亚等地也出现了要求独立的主张。

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时间如下:

. 立陶宛:1990年3月11日
. 格鲁吉亚:1991年4月9日
. 爱沙尼亚:1991年8月20日
. 拉脱维亚:1991年8月21日
. 亚美尼亚:1991年8月23日
. 乌克兰:1991年8月24日
. 白俄罗斯:1991年8月25日
. 摩尔多瓦:1991年8月27日
. 阿塞拜疆:1991年8月30日
. 乌兹别克斯坦:1991年8月31日
. 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8月31日
. 塔吉克斯坦:1991年9月9日
. 土库曼斯坦:1991年10月27日
. 哈萨克斯坦:1991年12月16日
. 俄罗斯:1991年12月25日宣布国名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俄罗斯联邦”(1990年6月宣布收复主权)

在1991年年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总统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通过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其他苏联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此,苏联正式解体。

早在苏联解体发生之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就已经变得不可扭转。苏联的解体,为波兰开始的东欧政变大潮画上了句号。

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美国这一唯一超级大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几乎无法再与之前的世界相比。

三十六、迫害法轮功

“迫害法轮功”,由中共发起和执行,于1999年7月20开始,镇压中国大陆一亿民众对“真、善、忍”的正信。过程中,中共无所不用其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是此场迫害的总纲,迫害过程中中共施行株连九族政策。

到目前为止,公开披露出来并得到严格证实的被迫害致死事件,已经超过3000余例。另外,2006年3月8日有海外媒体公开揭露中共军队和医院建立集中营,将非法绑架的法轮功修炼者强行纳入其人体器官库,活摘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牟取暴利。活摘器官罪恶黑幕公布后,分别得到中国大陆和海外两位重量级证人的有效证言,举证其真实性。后来,经过海外独立调查小组的长时间调查显示,中共至少制造了超过四万六千余起活摘器官罪恶事件。

第四篇 赤血末梦

三十七、九评共产党

《九评共产党》,简称《九评》,是《大纪元时报》的系列评论性文章,发表于2004年11月。这些评论包括对中共政治观、宇宙观的评价,以及其统治中国大陆期间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九评》内容如下:

(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三十八、退党大潮

《九评共产党》引发的历史性事件,指中共原组织成员在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后,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组织的言论行为。

据统计,从2004年年底开始至今,已经在海外网络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的人数已经超过3000万。

三十九、天灭中共

“天灭中共”,是指由上天站在道德的最高位上对中共判处死刑,进而灭亡其组织,成员个体和一切因素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在人间的表现是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复苏,数量巨大的人群将真正分清是非善恶,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从思想中,精神上彻底否定和抛弃中共强加的一切精神和人身枷锁桎梏。

“天灭中共”不是假言虚词,而是事实真相,在人间有天然浑成的神工石字为证,既贵州平塘的“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另有世外高人称,“天灭中共”是为天意,乃“大道解外邪”,于国于民,实为千古万幸。(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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