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杀后的中国大陆，经济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
中国高层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来自邓小平为了挽回六四屠杀所造成的个人权威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他企图用经济赎买来维持政权稳定，提出“发展是硬道理”。
沉闷的气氛一旦从经济上被打破，接下来的变革的主要动力，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权贵家族牟取暴利的利益驱动。
正是权贵们的贪婪，激发起人们发家致富的欲望，搅沸了全民性的金钱梦，推动着中国经济的畸形高速发展。年均9%以上的发展速度堪称“经济奇迹”。
中国特色
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赖市场化和私有化，但中国式的市场，不是法治市场化而是的权力市场化，权力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按资本分配的背后是按权力分配。中国式的私有，不是合法合德的私有化，而是强盗式私有化。房地产市场逐步开放变成权贵圈地运动，政府操控的金融市场变成权贵们一夜暴富的东方乐园，新经济的异军突起为权贵们开拓新的暴富机会，也造就了依附于权力的年轻富翁。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让太多的国有资产流入极少数权贵的口袋；那些高利润的垄断性行业，也大都掌握在几个权贵家族的手中。
中共政权的财政收入增长之快，不但远远超过GDP增长的高速，更是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官权变得越来越财大气粗，以至于满世界撒钱。与此同时，中国权贵们的私人财产积累速度之快，可以让任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相形见绌，一夜暴富的金钱神话遍及中共权贵家族。
代价昂贵
中国式发展以无视个人自由权利和社会公益为代价，受益于这种高效率发展的阶层主要是权贵集团，平民百姓的温饱不过是残羹败叶。
与此相对应的是把生存权放在首位的畸形人权观，也就是服务于政权稳定及权贵利益的中共特色的人权。
中共不惜动用一切资源保持政治稳定，正统意识形态崩溃带来的是极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统治，只要能保住独裁特权和掠夺更多的财富，怎么干都行。
策略剖析
寡头独裁的统治策略分解为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以民族主义为新的意识形态纽带，把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的官方口号与反美反日反台独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引导整个社会向皇权时代回归，伟大的帝王与伟大的盛世变成大众文化的主旋律。
大动乱之后的发展经济是休息养生，对未来的小康承诺是温饱知足，和谐社会是传统太平盛世的翻版，八荣八耻的德治迎合儒家传统。
二是向“一切向钱看”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突进，中共鼓励发财致富，整体性政党之利益分化为派别利益，整体性国家利益分化为特权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又最终量化为权贵家族及个人德利益。
中共不再讳言牟利，不再回避代表大资本，利益驱动代替意识形态动员而成为社会整合的纽带，也成为衡量官员的政治效忠、施政政绩和统治效力的标准，公权私用的腐败已变成中共机体的癌症。
对于现在的中共集团来说，“钱，就是最大的政治。”因为，有钱，才能确保政权的稳定和权贵们的利益，才能稳定中心城市和收买精英，才能满足人们一夜暴富的贪婪和平息弱势群体的反抗﹔有钱，才能在外交上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才能收买无赖小国以便换取其政治上的支持。
三是放纵物质上的奢侈消费和文化上的轻浮调笑。
一边是消费领域不断地放出“天价卫星”，名车、名表、豪华别墅、消费文化活跃了，一边是被虚幻的繁荣和真善美所包装的平庸化大众化，成为回报甚丰的产业，主宰了文化市场，它的小品化的调笑和轻松，与意识形态主旋律灌输的声嘶力竭默契配合，营造出由专制制度刻意纵容的享乐主义，散发着丧心病狂的恶俗、冷酷和野蛮。
四是在政治上严禁一切政治异见，特别是对有组织的民间挑战更为严厉。
在中共对民间自治组织的严酷打压下，脱离党组织和国家单位的个人，虽然有了一定的私人空间，但在公共领域并没有形成组织化自治化的民间社会，而是再次变成了分散的原子化分子，根本无法形成独立的组织化民间力量，也就谈不上与高度组织化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相抗衡。
五是对知识精英进行利益赎买。六四后，中共对在八九运动起到巨大作用的知识精英，先以血腥镇压恐吓之，继而以利益诱惑之，很快就将知识界变成了屁股决定脑袋的犬儒。
在内心深处，他们也许会拒绝现政权的意识形态，甚至鄙视现政权，但现实利益的大诱惑和恐怖政治的高风险，又让他们必须依附于现政权，在公开表态中承认和拥护现政权，积极向权力和资本靠拢，不放过任何攀权附贵的机会，也不再讳言公开为权贵集团辩护，不再羞于自觉地充当资本化政权的意识形态化装师，知识与权力与资本已经结成三位一体的利益同盟，也让知识精英迅速加入到发财致富的行列。
社会成本
所以，中国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表面上是广泛而深刻的，实质上却是跛足而肤浅的，其主要特征是量的扩大而不是质的提升。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生活和人性品质的综合质量，并没有同步提升，道德水准、思想活力、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都远远不如八十年代，中国正在向那种最坏的裙带资本主义狂奔。
权贵们几乎是肆无忌惮地瓜分着由所谓的国有资产转化而来的党产，精英们几乎是毫无廉耻地为权力和资本辩护。
八十年代来自党内开明派、自由知识界、热血青年、有道义追求的民营经济界、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等共同构成的推动政治改革的现实的和道义的合力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单纯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单项经济改革。
在这样的“经济奇迹”背后，是制度腐败的奇迹、社会不公的奇迹、道德沦丧的奇迹、挥霍未来的奇迹，不仅是经济成本和人权成本极为高昂的奇迹，更是社会综合成本难以估量的奇迹。(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