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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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一月十九日

行政院于本日举行政务会议。就共党所提八项和平条件郑重讨论,历五小时之久。决议:“派代表飞赴延安与中共谈判和平。”
我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

杜聿明部队自本月十日徐蚌会战败退后,只余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方面突围,亦被共军消灭。自此黄河以南地区,国共兵力悬殊,势难挽转,父亲对于杜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于此时“引退”,可无遗憾。于是下最后之决心。

本日上午,约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引退”之意。在李正以为“实获我心”,态度突然和善,并表示一切以父亲之意旨为意旨,其接任时间,亦由父亲自行决定。

二十日

我政府由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谓“四强已先后答复我方本月八日所发出之照会。咸称:‘甚愿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但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任媒介。’我政府对于‘和谈’问题,在外交上亦表示了最高度之诚意与最大的努力。”

二十一日

今天是父亲“引退”的一天,也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的一天,而在我个人亦铸下永世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的一天。父亲今日凌晨即起,拟定本日工作及各种准备程序。去京前,仍不忘北方局势,曾亲笔写一长函致傅作义,请徐次辰先生携飞北平,予以劝勉,并告以“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易,希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午前,父亲赴基督凯歌堂默祷告辞。

父亲于正午约宴中枢五院院长。下午二时,在黄埔路官邸又约本党中央常务委员叙谈,即席报告决心“引退”,并出示同李副总统之联名宣言,全文略谓:
“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行民主为职志。
“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从事,斑斑世所共见。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出冀弥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

时在座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父亲个人的进退出处,光明磊落,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

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空军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订之“既不能贯彻戡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夜宿空军学校的天健北楼,我亦随侍左右。入睡前,父亲告诉我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得多了。”我恭聆之下,无限感慨!

李宗仁于今日发表文告,宣布就代总统职。同时,共党对行政院所提和平意见,由其发言人表示拒绝,并主张“先谈条件,然后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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