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介入这个“意识研究”（consciousness research）的最前端──“生物通讯”（biocommunication）。回想起来，我所有在教育、训练、就职方面所作的选择，还有我天生的好奇心以及许多巧合，似乎都在为这一天和以后的经历作准备。
我的意识研究生涯并非从植物开始。早在十几岁时，我就对“催眠”这个主题非常着迷。我当时就读于纽泽西州新布朗什维克（New Brunswick, New Jersey）的罗格斯预备学校（Rutgers Prep School），这是一所隶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寄宿学校。
某晚，一位坐在餐桌主位的大学生告诉我们他白天上心理学的经过。那堂课的主题是“暗示”，教授试着要示范催眠。他拿了一个长颈台灯和一张厚纸板，并将纸板挖一个小洞绑在灯上，只露出一个光点。他要求学生中一名志愿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光点上，同时作出睡眠的暗示。结果并不成功，学生并未进入任何接近催眠的状态。最后，教授宣告试验失败。
就在当晚，我跟室友说：“我们来试试，看会不会成功。”我们掷铜板决定谁是催眠师，谁是受催眠者。我赢了，所以我当催眠师。房间里有一个长颈台灯，我们按照刚才所听到的依样画葫芦。我用一样的程序暗示他，说着：“你会睡得愈来愈沉，注意看着光点……”等等。神奇的是，我的室友进入一个我从未再看到过的深度催眠状态。回想起来，我当时做得真是太漂亮了，因为我很从容地告诉他：“现在，我要你张开眼睛，但你不会醒来。我要你走到走廊的另一头，申请晚间用灯的许可。”预备学校的学生禁止在晚上十点以后开灯，除非经过许可。于是我的室友在催眠下走过走廊，从值班教授处取得晚间用灯许可。他在晚间用灯的登记表上签名，接着走回房间。
我要他坐下，然后说：“好，现在把眼睛闭上，继续仔细听我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说：“你现在会醒来。我将倒数五下，当我数到一的时候，你会醒来，而且一点感觉也没有。”倒数完之后，他张开眼睛说：“看吧，没用。所谓的催眠根本是胡扯。”当我告诉他我命令他做的事之后，他完全不相信。他甚至对值班教授否认他申请夜间用灯许可。我当时已经体会到这次经验的重要性，值得继续研究。
我一生中曾经几次见识到催眠的力量有多强大，而这是第一次。我很快了解到这个事件背后的意义非常深远。我在罗格斯大学图书馆中找到几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它们对我造成更深刻的影响，其中包括乔治‧埃司塔布鲁克斯（George Estabrooks）与密尔顿‧艾力克森（Milton Erickson）的著作。当时的社会对“催眠”这个课题的兴趣尚未爆发开来，相关的著作不多，也没有太多医界人士或心理学家针对这个项目发表论述。在罗格斯预校待了一年之后，我转学到宾州兰卡斯特市（Lancaster, Pennsylvania）的弗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Academy），度过了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在那里继续我的催眠研究，并受邀为学校的科学研习社示范诱导技巧。
从弗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毕业之后，我决定在德州大学（Texas University）接受大学教育。那趟从纽约市布朗克区（Bronx, New York）到德州奥斯汀市（Austin, Texas）的旅程相当精彩。我用父母给我的火车票钱支付一台“印地安前哨”（Indian Scout）重型机车的头期款。我很快学会了如何骑机车，就拿着一份详尽的地图，骑上这段长而有趣的路程。后来我靠着在校园打工付清了这台机车的余款。
我原想主修土木工程，但当第一学期快要结束之际，珍珠港事件爆发了，那天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我因而改变主意，转到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在当时的“陆军储备军官训练计划”（Army 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Program）之下，这所学校完全隶属军方。我选择加入“装
甲部队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作为一个从纽泽西来的菜鸟，我遇到比别人更多的挑战。我首先将主修改为农业，后来又改修心理学。
我不但在德州农工大学重新开始我的催眠研究，而且规模更大。透过在校园中的频繁示范，我的观众变得像是被设定过了一样。我只要跟他们说“我将用手比三下”，每一个人都会立刻沈睡。有三分之一的观众会进入某种程度的催眠状态，其中好几位还相当深入；我会用那些进入深度催眠的人进行接下来的实验。没有任何人反对我所作的催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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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活动吸引了好些人，其中也包括我的心理学教授。他在心理学课讲到“变动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时让我在在教室里进行示范。
我曾示范过几次“后催眠暗示”（p o s t – h y p n o t i c s u g g e s t i o n s）。有一次，我向一个被深度催眠的人暗示“他醒来之后将不会看到我”，但我事实上一直都在教室里。我对他说：“你将不会看到我，因为我会离开教室三十分钟。”这个人醒来之后，问其他在场的人我去了哪里。我并不抽烟，但我拿起了一根点着的香烟，而他只看到浮在半空中的香烟和我吐出来的烟雾。效果太惊人，使这个已经清醒的人感到非常惊慌，想逃离现场。三十分钟过后，我重新出现在教室中，然而我从未离开。这种能够改变人类意识状态，并让一个人体验催眠后负面或正面幻觉的可能性，对我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德州农工大学的第一学期结束之后，我休息了一个暑假。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决定骑着我的机车从德州大学站（College Station, Texas）出发前往加州，作一趟为期五天的旅行。我沿途走访了长滩（Long Beach）、杭廷顿海滩（Huntington Beach）、洛杉矶和好莱坞。在那里我遇到了唐‧贾司林（Don Joslin），他当时于海军服役，在加州驻防。唐来自一个“神智学”（Theosophy）家庭。“神智学社”（The Theosophical Society）是一个研究、分析并发表从古至今任何宗教及神秘传统资讯的组织。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东方哲学。唐比我大几岁，即将被派往海外。我们聊到我的催眠经验，以及他对神智学教义的认识。这两天内，我们夜以继日地交换彼此对于变动意识状态以及精神信仰的想法。
这些讨论让我了解到，可能有比“暗示”更深奥的概念存在于其他的信仰体系当中。唐‧贾司林引领我初步接触一些东方思想，例如死后的生命延续以及轮回等等。不过，一直要到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当我帮植物接上测谎仪之后，我才完全相信，在科学能够证实的有限范围之外，有更多的事情正在发生。这个发现使我忆起那些对话。我不知道唐‧贾司林是否平安度过战争，但我珍惜两人的偶遇，因为他带我进入更深的哲学探索领域。我和他在加州相处的这段时间让我对进行中的战争有更深的体认。我当时快满十九岁，而且我老家的兵役委员会非常积极地征兵，使我的正规教育注定无法继续。
我在德州农工大学注册了第二个学期，但学期尚未结束就被美国海军征召入伍。
在新兵训练营的三万人中，有三百人被挑选出来，接受为期九十天的见习军官训练，而我是其中之一。不过，我先被送到佛蒙特州（Vermont）的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上三个学期的课，并得以继续主修心理学。这个学校当时被政府接收，为美国海军V-12计划的一部分。(待续)
(转载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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