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讯】《新纪元周刊》第51期封面故事“农民的土地革命”指出，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发表的宣言“这是老子的土地”，很可能构成对中共体制根基的动摇。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由于设计上的一系列失误，导致原本计划被淹没的土地上的农民，为此抗争了五十年。而五十年的血泪抗争历史，使得这批原先分散的农民形成了某种紧密的关系，而当他们喊出“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呼声，更是代表了八亿农民的真正心愿。 也许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土地革命前夜。全文包括六篇文章，转载如下:
1， 老子的土地挑战共产体制
2，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七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
3， 三门峡移民血泪历史；
4， 八次搬迁的故事；
5， 李万明—坚持揭露官场腐败的官员；
6，各地农民护地维权 当局暴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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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土地”挑战共产体制
文 ◎ 季达
“这些土地本从来是我们的嘛！”大荔县迪村乡仁西村村民许先生在回答新纪元记者问题的时候干脆地说，“我们的土地被收了，现在也不还，共产党从来就没作好事。”
许先生的话，可以看作是陕西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共同心声。在一份《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上，七万多库区移民表示那些土地“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这种直接了当的表白，实际不仅仅是反映出库区七万农民的心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全中国八亿多农民的共同愿望。
老子的土地
陕西七万农民的宣言，短短一千多字，但却涉及了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问题。第一是土地所有权问题，第二是基层民主问题，第三是杜绝官员腐败的问题。“这是老子的土地”，陕西库区农民虽然没有使用文雅和理论性更强的语言，但却一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暴力革命分为三个阶段，除了中间抗日战争之外，前后两次分别称为“第一次土地革命”和“第二次土地革命”。按照中共的解释，夺取土地是这些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共的土地革命，是先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随后在以人民公社的名义收回，成为政府拥有，实际上就是中共自己拥有。中国宪法规定，所有土地由国家拥有。但在土地法中，耕地的使用权由集体所有。目前，这个集体为行政村，农民必须向村“集体”承包土地耕种，本身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因此若从本质上来说，中共夺取和维持政权，就是依靠土地所有权达成的。而山西库区农民的宣言，可以看成是中国底层农民自发“土地革命”的一份纲领文件。
陕西七万农民的宣言说：“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这种‘村集体’常常不能真实反映全村农民的共同意见，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国作家郑义，曾经撰写了描述中国生态问题的著作《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紧急报告》一书。他表示：“我那本书写了几十万字，其实最后就归结成为一个问题，土地所有权。”他认为中国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土地所有权回到农民手中，中国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私有产权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没有土地权，农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因此中国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根本否定共产制度
中国的三农问题被北京称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中国大陆的理论界在近年一直争论如何走出三农的瓶颈，但农民却基本被排除在这些讨论和辩论之外。“谁说中国农民愚蠢，陕西库区的这些农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比那些自由知识份子的高谈阔论高明不知多少倍。”郑义高度评价陕西农民的这份“宣言”：“这可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其重要性可能不亚于美国的独立宣言，因为他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两方面，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就是人民全面否定共产制度。”
这并不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宣言，对于陕西库区农民来说，它实际是总结了他们自己的行动。“零五年、零六年我们都在那些地上耕种，政府则用拖拉机毁掉庄稼”，大荔县某村的库区移民黄先生介绍说，“但我们会一直争下去”。
正因为这份“宣言”不但有说法，更有实际行动的支援，所以陕西地方政府和北京都感到了恐慌。陕西渭南市政府在宣言发布之后的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县政府部门“不要轻举妄动”，听从上级的统一部署。
官员牟取土地利益激怒民众
五十年代中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搬迁的二十八万移民，目前已经繁衍至六十多万人。据渭南市移民局官员李万明的介绍，当初按照十五万人回迁库区的估计，以人均两亩地的规划，总共从国有农场和军队部门要回了库区的三十万亩土地。但在八十年中期移回库区的只有大约七万四千农民，因此有大约十五万亩土地并没有还给农民。这些土地被移民机构官员把持，低价租赁给官员的家属和关系户，再转租牟取暴利。
“一些人通过贿赂或其他关系，每亩租出来大约六七十元，转租后成了每亩四百元，那些贪官和关系户坐收地租，成了现代的大地主。”李万明对此非常愤怒。他在过去十多年多次上报情况，却成了渭南下属各县官员的眼中钉，多次被抄家甚至非法关押。
“我们自己的土地，却要我们用高价租来种”，潼关市某村的库区移民关先生接受新纪元采访时说：“我现在种的地，就是我爷爷当年种的地，却要花三百多元从私人手里租来种，共产党玩的花招，我们都看透了。”
收回土地所有权并不容易
渭南市管员李万明虽然同情库区移民，也同情他们收回土地所有权的作法，但却认为这必须要和政府协商，在政府的安排下行事。
曾经在中国政府纪委工作多年，现在旅居美国的方觉也认为，收回土地所有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国宪法和土地法都规定土地是国有资产，农村土地使用权是集体所有制，所以陕西库区农民的宣言，可能被认为违宪。”
方觉曾经作为知识青年在陕西农村乡下待过四年，虽然十分同情农民的境况，但他却不认同激化矛盾的做法：“如果这些库区农民采取行动，可能导致中共无法下台，最后激化矛盾。”
不过郑义认为，陕西农民的宣言象征意义不容置疑，而即使不采取强硬的行动，但却不放弃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同时也不放弃采取行动的权利，将构成对中共政权致命的威胁。“如果中国农民都作出这样的宣布，等于是全部人宣布独立于中共的政权体制，中共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就成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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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七万农民 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
我们是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七十六个行政村约七万回迁农民。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修建三门峡水库，占据了我们共八十万亩耕地，经过数以十万计被迫流落他乡的广大移民长达三十年的血泪抗争，到八十年代国务院划拨了三十万亩土地用于安置回迁移民。而实际上移民只分到了十五万亩土地，还有十五万亩国务院明令规定归农民耕种的土地，却被渭南市及三县各级官员私人直接占有，或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有，用以牟取经济利益，仅每年出租土地收入就达四千万至六千万元。到现在被侵占的十五万亩土地中的近十二万亩，已经从上报国家的统计表中消失，也就是说官员不仅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据土地，而且公然私分了土地，库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现代“地主”。而我们移民实际人平均耕种还不到两亩地，为了生计被迫以高价向官员租种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几十年上访不能解决，按法律规定的程序不能解决。
我们三县市约七万农民现在共同决定收回我们的土地所有权，并向全国告诉（签名名单是每户一个代表）：
一、我们各户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十五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有权利使用、出租、继承，如果什么人想要开发、租用或占用，请直接与我们交涉。我们只承认政府按公共利益进行的规划，以及按照法律规定的收税行为。
二、我们各户对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且长期被各级官员侵占私分的十五万亩土地，也拥有永远所有权。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三、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这种“村集体”常常不能真实反映全村农民的共同意见，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各村委会应承担起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责任，不能凌驾于全体农民之上，自己占有支配土地。
四、对几十年来国家历年拨发的数以十亿计的各种移民经费，我们也要算账，该划归农民的必须给农民，对涉及的贪污、挪用、侵占等犯罪行为也要追究。
五、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已经搞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选举才会真正像个样子。
六、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基层政府要靠工业和农业税收维持经营，再也不能靠吃农民的土地了，搞什么“土地财政”了。
我们库区农民向全国人民问好！◇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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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移民血泪历史
文 ◎ 季达
陕西古称秦，也叫关中。而渭河冲积盆地被称为秦川八百里，那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渭河北面是陕北黄土高原，而南部则是秦岭大山，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西安，正位于渭河中游。富庶的秦川盆地，在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奉养了华夏文明的首都。
一九五六年开工兴建的黄河三门峡水库，虽然位于河南境内，但水库淹没的主要是渭河入黄河的区域，正是秦川八百里中最富裕的地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刚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当时在三门峡库区耕作生活的农民，可能是中国最富裕的人群。根据陕西女作家冷梦的《黄河大移民》一书透露，当时这个区域的农民便可以拥有进口自行车，农民人均收入达到每年两千元人民币以上。考虑当时一个县长的工资收入大约是一年不到一千元，渭河下游沿岸农民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傲视神州了。
然而这一切都因为中共的一个人定胜天的雄心壮志而灰飞烟灭。
圣人情节 二十万人流离失所
中共首领迷信“黄河清圣人出”应该应在自己身上，在并不了解黄河水情的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水库计划淹没一百万亩耕地，其中八十万亩在渭河沿岸。秦川八百里，耕地数量大约为一千万亩，三门峡水库计划淹没的区域，占了其中十二分之一。
淹没区的二十八万七千名中国最富裕的农民，在彻底整治黄河的政策目标下被迫迁离家乡，被安置在陕西渭北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中共政府并未妥善处理安置计划，这些移民大部分陷入了极为困苦的境地。
为了活命，大量陕西库区移民开始逃离移民区返回陕西。这个过程是残酷的，宁夏和陕西两省政府派兵围追堵截，希望能够把移民活生生钉在宁夏的沙漠边缘，而活命的希望以及对家乡的刻骨思念，却激励着所有库区移民返乡，他们硬闯、偷渡，即使是回到陕西之后只能在乡间作流浪贫民，也仍然无法阻挡这些返乡者的脚步。
“一九六二年宁陕两省工作会议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所需经费由陕西给予解决。
消息传出，移民聚在一起边喝酒边哭。感情太复杂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不可能和他们一起返回家园，亲人的尸骨将永远孤零零地躺在这里，几年的折腾，耗尽了他们的家力财力，几乎家家元气大伤，家徒四壁……还有婚嫁在当地的子女，他们也将不能与他们同行，从此亲生骨肉天各一方……然而，他们毕竟要回家了！
据老移民赵孟才回忆：返陕的那天，数万移民背着铺盖卷（从陕西带去的东西卖光了，许多家庭卖得只剩下一床被、一身衣），女人背上绑着孩子，拿上筷子、碗，扶老携幼，形同难民，浩浩荡荡，从河东到河西沿途数十里像一股灰色浪潮缓缓蠕动。银川新城火车站人满为患，不顾死活的移民人踩人拚命往车上挤，从窗户爬。车费是国家负担，但搭乘不上的移民情急之下采取了‘贿赂’之法，送一袋子土豆给列车员。返陕心切，归心似箭。
然而，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远迁宁夏移民的失败，仅仅是他们苦难的开始；更多的磨难在等待着他们……”（摘自《黄河大移民》）
三门峡水库的致命失误
一九六零年九月十四日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然而苏联的水库设计专家，显然没有充份考虑到“黄河斗水七升沙”的特点，三门峡水库蓄水仅仅四年之后，中共就不得不放弃水库拦沙发电的梦想。
按照原来的设计，三门峡水库在三百三十米高位的时候，库容为五十九点五亿立方米，然而九成以上的黄沙到水库中只进不出，造成了严重的水库淤积。至一九六二年初，距离水库蓄水仅仅一年半时间，库区淤积泥沙达十五点三亿吨，水库库容只剩下四十三亿立方米，而到一九六四年库容更仅剩二十二亿立方米。
“更要命的是，淤积的严重后果是河水倒流，向上游漫溢，即所谓‘回水’。陕西境内的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泥沙不再按自然法则向下游流淌，潼关河床抬高四点五米，约有两三层楼高。渭河变成悬河，一旦决堤，洪水首当其冲直泻古城西安。”（《黄河大移民》）
为了确保西安市的安全，中共只好改变“水库发电”的设计，变成了所谓的“迳流发电”，即黄河来多少水就放多少水，利用黄河本身的迳流发电。水库本身，成了完全多余建筑。
“然而如此安排之下，陕西省境内的三门峡库区土地并没有被淹没，原先预计中的一片水泊泽国实际仍是陆地；准确地说，陕西境内的百万亩良田实际被淹没只有很短一段时间。
土地还存在， 这便是诱惑。
土地招魂般地诱惑着它的旧有居民，对他们来说，那是母亲之地，他们魂牵梦萦的伊甸园，列祖列宗阴魂不散地召唤着他们，他们想回那里去……”（《黄河大移民》）
“返库”移民形成严密组织
返回陕西的库区移民，被当局安置在附近的山区。虽然终于回到了陕西，但仍然在仅足糊口的生命线上挣扎。而且，库区土地已经不是原居民所有了。八十万亩库区土地，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陕西地方政府和中共军队完全瓜分。其中主要的部门包括三个大型国有农场，三个大型的军队农场和四个军队的导弹射击靶场，再加上众多的小型军队农场和库区周边农民蚀占土地，库区移民看到是一批又一批的“殖民者”。
库区移民在闹“返陕”之后的二十年，开始策划“返库”，回到祖先的土地去，成了成千上万库区移民的心愿。“返库”并不容易，无论是国有农场还是军队农场，移民们面对的是他们根本无法对抗的强势集团。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库区移民逐渐组织起来，进行了四波较大的“战役”，从偷种土地到最后强行收割国营农场的农作物，虽然最后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库区移民的组织却越来越精密，行动配合日益强化。
库区移民建立了准军事组织，拥有一个“联合作战指挥部”，下面有四个大的“司令”，再往下还有五十多个小型的“司令”。移民的“司令部”不但有分管宣传的部门，还有以棍棒和农具为武器的“卫戍部队”，专门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刘家洼乡党委书记前往苗福群（四大司令之一）“司令部”四面窑（有四间窑洞）劝降，一路颇多阻挠。与刘怀荣一样，苗福群的资讯传递方式采用的是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树”，每相隔几十米，一棵树干放倒，消息就传递了过去。快要接近“四面窑”。乡书记被一群手持棍棒的本乡移民包围住，乡书记自恃是他们的“现管”，勃然大怒，骂了一句：“不要给脸不要！往回走！”
没想到，平常见了书记唯唯诺诺、恭敬不迭的乡民们，这时仿佛吃了豹子胆，怒吼一句：“政府欺负我移民呢？你敢骂人！”拥上前来就要动手打书记。
书记一看犯了众怒，吓得慌忙钻进车里，车还不及发动，这辆四门六座的客货两用车就被几十个小伙抬起来。如同坐花轿一般，乡书记被连车带人抬着晃晃悠悠、晕晕乎乎抬到了四面窑。抬头看去，苗福群所住的庵棚上面，红旗招展，棚屋门前贴着大红对联。横联：千辛万苦；上联：为移民返库区安居家园；下联：走北京上西安又到渭南。
来不及多想，乡书记被“押解”进账。只见苗司令迎面盘腿端坐，背后的一幅墨宝是“茅庐生辉”……这阵势，这气派，直令作为“苗司令”父母官的乡党委书记倒抽一口冷气。
“老苗，你这样跟政府作对下去怎么办？不如回去，有问题让政府解决嘛！”乡书记鼓起勇气，劝道。
苗福群冷冷一笑：
“我这次来，就不准备回去。要回，抬棺材来！——我是要地不要命！来，就准备破釜沉舟！”
说完，苗司令不耐烦地皱皱眉，一挥手，乡书记被几个小伙拉胳膊扯腿地轰了出去。（《黄河大移民》）
“司令”的眼泪为谁而流
一九八五年，陕西库区移民闹“返库”终于惊动了当时仍在主政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年五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决定让库区内国有农场和军事部门让出三十万亩土地，安置希望回到家乡的库区移民。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军方和国有农场终于让出了三十万亩库区的土地（不是耕地）。
然而七万四千名愿意返乡的库区移民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富庶得令人垂涎的故乡了。国有农场和中共的军事部门还给库区移民的，大部分是堤坝外的河边地，和水源不好的盐碱地带。对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再也无能为力，“总算是要回了土地”，一位主管的中央官员感叹，因为他再也不想和霸道的军方谈判了。
然而，国有和军队农场并不是简单的交还土地，他们不但把所有的建筑物彻底摧毁，留下一片残垣断壁，又有甚者，把几百年早已成荫的库区林木一砍而光。
“公路两旁、村道渠边，全是一米多高的白碴碴的树桩……当这场毁林行为发生的时候，苗福群曾有过后来深为人们称道的壮举。那天，他闻讯紧急集合起鲁安乡的青壮年，青壮年中许多是他闹返库时的‘旧部’，也就是曾为保卫‘苗司令’出生入死的‘卫戍部队’。苗福群带领着忠心耿耿的基本队伍火急火燎赶往大路上，不顾死活拦路挡住装满树木的大卡车。
‘站住！你们有林业部门的砍伐证没有？’
‘……’
‘没有砍伐证，谁让你们毁坏林木？今天不能走；要走，你们从我老苗身上开过去！’
苗福群看见那一辆辆卡车上满载着的是绿森森的树木，有幼树，也有老树。那年轮一圈圈的老树里，他分辨不清哪些曾是他们平民乡的树木，他们曾为那一片绿茫茫的林木骄傲过，如今，阔别二十多年，他们要回来了，而它们，却几乎全部被执行了‘死刑’……苗福群两眼含着怒火，一手叉腰，另一只长满老茧的手高举着，一动不动站在大路中间。
人与车，对峙了足有一两个小时。
后来，苗福群被匆匆赶来的干部们好说歹说劝了回去。树木已毁，阻拦又有何用？干部们深恐在这多事之秋部队与移民或农工再发生新的冲突和械斗，他们只能拖拽开这个又高又瘦的倔老头。
苗福群眼看着拉满树木的卡车远去，突然大放悲声。六七十岁的老汉哭得极其伤心，干部们简直为苗福群的眼泪所惊愕：在干部的记忆中，这是雄赳赳、从来不肯低头认输的‘苗司令’风雨人生中唯一一次落泪。
苗福群哭，是为黄河滩哭。作为黄河滩人，他深知林木对黄河滩的重要性。黄河之水无情无义，漫上滩来泥沙俱下水土严重流失，有林木才有昔日平民乡的富庶，没有林木今日鲁安乡必受穷困。苗福群预见到了这点，所以他哭泣了：黄河滩人哪，失去绿色的黄河滩人，数年之内，甚至在百年之内，你都无法再造出那一片绿茫茫的树林，再造不出平民乡的富庶，你将饥饿，你将贫穷。”（《黄河大移民》）
故乡不复旧模样
故乡的土地，也不再认这些多年的游子。由于下游泥沙的淤积，渭河成了水灾频仍的虐河，中型的降雨就带来特大型的洪水。而地下水位的提高，使得许多土地成为难以耕种的盐碱地。回到故乡的移民们，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生活。
中国政府虽然同意库区移民返库，却不愿意出钱安置，因此推出“自迁、自建”的政策。这些迁移多次、经历多年贫困生活的农民，再也无力重建家园。陕西渭南市政府按照人均耕地和宅基地两亩的数字，把收回的土地重新分给库区返乡移民，但其中接近十五万亩的土地，却被地方政府截留。库区移民回到故乡已经接近二十年了，但他们无法回复旧日的生活水准，绝大部分仍然陷于贫困。
最近，库区七万多名返乡移民发表公告“收回土地所有权”。从“返陕”、“返库”到“收回土地”，代表的恐怕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农民自发运动，它也显示了一个递进的抗争过程，这是一种对制度性进行反思的觉醒，或许它真的能够在中国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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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搬迁的故事
文 ◎ 赵德龙（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返库移民）‧李万明 ◎ 整理
我是原陕西省朝邑县东社乡新东社村人。
一九五五年，国家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一九五六年秋，政府组建了第一批远迁宁夏的青壮年先锋队，并发出了“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鼓动口号。广大群众的心震动了，故乡难离的表情出现了。我是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曾先后参加过两次朝邑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一方面积极开展移民宣传工作，一方面踊跃回应政府的搬迁号召。当时初级社主任和乡干部觉得我家困难拖累太大而不想让我第一批去宁夏，但我看到老年人及妇女哭哭啼啼、难舍难离的场面，使国家的迁移计划受到影响，于是自己便带头报名搬迁，成为前往宁夏青壮年先锋队的骨干。我的举动受到了乡政府的表扬，乡文书还为我整理了典型材料，送给陕西报社进行报导。
第一次搬迁：一九五六年八月，我只身一人参加第一批青壮年先锋队，迁移到了宁夏的陶乐县，家里其他人仍在库区生活。初到此地一看，西边两里是黄河，东边两里是大沙漠，南北二十多里长，像个大海中的岛屿，根本没有人烟，预先做好的、挖地三尺的地窝工棚，便是我们先锋队的住室。这里的土地是自古以来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喝的地下水是苦咸的，简直就是原始社会的那种荒凉环境与生存条件。当晚就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连夜逃跑了。这些人逃到陕西的朝邑县老家，却被政府派人抓回宁夏。就这样，移民们逃了又被抓，抓了又再逃。我是在当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逃回老家的，诉苦后，全家人抱着哭在一起。
第二次搬迁：一九五七年夏季，在陕西地方政府的强势鼓动与组织下，我和全家十一口人被搬迁到了宁夏陶乐县月牙湖大队头道敦落户。这地方全都是处女地，是荒无人迹的旱地。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当自己每天面对现实的缺粮困境，我就喊：天啊，我们该怎么活下去呀？！
在宁夏苦苦煎熬的六个年头中，我的父亲和舅父终因长期挨饿，加之患病后无钱医治，而于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相继去世；老奶奶和四弟被在陕西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定居的叔父接回陕西养活，我的大妹出嫁，剩下老娘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在宁夏艰难度日。当时的粮食标准越来越低，有时侯甚至降到了每人每月七斤糜子（带壳）。真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句话，我终生终世都实难忘记在宁夏那痛彻心肺的六年血泪啊！！
第三次搬迁：由于众多移民在宁夏无法生活下去，为闹“返陕”而屡屡到北京上访，一九六二年三月，中央终于批准迁居到宁夏的移民全部返陕。于是，我们全家所剩下的六口人便返回陕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阳县项村，暂时居住在该村群众家里。
第四次搬迁：鉴于我的老奶奶和我叔父在澄城县生活，我们一家又是在合阳县生活，这样多有不便。因此，我们两家人总想居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个照应，遇事也可让叔父帮我家作主。于是，经我和叔父多次请求澄城和合阳两县的移民局，他们出于对我们的同情和理解，最后终于同意将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县我叔父的村子。一九六三年五月，我们全家六人又从合阳县项村，搬迁到了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
第五次搬迁：我们在东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后，因该村地处旱原沟壑地区，土地脊薄产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当地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又决定将我家迁到本公社的蔺家岭村，住在一孔小窑洞里，一住就是十年。
第六次搬迁：随着我的几个孩子的年龄不断增长，我们全家六口人在一孔小窑洞里实在无法居住和生活，于是，我便在蔺家岭村外一里远的地方自费建了两孔一院的新窑洞。由于此地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十分落后，生活还是难呀，每人一年的口粮以红薯折粮仅为两百多斤，全家人一年到头还得靠吃野菜充饥。
第七次搬迁：一九八五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库定居，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极了，因为库区终究是生我养我和先辈流传的老家啊！但面临的却是“自迁”、“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我家人口较多，加之经济拮据，何以实现“三自”，于是我又犹豫了。过了四年之后，我终于搬迁到库区的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
第八次搬迁：返到库区，我家一贫如洗，全家人的生活还是没有保证，国家对移民的补助款与扶持款我也没有得到一点，只是靠着种地务农维持生计。几年间，我先后给成年的四个孩子完了婚，还埋葬了八十二岁辞世的老娘，从此又使我家债台高筑。
总之，从一九五六年到二零零六年的整整五十年里，我先后八次搬迁，八次建房，包括垒炕头、垒锅台，确实累得我们全家人身衰力竭，简直就是在垂死挣扎。
说到此，我热泪满面，自己真是为活命、为儿女成人、为怀念几十年生我养我的故土，而使我实实在在受尽了人间的千难万苦——心血劳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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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明—坚持揭露官场腐败的官员
文 ◎ 周飞愚
二零零七年四月四日晚上，陕西渭南市下属的华阴、大荔两县市政府在当天晚上十点召开了紧急会议，并且决定调集两个县市与相关毗邻县的所有公安干警、刑警、治安大队、交警大队、特警、武警和县市各部门、移民乡镇及村干部等六百多人，采取一项紧急行动。
所谓的紧急行动，是要在四月五日清明节当天，堵截当地库区移民前往华县赤水镇江村的一个墓地扫墓。当天，当地乡县的主要道路都设置了警察拦截站点，总共拦截了近五百名库区移民，在行动中有数人因拉扯反抗而受伤。而最后，绕开大道从乡间小路到达墓地扫墓的移民仍有三十多人。
镇江村的那个墓地，埋葬着渭南市库区移民局职工李万明的母亲。现年五十七岁的李万明，为陕西“三门峡”水库移民说话，揭发当地官员坑占土地和挪用救灾款项的问题，从一九九三年开始连续进行七百二十四次反贪腐的举报，平均下来等于每个星期都要进行一次举报的工作。但是这些举报，没有一件得到处理，李万民本人还因此入狱。在他母亲病逝前未能返回家乡，成了李万明心头沉重的大石头，因此每年清明节，他都必回到家乡为母亲扫墓致祭，而许多库区的移民则会自发前往参加。
错误规划 造成更大灾难
整个“三门峡”移民的背景，必须上溯到一九五零年代。为了治理黄河、杜绝水患，中共采纳了当时苏联水利人员的评估，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那时，李万民还是个才四岁的娃儿。
按照苏联水利人员声称的水库建设规划，三门峡水库建成之后，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泥沙、消除洪水威胁，使下游地区的河南、山西、山东、安徽和江苏五省两亿人受益，同时还可以蓄水发电。
这项水库工程需要淹没高达一百万亩土地，主要分布在陕西省渭南市所辖的大荔、华阴、华县、潼关等县市境内，亦即俗称的“陕西省三门峡库区”。同时，必须库区内的二十八点七万人全部迁出，安置到宁夏和陕西渭北等不毛之地。
但水库完工后仅仅两年的时间，大量泥沙淤积使河床抬高，约有十五亿吨泥沙堆在三门峡大坝到陕西潼关之间的两百七十公里河道上，使得水库陷入瘫痪。不仅没有发电的能力，而且截流的作用使得渭、洛两河水流不畅，洪灾频发。
为了让西安、咸阳、渭南等大中小城市免于沦为泽国，水库的运用方针大转弯。水库不再大量蓄水，而是回归自然状态，来水多少就放水多少。如此一来，原本的集水库区就再露出水面，移民也没有理由再继续留在宁夏与陕西渭北的不毛之地。
移民基金与土地独肥贪官
延至一九八六年，在移民的争取之下，中共才批准生产、生活极为困难的十五万名水库移民返乡定居。当时全部的水库移民有四十万人，二十年后的今天则成长至六十万人。
为了安置移民，一个“渭南地区移民工作办公室”（二零零二年改为移民局）成立了。但这个单位的中共党官，不仅一手把持了移民返迁的许可，还随意支配挪用移民基金以及掠夺原应分配给移民的土地。
对于中共中央批准的十五万名返迁移民额度，只有半数获准返迁，其中还有利用关系前来分地的“假移民”。这么一来，把持移民安迁事务的中共各级官员，就“节余”了半数的安置经费以及大量的土地和物资。这些巨大的利益，全部落入贪官的私人口袋。
享乐出国全靠移民基金
李万明举了渭南地区移民办主任程远的个人行径为例：“程远花费移民资金，多次携带夫人及儿子到外地参观旅游，据说还到境外地区游山玩水。他又以所谓‘技术考察’为名，飞往西方国家参观。在他的影响下，我办其他领导也有花费移民资金出国旅游的现象。”
“一九九八年，程远为了提前给他退休后的‘事业’安排退路，经他与某些领导精心谋划，便从我办调出一百万元、从省移民办调出四百万元共计五百万元移民经费，在渭南成立了一个‘移民基金会’，并由他亲自担任基金会的秘书长。”
“有不少花费都是用于移民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吃、喝、嫖、赌、唱、跳、拿，即吃美肴、喝好酒、嫖小姐、赌博、唱歌、跳舞及拿纪念品等，在吃、喝、嫖、赌、唱、跳、拿的摇篮里享尽了人间的奢侈与快乐。”
搞反腐举报也得找关系、走后门
李万明搜集资料，协助移民争取权利，但连续十五年来投发了七百二十四封举报信，至今未得到中共各单位任何的回复或回馈，严重腐败问题亦未得到任何查处与遏制。
“有人煞有见识地对我说：‘现在搞反腐举报也得找关系、走后门，否则，就不会得到纪监部门的重视和受理。’可是，自己这么一个无名小卒的基层干部，哪有条件和机会在中纪委和监察部这等高层的中央首脑机关找关系、走后门呢？！”
没有后门可走，李万明却发现自己因为出面举报，长期遭受打击、迫害、抄家、拘禁、监听、监控，自己原来的漆漆黑发已经变成了满头白发。十五年过去了，三门峡移民还有五十几万人没有得到安置。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被移民们殷切期待的中共中央，究竟是不知情还是没有能力解决？
二零零六年七月，上海社保案东窗事发，根据《新华社》引述中共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话说，由于县级或以下政府运作的数以千计的较小规模的基金很难仔细核查，所以社保资金的审计将限于省、市一级规模较大的资金。“我们目前只能抓大放小。”
李金华还透露：“目前，专项转移支付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退耕还林还草、社保基金、三峡移民资金、教育基金，究竟有多少项转移支付，所有人都搞不清楚。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往往因为财政资金链条过长而出现层层盘剥。”
李万明说：“在十年前，某些领导曾狡辩说：‘移民部门的问题不能报导，否则会引起移民上访，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甚至影响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统一大业。’”
但如今香港、澳门已经移转主权了，何以移民的苦难还没有得到解决？
即使十五年来饱受折磨，但李万明仍然看到一线曙光，他相信“敢于伸张正义、抨击邪恶”的新闻媒体，是对峙贪腐的重要力量，而且在这些特权恶势力的面前，也只有能够秉持良知道德的媒体，才能够不畏强权，揭发罪恶。李万明将这十五年来举报反腐的过程集结成册，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媒体加入反抗贪官污吏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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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农民护地维权 当局暴力镇压
文 ◎ 古清儿、方晓
天津市武清区上马台镇八千多农民今年十二月中，到上马台水库工地阻挡施工，要求政府归还原属于村民的九千八百多亩土地。为了保护土地，村民在水库工地种了玉米，当局派出公安用推土机强行铲除，并殴打出面阻拦的村民。
浙江乐清市因征地问题，连月来一千六百多村民轮流守护土地，当局十二月二日出动近两百名警察镇压，事件造成十七名村民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另有近十名村民被带走。
江苏宜兴市官林镇滨湖村的七百农户、两百多位村民要求解决被圈土地的补偿问题，多次遭到地方政府以及公安的镇压，多人多次被打伤、被关押。
山东省烟台地区上千名农民联名给胡锦涛和温家宝写信，要求协助解决地方土地征用补偿不公问题。农民为此上访告状后，遭到地方政府的镇压和迫害。
广东潮州饶平县所城镇龙湾村，十一月中再次爆发三千多村民维权护地活动，村民长期上访维权未果，却遭到镇政府的暴力镇压，多次发生流血事件。
黑龙江鸡东县鸡西市因兴建鸡西机场，低偿征用了一千五百亩一级良田，十一月五日两千多村民在施工现场和上百名警察发生冲突。警察殴打村民，并抓捕了村民代表。
广东省汕尾市发电厂位于汕尾市红海湾，二零零三年底动工以来，当地政府非法强占了当地村民两千多亩良田和五千多亩海滩。红海湾开发区东洲街道的村民大约有四万多人，自二零零四年开始多次向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上访，当局不仅拒绝依法合理补偿，还不断进行血腥镇压。
十二月十四日，在数百名黑社会人员、数百名武警护航下，强行施工A11号输送电塔工程。东洲两千多村民冲破警察封锁，与武警和黑帮成员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
十二月二十日，汕尾当局又派出两千多武警和防暴警察，由汕尾市长王蒙徽、市委书记戎铁文等高级官员亲自带队，指挥A11号铁架子的工程，开始强行施工。三百多名学生和一千多位村民遭到上千武警和警察夹攻，并向村民施放催泪弹。
黑龙江富锦四万农民夺地抗争
富锦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辖下的县级市，是中国第四大产粮市县，土地总面积约四百万亩，总人口四十多万。
从八零年代末，中共多部委花四年时间进行可行性研究后，最终由国务院批准“开垦荒原、兴修水利、兴建中韩合资头兴农场项目”，使全富锦十分之一人口的土地被政府强征，农民仅拿到极低的补偿款。
后来项目没上马就黄了，但富锦市政府并未把土地归还农民，“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摇身一变成了土地主人，土地变相流入政府官员、黑社会及有政商关系的人士手中。身为公仆的政府官员把土地层层转包，农民得花高价租地种，国家公务员由此成了大地主、二地主。农民苦苦上访、告状十几年毫无结果，地方政府却更加有恃无恐。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义务维权人士杨春林，致力于推动中国废除中共一党独裁专制、实现民主宪政。二零零七年六四前夕，他向海外发出一封公开信，并附上他已征集的三千位农民支持他所提出的“要人权不要奥运”口号的签名。从此富锦的失地案曝光海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富锦两名农民维权代表王桂林和于长伍公开接受海外媒体采访，逐步披露农民所知的案件的来龙去脉。七月六日，杨春林、王桂林和于长伍被公安和国保抓捕。迫于海外强大的声援，二十七天后，当局令王、于办理了取保候审。九月底，当局撤消取保候审，称他们不构成犯罪。但杨春林至今仍被关押。
失地农民代表面对当地政府肆无忌惮的欺压，决定利用中共现行的法律法规反制。十一月间，王、于积极策划依据《村民组织法》，罢免不代表农民利益的村长，民主选举村民自治组织。
于长伍所在的东南岗村率先召开村民民主大会，十二月初立即启动收回本村土地的行动，收回了该村一千五百亩被政府划拨给邻村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这个开先河的举措激励着四万失地农民，纷纷起来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做土地的主人。尽管富锦市政府部署打压，但动摇不了农民们夺回土地的决心。
十二月九日，王桂林和于长伍在海外网站发表公告：宣布富锦市十个镇、七十二个村将实行罢免原村官，民主选举自治组织，夺回自一九九四年以来被政府强征的一百五十万亩耕地所有权。
接着，于长伍再次被富锦市公安局抓捕，并遭刑事拘留，被关在富锦市看守所。
十二月十七日富锦最大的村屯向阳川镇长春岭村的农民召开村民大会，宣布收回被侵土地，平均分给农户的要求，十九日他们决定开拖拉机下地，欲先分一部分被政府官员侵占的土地。
有备而来的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武警、防暴警察携枪械乘数十辆警车开进村庄，该村两千多村民几乎全体出动，与警察对峙。农民质问得市委副书记郭富山无话可说。最终他不得不承认土地是农民的，并认可农民收回土地的行动。
在东南岗和长春岭村的带动下，目前各村屯都在准备走同样的维权路，无条件收回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平均分给每个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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