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9年从上海的一所大学毕业的，那个年头还有毕业分配这么一说。换句话说，一毕业，国家就给你一份工作。工作有好有坏，但是，说实在的，比起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焦头烂额的到处递简历、找工作，我们那时是幸福多了。而且，更没有学费这一说，宿舍也是免费的，国家每个月还给几十块钱的助学金，加上我每学期的奖学金，还真是没有花了家里多少钱。现在中国的大学学费这么贵，所以我经常想，换到现在，我可能已经上不起大学了。
1989年是敏感的年份，就在那一年我们毕业的前夕，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件大事对我们应届毕业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所有人没有进大机关的，全部都分到了基层。我呢，就被分回到了我的家乡，山西南部一个城市的一个铁路部门。
我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是“电力牵引和传动控制”，说白了就是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的电力机车。可是，我毕业那年，我们家乡别说是电力机车，就连内燃机车都没有，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蒸汽机车。所以，你可能也猜想到了，我的专业根本无用武之地。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机会摸一摸我心爱的电力机车，专业就算是荒废了。后来在中国每次坐火车出差时，只要是看见前面的牵引机车是电力机车，就幻想着自己是司机。
常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又云：“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因为学非所用，所以整天就暗地里琢磨如何才能换一个新环境。当然这种想法也不能告诉别人，否则领导知道了就会觉得我是不安心本职工作。就这样经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机会真来了，铁道部给了我们铁路分局一个名额参加一个英语考试。考试通过的话，就被送到外语学院学习英语，然后派到海外工作。
因为我是我们单位唯一拥有国家英语四级证书的大学毕业生，干部处就将我的名字报给了北京铁路局（我们家乡的铁路分局归北京铁路局管辖）。北京铁路局的人还真牛，跟我们干部处的处长说：“这个考试很难的，跟托福一样，你们报上来的人行吗？”处长一听，摀住话筒，小声问我：“托福考试听说过吗？”我赶忙回答：“听说过，听说过。”处长这下子壮了胆，挺直了腰杆在电话里高声地对北京的牛人说：“我们小高（本人姓高）的托福考试成绩是很高的！”就这样让我去北京参加入学考试了。
或许你会认为我与处长的私交不错，可是在这之前五分钟，我并不认识他。所以说，打从内心我一直感谢他，在关键时刻帮了我一把。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被生活善待的人，因为我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碰到好人。对于他们，除了感激，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愿好人一生平安，上帝保佑他们。
接下来的一周，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复习英文。我从来就没有像那一周那么刻苦过。近乎疯狂般的学习，我女朋友心疼地劝我休息（后来我出国前我们结婚了，12年后我们又离婚了，原因是她死心塌地的爱上了别人。她是一个好女人，是我没有善待好她，长叹！）
接着就是参加入学考试。整个铁路系统共招20个人，我考了第10名。在外语学院进修时，我修了五门课：听力、口语、作文、精读与泛读。教我们口语的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在好莱坞混过，演过的一部电影在中国还公映过，叫“噩梦”。这一年的进修机会是如此宝贵，老师教的好，我自己也很用功，毕业时全班排名第一。
后来的事情就顺利了，92年底我被通知参加坦赞铁路翻译班出国前培训。93年10月8日，穿上我老婆给我买的崭新的西装，口袋里揣着公务护照和铁道部兑换给我的10美元路上用的零花钱，挥手作别两眼热泪，已经怀有三个月身孕的老婆，意气风发地登上了开往非洲的飞机。
那一年，我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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