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5日讯】目录
一、西方文化命运的两个源头
二、西方文化主宰人类命运
三、中国的黑暗时期
四、人类的精神危机
五、丑陋的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
六、复兴中国文化的艰难
七、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
八、中国文化复兴的精神原则
结语：献祭者的情怀
一、西方文化命运的两个源头
西方文化命运有两个主要的精神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迄今为止，西方文化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这两个精神源头之间的爱恨情仇。
浅玫瑰色的岩石、碧蓝的波涛和淡金色的阳光构成古希腊文明的自然背景；哲学思辨、自然理性崇敬、法治理念，以及通过史诗、石雕表达出的生命美学，则共同构成古希腊文明的主体。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文化早期的一片璀璨的朝霞；曾在爱琴海的银色沙滩和高崖之上漫步的哲人与诗人，至今仍在用他们不朽的精神价值，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同古希腊文明相比，基督教文明缺少原创性；它只是犹太教精神的一次极具生命力的异教化。发生之初，基督教受到权力的歧视，成为被摧残的信仰派别。然而，经过一段苦难历程之后，历史演进的戏剧性却又使基督教与王权结成神圣同盟——基督教以上帝的名义论证王权的合法性；王权则以铁与血的力量维护基督教对人的心灵控制和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的权威。
精神信仰或者思想理论一旦不再靠精神魅力，而是靠强权来证明其真理性，它便立刻沦为摧残心灵和思想自由的暴君。心灵和思想的自由是精神创造的前提；丧失自由的时代必然也是仇恨精神价值的时代。基督教与强权结成神圣同盟，从而由心灵的终极安慰者堕落为精神的屠夫；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朝霞凋残了，朝霞之后不是灿烂的晴空，而是精神的千年暗夜——基督教在神权政治的名义下实施的精神专制，使古希腊文明死于中世纪。从中世纪的精神黑暗中，以基督教为黑火焰，以强权为铁锤，以自由心灵的血泪和苦难为烧红的铁块，铸造出西方极权主义的文化传统。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在摧残心灵自由原则和古希腊文明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其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如此个性化，以致于千年之后，人们都可以毫不困难地从种种历史的嬗变中，辨认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鬼魂。
为准确理解现实，不得不首先回归历史。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所表述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至少有下列特征：
（一）以强权的名义，确立一个绝对真理；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对人的精神实施全面专制。
（二）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对思想进行审判和屠戮，从而剥夺思想自由的权利。
（三）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设立一个终极理想，确认人的命运之路就是通向终极理想的宿命之路，从而否定人具有创造自己命运的自由。
（四）设立一个垄断绝对真理的特权群体，即教士阶层，并通过这个特权群体对社会实施精神专制和世俗的统治。
（五）仇恨精神多样化的理念，以铁与血的方式，甚至以残酷至极的战争方式，消灭其它精神信仰和思想派别，追求基督教对全人类的精神统治。
（六）垄断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特权群体，以伟大理想和神圣真理为理由，肆意释放潜藏在人类生命深处的兽性和物性贪欲，从而使西方极权主义统治的时代成为最凶残、最腐败同时也最虚伪的时代。
历史便意味着传统。基督教由被摧残与被侮辱的信仰派别演化成精神暴君和思想屠夫的命运，就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如果说古希腊文明是属于西方文化的朝霞，基督教神权政治表述的极权主义文化，则构成西方文化的一次千年长夜。但是，长夜毕竟会过去，而曾经的精神朝霞在湮灭于漫漫长夜之后，终于开始复活。
文艺复兴运动象征着古希腊文化传统的复活。事实证明，还魂的鬼并不总是丑陋的。文艺复兴引领西方跨出以心灵统治为首要特征的极权主义传统，进入辉煌的精神自由创造的时代——自由源于人权对神权政治的否定。
在人类文化历史的领域，精神传统的复兴其实并不只是过去的复活，而更是前所未有的精神价值的创生；回归传统的路径往往不通向原来故乡的废墟，而是通向一片新的家园。在文艺复兴中复活的古希腊精神传统，几乎每一个领域都表现出创造性的发展，都是干枯的枝条上绽放的新的花朵，就像早春的梅花。因此，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的精神没有回到古希腊，却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尽管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还能时时听到古希腊文化传统的涨潮声。
基督教神权政治曾用精神专制的铁手，抹去了古希腊文化传统，但它的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不过，文艺复兴运动砸碎神权政治的枷锁之后，却并没有试图埋葬基督教精神，而只满足于将上帝由权力之巅，放逐到心灵终极安慰的领域。这或许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基督教主动实施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改革，不过，基督教能够继续存在的另一个更重要原因，是西方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动荡之中，忠实地履行了知识分子的一项天职——在爱真理的同时，也爱自己的文化传统。是的，在这个意义上的爱，是知识分子的一项天职。
就整体而言，西方知识分子准确认识到，造成中世纪黑暗的原因在于世俗权力与精神信仰的铁血同盟，而不在于基督教精神的文化意义。因此，他们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确性，在世俗权力和基督教精神之间作出切割，“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上帝的归上帝”。经过改革的基督教，和放弃了世俗权力的上帝理解到，必须在一个精神多样化的世界中，与其它宗教的或者哲学的信仰同生共存。于是，基督教文化的生存权又再次受到时代的确认。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开始共同为现代西方文化提供精神传统的力量。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智慧之镜。在命运的大转折时刻，西方知识分子表现出的两项智慧，使他们无愧于民族智慧之镜的称呼。我不知道，也还没有时间对此进行考究——这两项智慧是源于理性的思考，还是只源于智慧的直觉。然而，我看到，正是这两项智慧，推动西方文化崛起为现代人类精神的主宰者。
第一项智慧可以如此表述：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彻底否定和毁灭民族的文化历史精神。
古希腊文明和古东方文明，曾以不同的个性表现出灿烂而丰饶的精神魅力。人类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文化的发展又以自由的精神创造为前提。基督教神权政治的绝对的心灵控制，否定了精神自由的任何可能。在极权主义之下彻底丧失精神创造可能的西方文化停滞在黑暗之中。这一停滞便是千年。千年梦醒之后，西方已经成为只配被东方文明斜视的野蛮的存在。
对于西方文化命运，基督教神权政治与千年停滞、千年罪恶是同一个概念。可是，当西方知识分子用“文艺复兴”的圣火点燃中世纪黑暗之后，他们并不想焚毁那段历史，而只是要让历史得到新时代的精神洗礼。在神权政治化为时间的灰烬之后，他们又通过保留基督教精神，延续了西方文化历史的一个源流——他们对待中世纪的上帝，就像对待一个犯了大错的孩子，在孩子认错之后，就牵着孩子的手，把他领回温馨的家。
在历史命运最艰难的时刻，依然尊重自己的历史者，必定受到现实的尊重。我不知道西方知识分子作出上述抉择时，是否基于对一个真理的理解，不过，我分明看到这个真理在逼视我：历史是一切重大精神命运的现实生存的基石——毁灭自己的历史者，就是在毁灭自己现实生存的权利；诅咒自己的文化历史，与诅咒自己现实存在的价值是同一回事。
处于近代史起点上的西方知识分子的第二项智慧可以作如下表述：任何文化形态或者成果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自有其精神魅力和价值；当任何文化形态或者成果成为历史的罪错时，犯下罪错的必定不是其本身，而是附加在这种文化形态之上的特定的历史命运。
正是基于上述理性的认知或者智慧的直觉，西方知识分子敏感到，中世纪的罪恶不属于基督教这种文化形态本身，而只属于世俗强权同基督教结盟的历史命运。知识分子的这种认知升华为时代精神，于是，神权政治的历史命运被否定，而基督教精神在洗去世俗权力的污迹后，重归文化形态的纯洁。当基督教不再有能力以强权迫使人接受，而只能靠精神魅力召唤和吸引信徒时，她的精神能量反而更强大。放在足够长的历史中审视，强权总要败于精神信念。
二、西方文化主宰人类命运
迄今为止，近现代文化史，是西方文化迅速崛起并主宰人类命运的进程。
近现代史有两大主题：其一，西方文化征服东方文化的凯歌行进，和东方文化的历史性溃败，并趋于灭绝；其二，征服人类之后，西方文化中的两大传统，即古希腊的理性民主共和法治传统，同复活的极权主义传统之间的对峙搏杀。
在古希腊哲人的意识中，自然理性具有崇高的地位。哲人甚至认为，自由就是过符合自然理性的生活。仅此便可见自然理性同自由，这个至高无尚的哲学概念处于同一个层次。近现代西方文化主宰人类命运的进程，正是起步于古希腊理性崇拜的文化传统——新的命运挑战从古老的理性崇拜文化传统中激发起创造意志，而从创造意志中涌现的精神成果，则为西方文化命运获得强大的物性力量和实现社会正义，提供了思想的基石。
文艺复兴运动将思想激活之后，对自然理性的古老崇拜，转化为探索自然规律的强烈现实兴趣——自然理性在古老的岁月里就被理解为“逻各斯”，即自然规律的另一种表述。现实的探索之中，古老的自然理性则升华为科学理性。
本质上，科学理性是人的理性能力对自然的物性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对物性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又必然以获得强大的物性创造能力为归宿。强大的物性创造能力正为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狂飙突进，创造了源源不绝的物质力量。科学理性使人在物质力量的意义上强大。因此，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征服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质力量的胜利。
从古希腊理性崇拜文化传统中，还涌现出另一个对近现代人类命运发生重大影响的观念，即人的理性至上。人的理性至上观念走入时代精神的中心，理性便取代神性成为思想的标准，而人的权利则获得主体的地位。人本主义击碎了神权政治的极权主义铁幕，击碎了中世纪极权主义传统以上帝的名义对思想和心灵自由的铁血禁锢。源自古希腊的民主共和与法治理念，通过近代思想家的生命，不仅复活，而且用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内容，来表述关于社会正义的理想。
科学理性，给西方文化命运以征服世界的强大的理性力量；民主共和法治精神，给西方文化命运以主宰时代精神的正义性。强大的物性力量和社会正义，这是西方文化命运在近现代史中高飞的双翼。但是，最终征服并摧毁中国文化的，却既不是科学理性，也不是民主共和法治精神，而是复活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在现代史中的两次复活，即德国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再次证明，以漫长的时间为背景形成的精神传统，远比历史史实更坚硬。任何历史史实都会随时间而腐朽，但作为那些历史史实之魂的文化精神，即使被命运埋葬在时间的铁棺之内，却也有可能还魂重生。
古希腊的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流。历史命运也是如此。还魂重生的文化传统必然按照时代的特征变换自己的姿容；不变的则是文化传统之魂，即根本的精神原则。
德国纳粹主义虽然曾造成惨痛的历史悲剧，不过，由于纳粹肆虐的时间并不长久，而属于纳粹的悲剧已成过去，在此我们且忽略对它的讨论。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名义复活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则至今仍然构成人类的罪恶之源和苦难之源。
中世纪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形成时期；形成时期的极权主义表现为基督教神权政治。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复活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却表现为世俗的理论和政治存在。
从古老的自然理性到近现代的科学理性，就理性本身而言，毫无疑问走的是一条向上的路。可是，科学理性在创造了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排泄出物性实用主义的意识。当这种意识以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名义成为普遍的生命哲学时，人就由精神的存在降低为物性的存在——在物性力量的意义上强大了，在精神上却受到贬低。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马克思选择源自古希腊的另一个哲学传统，即唯物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选择经济发展决定论，即物性宿命论，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逻辑。唯物主义显然是对宗教的否定；物性宿命论也不会把人类导向基督教的天堂。然而，正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深深掩盖了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同共产主义之间的精神逻辑联系，使人们很难认清两者在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上的承续关系。
不过，只要让思想穿越表象的黑暗丛林，我们便可以发现，共产主义同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的精神原则高度一致。那种越过千年时间的废墟呈现的一致性，分明在讲述同一个极权文化传统。
中世纪神权政治同共产主义都确立某种终极真理，并形成终极真理与强权的铁血同盟；它们都追求用终极真理对人的心灵实施绝对控制，让强权的专制深入到人类心灵之中；为达到对人的绝对精神控制，它们都对思想进行审判，用残酷至极的方式摧残、虐杀自由的心灵；它们都仇恨思想自由，都不能容忍精神多样性，都追求以属于它们的终极真理的名义，用铁血暴力征服世界，消灭其它精神存在；它们都在神圣的理想主义的旗帜的掩盖下，将凶残的兽性和腐败的贪欲发挥到极致；它们都组建一个自称拥有真理和高贵品德因而高于普通人类的特权阶层，来实现极权统治，只不过一个群体叫作教士，一个群体称为共产党员。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在被历史埋葬之后又复活，其强大的生命力是来自人类心底里的最黑暗的本能冲动。只要人类存在，这种本能冲动就存在，并成为极权主义的心理动因，而西方文化传统为这种心理动因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存在，提供了最为适用的文化形式。
人类最黑暗的本能冲动就是无尽的贪欲。当贪欲膨胀到除了试图垄断世界的一切资源，还要垄断人类的精神时，或者说试图通过奴役人类的心灵来拥有世界时，隐藏在人生命深处的贪欲便达到了极权主义的心理起点。但是，由起点到现实之间还需要一座伪道德的桥梁。
人是道德的动物——这个判断即意味着喜剧，也意味着悲剧。喜剧性在于，人类因理解道德而获得兽群之上的独立的心灵命运；悲剧性则在于，道德常被人类用作发泄兽性的虚伪的借口，因为，人只有在道德的帷幕之后才会心安理得地肆意展现兽性。
极致的贪欲中不仅充满对强权，对奴役人类心灵和垄断世界的渴望，而且沸腾着利用强权发泄残凶的兽性和满足腐败的物性享乐的愿望。但是，只有披上道德的金袍之后，极致的贪欲才可能上升为时代精神，并主宰人类的命运。
西方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为试图控制人类心灵的极致的贪欲，创制极具魅惑力的道德理由——中世纪神权政治的道德理由是上帝的救赎和天堂的召唤；德国纳粹的道德理由是美化、强化和净化人类；共产主义的道德理由则是解放全人类和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
西方文化中涌现的种种崇高的政治道德体系同极致的贪欲的结合，就构成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命运的现实轨迹。只要人类贪欲恶性发展的趋势还没得到某种心灵力量的根本性控制，只要西方文化还没有对自己道德伪善性的根源作出深刻的反思，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就不会最终成为历史棺木中的枯骨。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复活之际，正值西方文化挟科学理性创造的强大物质能量，横扫东方文化之时。东方文化传统的大溃败，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对文化祖国的背叛，使中国成为精神的低地。共产主义思潮从历史的高峰汹涌而下，涌入中国；在中国，西方文化的胜利竟表现为共产主义理论的精神和政治的绝对控制。
显然现代意义上西方和东方的对抗与矛盾，不再具有东西方文化的价值，而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在文化的意义上，现代的所谓西方和东方的对立，主要是西方文化的自我对抗，自我矛盾，即源自古希腊的民主共和法治的文化传统，同源自中世纪神权政治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间的现实抗争。在中国皇权的残垣断壁间建立起的共产党极权专制，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政治象征和精神价值的代理人；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真理一旦获得不容置疑的权威，真理也会腐败。一个由西方文化主宰的世界，极需以精神多样化的名义提出的质疑。
三、中国的黑暗时期
对于一个人，心灵之灯熄灭了，生命就陷于百年不散的黑暗；对于一个历史命运，文化传统一旦灭绝，她就进入黑暗时期。被称作“中国”的历史命运，现在正处于黑暗时期。
近代，西方文化脚踏科学理性创造的巨大物质能量，登上历史的制高点，俯瞰东方。作为一种古老文化命运的中国，面临从未有过的关乎生死存亡的严酷挑战。
过去的历史中，中国也曾多次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甚至被征服。不过，由于游牧民族处于文化的弱势地位，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征服只具有军事的价值。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军事的胜利者却成为被征服；中国历史之魂——文化传统，则得以沿续和发展。属于游牧民族的皇权在文化的意义上却仍然属于中国，这个存续万年的历史文化命运。
中国面临的近代史上的挑战与以往完全不同。对中国造成威胁的，不仅是来自西方的巨大物质的能量，而且是来自西方的具有几乎同样悠久历史的文化存在。以深远的历史背景为依托的西方文化命运，一旦得到强大物质能量的充实，她所要征服的终极目标就不只限于土地——她最终要征服的是心灵。中国命运面临的威胁，是中国心灵的灭绝，是中国文化的消亡；心灵的灭绝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死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万年历史之魂的湮灭。
人不怕失败，只怕自信被失败击碎。历史命运也是如此。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感的文化命运必然会多次登上成功的峰巅，也会多次陷入失败的低谷。应对失败的挑战时，只要用自信锻造出搏战的意志，就可能杀出历史的绝境死地，重新成为命运的主宰。对于一个历史文化命运，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尊严的搏战意志的锻造者，正是以她为心灵故乡的知识分子。然而，当中国面临最严酷的命运挑战时，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却从整体上背叛了自己心灵的故乡和文化的祖国。
几百年前，经过中世纪千年长夜中的蹒跚，西方文化命运也曾走到绝境。面对文化命运的危机，西方知识分子基于对心灵故乡和文化祖国的深挚之爱，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原则，点燃精神创造的激情与灵感，从而引导西方文化命运走出困境，走向历史的辉煌。在最艰难之点上，西方知识分子不仅表现出追求真理的献祭精神，也表现出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崇高敬意；这种对文化传统的尊敬不仅表现在复活古希腊罗马文化所作的创造性努力之上，同时也通过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表现出来。
基督教神权政治本是中世纪黑暗的万恶之源。然而，西方知识分子并没有归罪于基督教文化精神，而是准确认定，罪恶者只在于神权政治。当强权与基督教分离之后，基督教精神又被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保留下来，并成为人们心灵的导师。
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为西方文化赢得了未来的尊重；西方文化能够取得主宰人类精神命运的权威，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艰难时刻对文化祖国的忠诚，对精神家园的信心，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尊重。历史证明，任何现实的辉煌，都必然来自在传统基础上的创造；背叛历史者，不会拥有未来，并将受到现实的严厉惩罚。
很遗憾，近代史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是背叛文化祖国的一群。他们通过恶毒诅咒文化的祖国，来表达他们的才华；他们通过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掘墓鞭尸，来证明他们的先进；他们热衷于作精神乞丐，向西方乞讨真理；他们想把自己的心灵换作西方文化式的，并让他们枯黄的脸成为西方文化的表述——他们违背了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忠实于真理，同时忠实于心灵的故乡；热爱真理，同时热爱文化的祖国。
更重之点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践踏并弃绝中国文化传统，渴望西方文化的拯救和主宰，也违背了精神自由的最高原则——精神形态的多样化，是人类自由的前提和结果；如果接受某一种精神形态的绝对权威，这种精神形态即使是绝对真理，也会变成精神暴君，而人类则因此丧失精神自由发展的可能。
我说过，背叛历史者不会拥有未来，并将受到现实的严厉惩罚。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受到了惩罚。他们作精神乞丐，向西方乞讨真理，而最终为中国乞讨到的，竟是复活的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现代表述，共产主义。
现实就是以这样残酷的方式，惩罚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背叛，对文化祖国的背叛。
二十世纪中叶，共产党依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国建立起体现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暴政体系。以此为起点，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中国人丧失文化的祖国和精神的家园，走上精神和文化亡国奴的命运之路。
中共暴政的宪法序言中规定，中国人必须以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接受共产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这意味着，暴政强权要用铁血暴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证明暴政强权的合理性；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实际成为中国的国教，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合一的极权专制又在中国重现；这意味着，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通过马克思主义借尸还魂，并获得主宰中国命运的暴力形式；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暴君和心灵的控制者。
西方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通过一个自称掌握绝对真理的特权阶层，实现对社会的铁血统治和精神控制，只不过这个特权阶层在中世纪称作教士，在现代中国表现为共产党官僚集团。
中共暴政同中世纪欧洲神权政治一样，有一颗仇恨精神多样化的心。从建政之日起，中共暴政就从没有停止利用各种形式的精神整肃和政治迫害，来审判思想，摧残自由的人格。几乎每一次精神整肃和政治迫害的铁血锋芒，最终都指向中国文化精神。
只有摧毁中国文化精神，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绝对精神专制。在谋杀中国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暴政不仅将国家暴力的屠刀运用到极致，而且还锻造出两柄精神之刀，即被暴政严格控制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媒体宣传体系。以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为魂的中共暴政，利用国民教育和媒体宣传体系这两柄无形的刀，剜出中国人的高贵的中国文化之心，并给中国人换上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腐烂的兽心。
在中共暴政的摧残之下，中国文化精神的头颅被砍掉了，承载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灵凋残了。文化精神是民族之魂。文化精神一旦死去，中国人就变成无魂的行尸走肉，变成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政治和精神奴隶，变成文化的亡国奴。曾经在历史的苍穹上照耀万年的中国文化的金日，被历史所埋葬；文化的太阳熄灭之后，中国的命运随即陷入无边的黑暗，那是属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
有一种观念认为，现代中国的专制源自中国皇权文化传统，是中国专制政治的历史延续。在我看来，这种观念不是愚昧，就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居心叵测的栽赃陷害。而历史事实与我一致。
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于，近现代史是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盛装凯旋和中国文化崩溃并趋于灭绝的历史；包括皇权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精神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灭绝，中国的文化史的命脉已被暴政斩断；中国现代专制的精神基础和具体政治结构不是中国皇权文化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 中共强权是在中国文化精神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方极权文化的政治象征。因此，应当对现代中国专制的罪恶负责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皇权文化，而是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现代表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实践的罪恶归之于中国文化传统，违背历史事实的逻辑。
权力意志是文化精神的表述形式之一。现代中国专制的权力意志由中共官僚集团作为生命载体。当我们用思想之刀剖开中共官员黑暗的心，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能看到的，是植根于古希腊文化的唯物论；是具有西方传统哲学个性的宿命论；是源自西方文化的经济决定论；是与基督教神权政治一脉相承的对精神多样性的仇恨，和对控制人类心灵的强烈欲望；是同中世纪主教一致的伪善，和隐藏在伪善之后的凶残与堕落。在现代中国专制权力意志的生命承载者的心中，即中共官员腐烂的心中，我们能发现的，只有西方文化的基因。因此，中共暴政在文化意义上，是一个外来政权。
只要稍作对比就不难发现，中世纪欧洲教士与中共官员在人格状态上惊人地相似，但是，中共官员却比中世纪教士更狡猾，更伪善，更具实用主义。这或许是由于唯物主义拜物论具有趋向无耻的实用主义的天性。中共暴政在用极权主义铁手扼杀中国文化精神之后，又将中国文化的尸骸制成政治木乃伊。在需要用民族主义欺骗中国庸众时，中共暴政就会用这具无魂的干尸，作场面豪华的表演。中国文化，一个辉煌的历史命运，死后的尸骸却仍然要被强权所利用，维护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政治统治——难道历史不应当为这种文化的大悲剧，而作彻夜长哭吗。
中共暴政的实用主义还表现在经济改革之上。为维护极权主义的政治存在，中共暴政放弃了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实行权力贵族垄断的市场经济。有人据此断言，中共暴政已经不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断言浅薄而荒谬。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于极权政治。而在这个关键之点上，中共暴政没有任何政变。中共暴政仍然坚守精神形态与强权结盟的极权主义政治形式，仍然坚持对人的心灵的控制和仇恨精神多样化的原则；仍然没有放弃对思想的审判和对自由心灵的迫害；仍然固守特权阶层对政治的全面控制和对社会的独裁专制——属于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之魂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体制的改变，不仅不表明中共暴政的非马克思主义化，相反，却表明中共暴政更加马克思主义化。因为，经济体制的改变更有利于强化极权主义的政治存在，而极权主义的政治存在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施精神文化的殖民统治，提供了生存的基本要素。
中国早就丧失了国魂。作为文化历史命运，中国已经湮灭；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中国正消失在历史的天际。文化之光黯然熄灭之后的黑暗中，那些在铁铸的绝望上撒种中国文化复兴希望的人们，同时也播种另一个中国文化时代的朝霞。
（未完待续）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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