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前，那段与牛舌兰（译注：原名Dracaena Massangeana Plant，又名龙血树）的经历将我掷向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现在我首次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将发生的经过更详细地公诸于世。
一切要从一九六六年的纽约市说起。由于容易分心，我当时经常在夜间工作，我发现在没有白天日常活动的干扰下更能专心。在夜里，除了我的杜宾狗比特（Pete）睡在后面的房间之外，实验室中仅存的生命迹象就只剩下两株盆栽。
这些植物是我的秘书从楼下的花店买来的。实验室位于一栋座落于时报广场的十八层楼建筑中，花店即将关门大吉，而老板以每株约两美元的价钱出售盆栽。她买了一株橡树和一株牛舌兰，为实验室增添一些绿意。在这之前，我从未养过任何植物，所以也没有人能指控我对植物有何不轨之处。（注1）
故事的源起
这段引人入胜的经历约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的早上七点开始。我在测谎实验室工作了一整夜后正小憩片刻。当我替那两株植物浇水时，心想：“是否可能为其中一株植物测量水从根部上升到叶片的速度？”我对那株牛舌兰尤其好奇，因为它的枝干比较高且叶片比较长。由于我主办一所测谎员训练学校，因此手边有许多台测谎仪可供利用。测谎仪可用来记录皮肤电阻的改变，这是利用惠斯登电桥的部分，或称为GSR（全名galvanic skin response，中文译为“肤电反应”）。GSR测谎仪可以显示阻抗，就像电工用的欧姆计。测谎时，受测者的两支手指上各贴上一片电极，微量电流则通过电极。
此外，测谎仪还包含另外两种检视功能：一是记录血压和脉搏强度及频率的变化，另一则记录呼吸频率的改变。
我决定将测谎仪中电阻记录装置的感应片接上一片牛舌兰的长叶子末端。我的做法是将这片叶子夹在两片电极中间，并用橡皮圈套住这片被夹住的树叶。由于含水量的增加，记录仪的墨针应会向上划，以显示叶片电阻的相对降低。很幸运的，叶片的电阻值落在250K欧姆仪器可测量的范围内，而随后的五十六分钟也在GSR回路中维持平衡。与我预期相反的是，叶片电阻值并未因电极间水分增加而下降，反而在最初的一段曲线中往下走，这表示电阻是增加的。接下来，在记录开始约一分钟后，曲线的轮廓呈现一种短暂的变化，类似一个人因畏惧测谎而产生的典型反应(图1 B )。于是我想：“好吧，如果这棵植物想要向我表现像人一样的反应的话，我就用对待人的办法来对待它，看看是不是能让这现象再现。”
我很快地了解到，植物细胞间的蜡质隔绝物（编注：类似电容的作用）会导致瞬间放电，而产生图1C左侧的锯齿现象。在右侧图中，则看不到人体有此现象。
我们会对一个受测者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对约翰‧史密斯开了那致命的一枪？”如果他们真的犯罪，这个问题就会对他们产生威胁及激发生理反应，并反映在图谱上。所以我决定要想办法来威胁这棵植物。当时我没有兴趣对植物说话，替代的方法是将一片叶子的末端浸入一杯热咖啡中。这片叶子与那片连接电极的叶子相邻。图谱并未出现显着反应，而曲线正持续地往下走。若是在人身上，这种下降曲线反映的是疲倦或无聊。图谱记录了大约十四分钟后，我想：“对这棵植物最严重的威胁，就是找根火柴来烧这片连接电极的叶子。”
当时，这棵植物离我站的地方大概距离十五英尺，而测谎仪器则在五英尺之外。刚才唯一发生的事情是我的想法。那是一大清早，实验室里没有其他人。我心中的想法是：“我要烧了那片叶子！”就在燃烧叶子的影像浮现脑子的那一刻，测谎仪的记录笔迅速地飙到图谱的最顶端！没说一个字，没碰植物一下，也没点一根火柴，只有我要烧叶子的明显意图。叶子的记录图谱显示出戏剧性的刺激反应。对我来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有力而高品质的观察（图1D）。
我必须强调，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图谱记录开始后的第十三分五十五秒，我的整个想法改变了。我想：“天哪，这棵植物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走出房间，到秘书的座位上找一些火柴，因为她抽烟。回房后，植物仍然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反应。我重新考虑是否要烧那片连接电极的叶子，因为我恐怕无法辨别再增加的任何反应。我转而用一根点燃的火柴对另一片叶子稍加挑衅，但已经没有要伤害植物的念头。当时，我觉得最好是解除这项威胁，看看这植物会不会冷静下来。当我把火柴放回秘书桌上之后，反应的曲线回到最初准备要烧那片叶子之前的平静状态（图1E）。(待续)
注1：说一件有趣的事情：一八六五年，距我出生相隔五十九年，我的祖父法兰克‧巴克斯特(J. Frank Backster)在纽泽西州的拉法叶市开了一间巴克斯特苗圃。但今天这个事业已经不是由巴克斯特家族所经营了。
(转载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绪》一书)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