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黑白电视开播以来，在资讯贫乏的六零年代，可以说，台湾人曾经透过庄灵的摄影机丰富了生活，而庄灵自己，则透过相机记录人生行旅中的足迹和感情。
庄灵在台视工作三十六年，与张照堂、余如季是“老三台”（台视、台视、华视）时期最知名的电视摄影记者。庄灵自一九六五年考入开播第三年的台视担任第一线的摄影记者，直到一九八九年调任新闻行政组长为止，许多国内外政事报导、运动赛事、文化活动乃至异国风光，透过庄灵的镜头进入了民众的家庭生活。当时台湾尚未开放出国观光，庄灵因为工作的关系提着摄影机跑遍五大洲，一跑就是二十四个年头，在紧凑的采访之余不忘伺机抓拍照片。
时光回到一九五三年的台中市继光街上，一位理着平头、穿着“台中一中”卡其制服的男孩放学后急急地走入明美照相材料行，从老板手中接过三卷冲好的底片，刹时心凉了一半，上面都是斑斑点点的影像，第二卷打开仍是同样的命运，男孩有点慌了，这是他和全班同学在初中毕业前夕到狮头山旅行的纪念，器材借自父亲同事谭旦冏的YASHICA-D型120双眼相机，底片还是自己积攒零用钱买的，男孩陷入思索这下该如何向同学交代？没想到第三卷打开赫然出现一张清晰的负像，四名同班好友或站或蹲在石阶上，头上还有逆光造成的光环效果，男孩不禁信心大增。这是庄灵拍下生平第一张摄影作品的经验，自此深深为摄影着迷。
庄灵成长于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文人家庭，其父庄严精研各体书法，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对中国古代艺术史迹有着渊博学养。耳濡目染之下，庄家四兄弟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学有专精，大哥庄申是中国艺术史学者，二哥庄因是文学家，三哥庄吉吉为专业画家，庄灵为专业摄影记者与摄影家。
庄家与故宫历史有很深的缘分。庄严在抗战期间护运故宫文物离开北京辗转西南各省，及至大陆沦陷，十岁的庄灵与家人随着父亲护送第一批故宫文物来台，一九五零年故宫文物庋藏于雾峰乡北沟村的山边库房，庄家和其他故宫职员便与国宝毗邻而居十五年，一九六五年故宫迁至台北外双溪现址，庄家亦移居台北。
与大师交会
当时雾峰北沟库房有一间木造摄影室，由中博组主任谭旦冏掌理，平时用大型相机和软片拍摄文物，并于暗房中冲晒、印放，由于兴趣的指引，庄灵每逢寒暑假必定跑到摄影室看谭旦冏工作，由于是相熟的长辈，庄灵也就放胆地问东问西，基本的摄影技术就从这间小小的木造房子里问出来。
摄影大师郎静山和庄严是老友，郎氏以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独创“集锦照相法”蜚声中外，一九五三年中国摄影学会在台复会，其后郎氏每年都到北沟探访，有时带来一两张在暗房放制的集锦摄影作品。庄灵回忆当时放学回家一看到郎氏的作品就非常喜欢，这几张作品的构图和取景深深影响年少的庄灵。虽然两位父执辈并未真正手把手教庄灵如何摄影，他们启蒙了庄灵窥见摄影的堂奥，而庄灵无师自通的实摄演练则是从高中时终于拥有一台相机开始。
一九五五年教育部邀庄严、钱穆、毛子水、黄君璧、凌鸿勋等人组成教育访问团赴日参访，庄严在儿子央求下，果真带回一台Minolta-A型的三十五糎小相机，让庄灵乐得几天睡不着觉，当时还没有单眼相机，小相机的镜头小且无法更换，但是庄灵很满足，无论是家人或北沟村的一景一物都是取材对象，想表现的画面全靠自己想办法将相机的功能发挥到最佳，一点零用钱几乎花在买胶卷和冲印照片上；甚至曾经为了拍一幅田地收割后清空皓月的空旷景象，庄灵在黄昏的田野来回逡巡，只为了找到一棵苍劲的枯树陪衬。
往后的半个世纪，庄灵将生命的热情倾注于摄影世界。今年夏天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灵视七十”回顾展上，庄灵谈起摄影始终兴趣盎然，他说：“艺术创作是没有终止的，只要你有兴趣、有意愿、有体力，那你会不断的走下去。”
摄影之技与艺
庄灵的摄影技术是靠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从高中时代起，庄灵拍摄之后必定记录当时所用的光圈、快门，待照片冲出来后就比对记录，找出优缺点加以改进。庄灵认为初学者容易忽略这项基本功，基本功就像扎马步，要扎得很稳才能修练出高深功夫，尤其同一题材可以反复取景，达到熟能生巧。
台湾摄影界曾以中国摄影学会为主，独尊摆设优美之景物，及至社会写实摄影兴起，以为摄影只能为社会服务、揭露现实黑暗面，西元六零年代西方的现代主义吹进台湾艺文界，影响所及产生以抽象和自我表现为主的现代摄影，三种风格之摄影家间彼此泾渭分明。
庄灵整理自己所有作品归纳出几个主题，事实上这些作品都是他在自然的状态下完成，拍摄之时并未刻意强求某种特定的摄影风格，反之，摄影家应思考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最后才会浓缩出几个面向。意即，摄影家在创作上应独立思考与反省，作品才能显现出独特生命力与精神面貌。
庄灵为艺文界长辈朋友所拍的影像，体现出人物真实自然的性情；更以摄影表达对父母唯艺术追求、生活趣味、亲情是尚的感念，并按妻子陈夏生的建议，在纪实影像旁补充简短文字，使观者颇为向往传统文人质朴温厚的精神。
摄影之意
作为摄影记者，运用镜头快速、正确掌握真实新闻事件，倚赖庄灵在专业判断上的经验直觉；作为摄影家，透过镜头凝住人生的瞬间，却是庄灵从不间断的艺术追求。看似两种迥然不同的摄影器材和作品特质，在庄灵眼中已然化为同一心法“求真”，从最早初学摄影的领悟到新闻训练养成求真习惯，庄灵整理自己不同年代关注的题材，发现“摄影应求真实与自然”的信念早已贯穿至今。
摄影家出版社创办人阮义忠曾评论庄灵的作品与台湾的文化现象，他认为台湾的文化活动向来都有极端化的趋势，大部分创作者缺乏自信而随波逐流，台湾摄影界也多少有此现象，庄灵却从未在摄影创作上赶流行，“摄影之于他，始终如同书法之于中国文人一般，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功课”。即使面对同样的素材，创作者的人生历练和技法掌握程度，却使作品如倒影般映照出大千世界与其内在心境。
回顾半世纪的摄影生涯，庄灵经历沙龙、现代、纪实三个摄影风格各自争鸣的时期，对于孰优孰劣，庄灵始终抱持宽阔的态度欣赏与评价，然而这些界限却未曾对他产生羁绊，或许是心境上已然超脱表象的形式而进入创作者性格与人生阅历的梳理。
“艺术工作者除了藉创作表达意见与关怀，或许更该从自己做起，认真实践想要在作品中传达的善良理念。”如同阮义忠之言，“庄灵的人物作品能映出中国人传统伦理道德，其温厚氛围随着岁月沉淀而越显芬芳。”◇
守护故宫文物的老宫人
一九二四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后，庄严（字慕陵）甫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在沈兼士教授推荐下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担任事务员，一九二五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成立，至庄严一九六九年从故宫副院长职务荣退，前后四十五年间他从未离开故宫一步。
庄灵回忆父母那一辈的文人，“衷心的怀念与感佩”。庄灵说，父亲对于文物的感情用心之深，对中华文化艺术用功之勤，一辈子牵挂的就是如何守住文物而不让这些瑰宝受到伤害。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攻陷山海关，平津震动。二月庄严奉命将安定门内国子监两庑的秦代石鼓包裹装箱，和故宫文物一起南运，又大又重的石鼓因年代久远极易损坏，庄严请教大收藏家霍保禄，根据霍氏密方，乃将薄软的湿棉纸用镊子填入石鼓因风化产生的裂缝中，仔细填实后再层层包裹捆绑，费时一个月完成包装，抗战时这批石鼓先由陆路运上海，后转南京，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爆发后再经陕西运到四川，直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石鼓从四川经湖北江西回到南京，后庄严护送第一批故宫文物来台，而未开箱的石鼓留在大陆，从此再无法得知石鼓的情形。
庄灵在〈台北故宫的故事：庄严与南迁国宝〉一文记述，父亲常悬念石鼓的保存情形，每每思及便寝食难安。多年后，庄严的长子庄申任香港大学艺术系主任，某日寄回一张照片，谈及《遐庵谈艺录》作者参与一九五六年石鼓开箱情形“启箱则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庄严读毕内心激动不已，其于《山堂清话》书中写道：“当我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不仅如释重负，内心更为之狂喜不已，四十多年来对于这批国宝之运迁与维护，终于得到圆满的交代。”
庄严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对于国家宝物尽忠职守的道德光辉，足以为后世典范，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更是令人景仰。◇
──转自90期《新纪元周刊》
http://mag.epochtimes.com/092/5383.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