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生长在工薪家庭，父母没有离异.如果父亲没有在几年前，用净所有积蓄为他买了一台电脑和一辆山地自行车，生活空间和路线变得更加自我孤僻。如果他十一没有一个人去上海旅游。如果在闸北他没有租到一辆没有牌照的自行车，在路口没有被一个名叫薛耀警察盘查。如果警察陈银桥没有硬将杨佳带回所里，杨佳没有据理相抗。如果警察陈银桥、高铁军、陈红彬、吴钰骅没有对他羞辱施加暴力。如果他没有呼救110，没有三次电话他的母亲。如果没有被非法拘押至凌晨二点。如果警方不能销毁录音、录像证据而提供伪证。如果杨佳回北京后没有写信、电话、电邮多次投诉，如果杨佳接受上海警方的赔偿协议，接受交换条件。如果杨佳没有他母亲8年上访讨公道的辛苦经历，如果杨佳不是坚信“凡事都要有一个说法”的朴素道理。如果杨佳没有在山西旅游时，被车站的警察殴打成重伤。如果杨佳在冲上闸北大楼时已经被警方击毙。如果不敢出庭作证的七个警察中，有一个能良心发现。如果上海公安局尚存一点遵纪守法精神，还是一只干净的队伍。如果精神鉴定中心有一点职业伦理和专业水平。如果公检法讲一点法律程序，有一点法律水平，而不是视党性高于人性。如果律师，中国的律师不是谢有明，不是翟建之流尚存良知。如果北京拔刀相助的李劲松、刘晓原可能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如果杨佳的母亲没有仍然被失踪一百多天，而不能说出唯一的事实真相。如果杨佳父亲和姨妈的苦苦申诉有效。如果新闻媒体不是装聋作哑混淆是非的共谋，白岩松不只是一张没有人智的烂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不是欺人之谈。如果最高法院还是中国法治精神的最高法权代表。如果这基本上还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如果今天的中国与昨天有所不同，杨佳都不会轻易的这样死。
社会不正义是如何实现的呢？社会的不正义来自闸北路口的那个警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制服帽子上的那颗国徽是个鸟，败类们视集团的利益高于人的生命和荣誉，权力对宪法人权的习惯性蔑视，来自于每一个人的无限的忍受和退让。这是考验人性的制度。在一个恶的体系中，为善可能吗？
一次不公平的审判是悲剧，是谁的不幸，悲剧从来都是关于他人的吗？毁灭人的价值的历史会有善的终结吗？文明是延伸他人的命运。不为他人的困境流泪，是这个社会最后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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