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4日讯】北京火车南站开阳路段孤零零的最后一片大杂院，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一百多名警察的戒备和十多辆警车的包围下，被大型铲车推倒了。这是北京市丰台区东庄最后一片老旧的院子。北京上访村，这个在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独特村落，曾经吸引了海内外大量媒体和人权协会的关注。《新纪元周刊》引述一位访民报导说，只要中国各地对民众的侵害没有停止，各地上访的民众就只会不断增加，北京新的上访村一定还会出现。第53起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指出， 这个让北京市和中央政府头痛不已的特殊村落或许暂时消失了，但它所记载下来的中共暴政历史却不会消失。上访村今昔演变的历史轨迹，记录了中共暴政对中国人权的迫害事实，这不但在众多的访民心中难以磨灭，也同样存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这些以鲜血和眼泪书写的历史片段，是中共无法用暴力拆除的。全文转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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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访村纪事——暴政的缩影和见证
文 ◎ 冯长乐、季达‧图 ◎ 齐志勇
即使是老北京人，也很少知道东庄这个地名，但说起上访村，几乎无人不晓。二零零八年到来的前几天，这个有着二十多年历史的北京上访村终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远处观望当局拆村的访民陈先生感叹说：“一段历史过去了！ ”
北京市长下令拆除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距离中国新年只剩四天了。在北京市市长办公室里，日理万机的王岐山市长还在专注地处理公事。有一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明德担任学术顾问的“关于‘上访村’”的调研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报告上写道：“吉林同志：对此上访村刘淇同志有过明确指示，如何拔掉这个‘顽症’，请牵头研究”，北京的杂志《北京纪事》这么写到，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则批示说：“摸清违章底数，上访村是一重点，请与有关部门核实报告中提到的上访村、公园的地点，纳入拆违、整治范围。”
关于官方下决心要拆除上访村的原因，该杂志描述说：“上访村的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已经成为境外媒体报导的热点，它的存在与规模的扩大，已经形成了气候，这里上访人员的情绪偏激、乃至手段趋向极端，这里环境脏乱的程度，正在以滚雪球般的速度迅速膨胀，的确成为首都形象与稳定的后患，而且治理难度相当大。 ”
“上访村展示的全是贫穷、愚昧、落后、冤屈和精神变态。到上访村一看，简直“不忍卒睹”，绝望、无助、愤懑充斥着这个地段，难怪不少境外媒体渐渐向这里聚拢，他们在离北京市中心这样近的地方搞到这样多的活资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正是出于维护伟大首都光辉形象的需要，彻底拆除上访村的计划，在这几个北京市最高官员的批示下制定出来了。
“通过对大康鞋城、北京南站规划建设治本，彻底解决环境的脏乱问题。根据中国铁路沿线整治法、老旧社区整治法、绿化整治法、土地开发法等法律内容，尽快治理；对无理访、闹访和蓄意破坏信访秩序的要严肃处理。”
北京市作出的五条措施包括：打击“上访非法产业”；加强出租房屋的管理；加强对黑旅社的管理；加强公共场所管理；高法信访接待站已经不适于在这个地区，建议易地设置。
十二月二十七日，距离北京市下令整治上访村最后期限的三天之前，东庄上访村的最后一栋建筑被彻底铲除。
上访村的天时地利
“上访，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从县乡到中央，哪一级政府门前都坐着上访群众，哪一级信访机关的院子里都人满为患。在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居然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上访村。”谈到北京上访村，长期关注民生和上访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何天先生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新纪元记者，北京这个上访村从默默无问到扬名世界，跟中共的独裁暴政息息相关。上访村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要人权的视窗，同时也是几十年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民，在遭受中共迫害和不断反抗独裁的缩影和见证。
上访村坐落于北京南站附近，由不同的区块形成的。从北京南站以西到开阳桥、从南站往北边就是东庄，方圆大约一公里的区域。人数最多的时候，这里住着最少近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上访民众。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调查资料，北京南站附近的东庄、南站铁道北一百间左右的平房；开阳桥南侧的平房和小楼房、花南旅店、东高地儿；甘家口附近的平房，约有四十间左右；木樨园、中纪委附近一片七十户左右的平房区；前门大街两侧胡同里的平房和小旅馆及开阳桥下和陶然亭桥下、与东庄仅隔着一个铁道口的“上访公园”等。
以上这些地方都是长期滞留在北京的老上访户集中居住的地方。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是：东庄、甘家口、木樨园、中纪委等地的部分楼房单间，已被上访户以每月四百五十元至五百元租下，然后在屋内打上通铺，再招租上访人留宿（相当于“二包”)。租金以每人每天四～五元不等，每间可容纳十五～十八人，出租人平均每天收入七十元左右。
何天介绍说，最初北京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众多的信访机构，当时在南站只有一个国务院信访接待站。从全国各地来的访民都是坐慢车到北京，而且南站离上访接待站也就是后来的两办和高法比较近，上访人回家买车票坐车方便。
追溯上访村的历史，何天表示，据他所知，上访村的形成大概始于七零年代末。到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形成全国上访高潮。江泽民执政后造成全国普遍的贫富悬殊和贪污腐败，从而出现大量弱势群体上访，直到今天。
“那时我刚开始谈恋爱，在北京天坛公园附近，经常看到外地到北京上访的民众，因为没钱，他们自己在靠路边或小树林里搭窝棚住，说难听点，真跟狗窝差不多，出入的人蓬头垢面。在永定路附近和北京南站往东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北京人都习以为常地叫他们是‘上访的’。”何天回忆道。
早期上访者多为政治受害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否定文革，全国开始所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很多当地得不到妥善处理的案件，当事人直接到北京上访。这些人多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和无辜受到冲击的人。“像五零年代错划的右派、被打倒的走资派、叛徒、被扣上地、富、反、坏、右人帽子的‘阶级异己分子’，以及文革中制造出的冤假错案受害人，他们要求平反，恢复名誉。”
那时这部分上访人之中，当官的和知识份子、学者比较多，老百姓很少。政府总是要作出点姿态，所以也没有赶走他们，还允许他们在北京申诉。但是很多人直到死也没有得到平反。八零到九零年代中以前，上访的人多是受到共产党政治迫害的人。
随后，中共政府的黑社会化导致冤案丛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促使上访民众大幅增加。
“各地共产党官员开始利用职权疯狂搜刮民财，出现大量社会不公。人们在一切向钱看的信条指引下，抛弃信仰、抛弃做人的良心，导致社会道德下滑、黑社会猖獗，特别是江泽民执政期间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社会混乱。越发不可收拾。‘新圈地’运动令全国农村农民失地，官商勾结、城市的非法强制拆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家园，无家可归，沦落为城市贫民、乞丐，企业改革造成大量产业工人丢掉饭碗。法院失去正义和良知，法官们竟然直接参与制造一起起冤假错案，”何天的总结，可以说是指出了北京上访村在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大为“兴旺”的根本原因。
镇压法轮功 引发全国上访大潮
自从江泽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引发全国法轮功人员大规模上访北京，同时也带动各地访民上访大潮的出现。“这些年因镇压法轮功，各地公、检、法一切力量都集中到迫害法轮功上，造成大量冤案无人处理。这些被黑社会、贪官、地痞、流氓剥夺了生存权的最下层百姓，无奈只能上访北京申冤找青天。”
上访人数近年激增，九九年以后上访的都是真正的冤民。访民成分也非常庞杂，几乎包括全国各个民族、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但最多的是贫苦阶层被称为弱势群体的人。“他们都是被共产党抢劫了个人所有、被剥夺了生存权的下层民众，”何天解释说。
在南站附近的幸福路一段有很多农转非的农民房，九零年代，这些房子陆续被访民租用。索性农民把这些房子打成隔断，像鸽子笼一样，租给上访人。上访村面积不断扩展，住的人也越来越多。农民不用种地，就靠租金过活。马路边、围墙下到处都是简易房屋。立交桥洞也成为访民栖息地。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据访民说，上访村有住过万人的纪录。
自成一体的上访村生活
长年往返于北京上访村和了解访民生态的何天先生认为：二零零零年以后，随着上访大潮的出现，上访村人满为患，达到饱和。上访村形成规模，上访村不仅是房价低廉，上下两层大通铺，每人每天三至五元不等。每间可以住十多人，上访人潮汹涌的时候，每间要挤二十多人，晚上睡觉人挤人。
访民的增多给当地带来一些商机，小餐厅、成立打字室、复印室、照相室、理发室，都在上访村拥挤黑暗的杂院中出现。小餐厅一般炒菜都是几块钱，很少十元以上。小餐厅熬的羊骨汤三块钱一碗，特受访民称赞。访民也一传十，十传百，把北京上访村的名字传遍全国。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中国的访民都来到这里驻扎。
另一方面，由于上访村中住着不少长年上访的民众，他们对北京的地形、交通，对各个上访部门的情况都十分熟悉，成了久病成医的上访辅导员。许多初来乍到的上访民众，会首先到这里上课补习，然后才展开他们的上访旅程。
为了严防政府人员捣乱，上访村村民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规则。二零零四年，山东的作家高先生想到北京上访村一探究竟，花了两天时间在上访村附近询问，却始终无法找到“上访人员”。
在一个用瓦楞板搭建的简陋的小屋门口，一个面带菜色的妇女正在收拾东西。心有不甘的老廖（廖亦武）又走过去询问，但不一会儿，便回来对我说：“那个女人把我们当成密探了，说我是间谍，你再过去问一下吧。”于是我走了过去，用半开玩笑的口气给那女人说：我们不是共军的密探，也不是国军的间谍，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些上访者的情况，做个社会调查。女人问：“你们是记者吗？调查了能报导吗？”我说，我们不是记者，我过去也上访过，所以同情上访者，想了解一下现在的上访者的情况。女人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实话？”我说：“我没办法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这要看你的眼力了。”那女人上下瞅了瞅我说：“反正我死都不怕了，还害怕啥？”
但她还是忍不住又问：“那你们不是记者，调查这干什么？”我说：“希望能帮上点忙吧。”老廖、回地两人见我和这女人聊上了，都走了过来。老廖说：“我们不是记者，算是研究者吧。”那女人又说：“不是记者调查这干啥？你们能把我们的事报导出去吗？有些记者也来过，其中也有密探间谍装扮的，他们把我们的话全套去了也没报导出来。有的假记者还把我们的证据材料都偷走了。不过反正我也被抓了好几回了，什么也不怕了，你们看吧。”接下来，女人的话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滔滔不绝地从她的口中涌了出来。
高先生在他的《高氏兄弟：寻访上访村》一文中描述说，随后的几个小时，一百多位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访民开始排起了长队，轮流给他们讲述自己上访的故事。“门外聚集的人确实越来越多，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写在白布或衣服上的申诉状。有些人则直接穿着‘上访服’，手里拿着状子站在人群中。他们的情绪异常激动，一阵阵地高声吆喝着，希望我们出去为他们拍照，倾听他们的诉说。”直到高先生离开的时候也无法听完访民的诉说，只好把访民的资料带走。
镇压手段法西斯化
访民的戒备是有原因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天表示，访民一直被中共视为是对政权和统治的冲击和威胁。政府多次出动公安突袭上访村，抓走村民。这些年对访民的迫害手段也花样翻新，政策指令条例纷纷出笼，都是冲访民来的。
曾经多次目睹访民在北京挨打的他举例说：“河南老太太王金英的腿就是被截访人打断的，北京七十多岁李蓝英老太太的腰被警察像赶牲口一样，驱赶、殴打后野蛮地被塞入警车时活生生折断的！”什么非正常上访、扰乱政府工作秩序、诬陷国家工作人员、冲击国家机关等，一顶顶大帽子、莫须有的罪名扣向上访民众。冤民被打死、打伤、遭遣返、关看守所、拘留等事情都不绝于耳。
政府为逼迫访民离开北京，二零零五年中国新年到二零零六年期间，上访村多次被黑社会流氓捣毁，简易窝棚、大通铺、炉子、玻璃、门窗被损毁，人为纵火。事实上，在北京市，上访民众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比到北京找工作的外地民工还要低得多。
访民在北京被打死，北京警察根本就不予立案。
在中共十七大前，对全国访民上访行为的镇压已经完全非制度化，就是随心所欲。按照一些访民的话说，镇压访民完全“法西斯化”。一位访民介绍说，当时中央政法委通知各地，如果发现有到北京集体上访的，那个地区的政法委书记就地免职；如果发生恶性案件，直接追究当地省政法委书记。政法委成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犯罪集团。一位山东负责截访的警察就公开说 ：“我不抓他，我就得没饭吃。”
十七大前，北京第一次允许外地警车不用挂车牌直接到北京上访村抓人。以前都是半夜偷偷摸摸在北京警察配合下抓人，现在都是交给地方去做。
中国政府斥巨资控制访民
在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而中国政府花在这方面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山东访民钱丽丽几次来北京上访，当地政府每次派出两、三辆警车和十多人来北京阻截，这些人一待就是十多天。何天说：“为一个访民，政府出动这样大的警力，算算全国有多少上访的人？国家要支出多少财力、物力去摆平？浪费多少国家资源和纳税人的血汗钱？这些钱早已超出上访人要求的获赔数字了。请问世界上找得出第二个这样的政府吗？ ”
《北京纪事》杂志的文章介绍说，假设“两会”会期按十天算，每天有两千人控访，一百辆车配合，每人每天开支两百元（含平均补助费一百元、住宿费五十元、饮食五十元)；每辆车日消耗八十元；十天总计约四百多万元。如果加上常年驻京的控访机构的经费，开销最少要几千万元。按上访量名列前六名的省份，每个省常驻北京的办公人员十名，平均每人每天花销两百元，加上每月回家的往返车费、通讯费、车辆消耗费等，一年约五百余万元，这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算法。
有人说，如果把花在在京控访人员身上的补助费，用在解决确实有理上访的人身上，也许就没有这么多上访的了！然而，听到这种议论，个别地方的控访人员说，这是两回事，两笔账。花在我们身上是控访工作补助费，花在上访人身上算什么名堂？算上访有理啦？
北方某省会市法院的阎某，已经在北京连续搞“截访”三年。他说：“我已经在北京三年了。我们法院口上访的，我百分之百全认识。这项工作每年在‘两会’期间比较忙，但是，那时候力量也加强。待遇不错，集体吃宾馆、住宾馆，额外每天每人补助一百元；回单位还享受单位的每天一百元补助，加起来每天得补助两百元。按月算，一个月六千元。不客气地说，我在北京三年来，已经装兜里十几万，给孩子买轿车的钱已经准备好了！说心里话，我还真得感谢那些上访户……。”
中央、地方和访民的三角游戏
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天表示，无数事实证明北京各信访部门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也没有权利就填表盖章。政府的不作为造成回圈上访、一次次、一层层上访，一次次、一层层批转，例行公事，衙门作风，终点又回到原点，不了了之，或者周而复始，无限回圈重复上访、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等亦由此而生。中央一级的信访衙门口的办事官员，面对蜂拥而至的各地访民，早已乱了方寸没有王法，搞起行贿受贿的腐败行为。旧冤案未了反而增加新冤案，民怨连天。
“政府非常明白。一个人到北京上访，后边可能有十个人看着呢，如果给他解决了，马上这十个人也会到北京。而且有冤情的人绝不止北京这些上访人，敢到北京的可以说是上访精英，都是当地起带头作用的人，全国有多少冤假错案要解决呢？同样如果处置一个法院或犯罪的官员，这些人背后又要涉及多少共同犯罪的人呢？关系网都揪出来，中共政权就面临瘫痪。他们只能极力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采取高压手段铲除上访村。”
那么，为什么访民还要继续到北京上访呢？
根据中国政府内部的惯例，上访量是上级政府及政府部门对下级考核的重要指标。如果上访量高，特别是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的多，地方政府领导就会被追究责任。一位基层截访的官员说：“集体访、个人访达到了多少起，上面就批评，甚至换位子、摘帽子。”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截访”这条路被堵死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增加基层的上访纪录，向上级信访机关接待部门有关人员送礼拉关系应运而生。中部地区某县一位接访人员说：“请客送礼，登记了可以消掉；不请客送礼，一旦上级信访部门登记上就没有办法补救了，或者说补救的难度就更大了。所以，信访接待人员不得不想办法与上级信访部门的人员拉关系，请客送礼。河南某地党委下达正式档称，“销账是无奈之举，是最后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钱买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于建嵘，去年在上访村对五百六十多名访民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近60%的访民表示，到北京上访的目的是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一位来自河南的访民直截了当地表示：“我知道上访解决不了问题，但我就是要上访登记，让他们（指地方政府官员）难受，他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显然，上访数字涉及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而访民正是要通过上访，以影响那些对他们不公的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表现。这种访民通过上访影响中央政府形象，中央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地方政府再采取非法的暴力和收买行贿手段截访，形成了一种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
绝望中的访民
来自黑龙江的访民刘女士对《新纪元》记者说，中共自己身上一个毒瘤，讳疾忌医，让他自己割嫌痛，不割毒瘤越来越恶化，只好想方设法掖着藏着，不敢面对。政府想借铲除上访村来抵制民众上访势头，只能愈演愈烈。
据海外和大陆媒体报导，这些年很多绝望的访民做出了另一种选择——自杀。由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自杀，由在大街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又发展到上天安门自杀；同时，个体的自杀正在向着群体的自杀发展，动辄几十人坐在楼顶扬言自杀。
北京访民自杀事件比比皆是。上访北京九年的辽宁访民李世告诉记者，中共把人民已经逼到绝路。仅他知道的自杀事件就有一九九六年春，在天安门广场引火自焚的张军；西安被医生偷摘器官的杨洁；不知来历和姓名的母女二人同吃耗子药“五步倒”后生死不明；北京顺义张淑凤跳地铁寻死未遂；甘肃访民画家宋建民舍命冲中南海被毒打判刑；东北访民集体跳天安门金水桥；叶国强跳金水桥遭判刑；不知名访民在天安门公厕上吊；集体撞天安门旗杆子等。
李世表示，“这样的事情太多啦。”访民、冤民从家乡一路访到北京的各衙门口，无果，再继续访到中南海、新华门、天安门、玉泉山、使馆区，明知希望渺茫，却非得要一年四季不停地访下去，访民说我砸锅卖铁也不放弃我抗争的权利，我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就是讨个“说法”，让共产党还我们做人的权利、居住的权利、种地的权利、工作的权利、看病吃药的权利、上学读书的权利、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总之，就是向独裁政权要人权、要生存权。“我们没有给社会造成什么动荡，我们也不是什么社会不稳定因素，是谁造成我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陷入绝境？是谁让我们无家可归、到处流浪、四处奔走呼号？为什么我们要不要命地上北京来告状？难道这个社会就容不下我们这些人吗？我们的失落、困苦、妻离子散、流落街头还不是这个制度、这个政府造成的？和谐社会是不存在的，永远也不会存在的，只要共产党活一天，我们就要抗争一天，任何人的甜言蜜语都是撒谎欺骗！警察曾经说，访民被他们弄到死绝的一天，社会就和谐了呀！”
事实上，千千万万的上访人员，特别是那些长期上访的“钉子户”、“专业户”，绝大多数都有一笔不堪回首、触目惊心的“血泪帐”，若不是他们的合法权益被肆意地侵占，若不是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凡有一点出路可走，他们也不会走上信访这条“独木桥”！
上访村记录着一段沉重的历史
岁末寒冬，虽然年关将近，滞留于北京的各地访民大军，几乎要掩没了北京各信访衙门口。同时，各地派到北京截访的也有增无减，甚至超过访民的数量。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上访村正式从南站地区消失了，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国内外游客不会看到上访村，北京市领导们终于可以为中共的面子得到了保护而稍松一口气。然而事情并没有真正结束。一位访民表示：只要中共执政一天，访民就不会休息一天，上访村将与中共独裁同存亡。他表示，各地的访民目前都在策划奥运期间到北京上访的行动。
而北京上访村作为中共暴政独裁历史见证，记录了全国无数访民血泪辛酸历程，上访村的历史并不会因为它的消失而消失。“我相信，在明日，一个新的上访村必将出现在北京某个角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何天最后表示，“这也是一段谁也抹灭不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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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村成为传播九评和退党基地
文 ◎ 冯长乐
关于上访村这个中国冤民集结的大本营，流传着许多感人故事。每一个故事的背后无不充满血泪和辛酸。
几年来笔者接触了众多访民，他们的遭遇和经历不仅见证了专制独裁的暴虐，同时也是对这个制度的控诉和鞭挞。
退党大潮的出现和《九评共产党》在中国的流传，驱散了上访百姓心中的阴霾，使他们见到曙光，绝望中重新升起新的希望。而北京的上访村也变成了传播《九评共产党》和劝三退的基地，不仅如此，上访民众在离开北京回到家乡的时候，也把《九评》和退党运动带回家乡，使之传遍中国。
发生在北京上访村的的故事令笔者记忆犹新。在辞旧迎新的时刻，送上对他们的祝福和思念。
上访村公开退党的老人
二零零五年春天，笔者间接收到来自北京上访村曹炳炎老人的控诉信和三张照片。当时笔者看到照片，顿感强烈震撼。
第一张图片是一个表情坚毅、留着长胡须、手持枴杖的老人站在暗红色高墙下，双手举着写有“我退出加入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共”的对开报纸。
这位老人名叫曹炳炎，是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十八里镇大常庄村村民，当时已经七十高龄。十八岁参军，二十二岁加入共产党。经历了战争岁月后复员归乡。他苦恼的是，“解放”五十多年了，怎么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穷？村干胡作非为、欺男霸女、损公肥私，地痞流氓、贪污犯、盗窃犯、拐卖妇女的人都入了党，当了村主任，村官利用吃喝拉拢，封官许愿，维护自己的利益集团，不顾农民死活。大肆出集体土地，从中渔利，而农民苦不堪言，无人过问。他忧心重重，对党也没了信心。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曹炳炎遭到村主任常新华报复，暴力殴打、还将粪便倒在他头上，并趁机夺过拐棍，猛抽曹的腰腿部、眼部，曹炳炎当时就昏死在公路上。
然而村干故意伤人没有得到应有惩罚。曹炳炎上访北京控诉，再被截访无理殴打。北京公检法机关人员的不作为，让曹炳炎对这个社会十分心痛。
此时一个北京访民告诉他退党正在中国兴起，退党人数马上达到一百万的消息时，老人激动不已，毫不犹豫的说“请马上帮助我退出，退党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早已经看出这个党没救了。我被他欺骗五十年啦。” 老人借来笔墨和几张废报纸，郑重写下退党声明并签下自己的名字。为记住这个特别的日子，他在上访村留下此照。不久他便离开上访村回家乡去了。后来他们村里不少人也退党了。
第二张照片也是同一地点，站着几位访民，他们每人手里举着对开报纸，或一字排开，或组成梯行展现一组标语“庆祝百万退党还我人权”。
与山东访民曹炳炎老人站在一起的这几位勇敢的访民，笔者至今也不能知道他们姓氏名谁，何方人士，但可以肯定，他们是上访村最早公开提出退党和支持退党的访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勇气，为这个时代、为上访村的历史留下了最珍贵的历史见证。
传《九评》促三退 访民一马当先
二零零五年三月一个老上访，主动给笔者发来中国军工系统四十六名党龄从三十至五十年的老干部，他们宣布集体退党的声明。声明中说：“我们这些人已经没有交党费超过四年。我们都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反思这些年我们做了什么？过去国民党没有做到的我们（共产党）全做到了，我们（共产党）不让人民做的坏事，我们（共产党）全做了，我们虽然醒悟的晚，但是是最彻底的。有人说，像我们这部分人绝对不能退党，即使不交党费也不能让他们退党。这不成了黑道了吗？只能进不能出，简直就是黑社会组织。”
在征签的时候，让这位访民最难过和感动的是，一位身患绝症、躺在病床上身体上插满各种管子、奄奄一息的八十岁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同意退党，并由家人代理在退党声明中签字。
记得这位访民曾经说：当时他看到海外《大纪元》网站刊出的《九评共产党》后，非常兴奋，看了一评，想二评，每天都在期待，心里顿时亮堂起来。放下了上访的念头。开始集中精力传播《九评》促三退。他把自己认为可以启发访民思想和觉悟的一些章节列印复制，给访民传看。
开始有的访民害怕不敢接受，说要掉头，这样自家冤屈没得到伸张，再看这东西，万一被共产党逮着，命不就没啦？他就给访民讲道理，讲《九评》里的内容，让访民知道自己苦难的根源。
由于兴奋，他自己借了一辆单车，带着一些资料，到新华门、翠微路的一些深宅大院，是凡有武警把门的地方，都是他的投递目标。把事先准备好的《九评》资料，投入高墙内。然后飞快离开。之后因身体状况不好，改用邮寄。他从上访村里购得一本国家机关通讯位址，邮寄《九评》和退党资讯。为此，他每天三顿饭都吃馒头、咸菜，为的是省钱以便买墨水、打印纸和邮票信封。
他曾经告诉笔者说：“《九评共产党》出版后，中国大陆的民众就开始私下争相传阅《九评》，宣传《九评》。朋友、家庭聚会也在谈论《九评》。过去我们一见面问：“您吃了吗？”后来是：“您上网了吗？”现在一见面问：“您看《九评》了吗？”
《九评》随访民扩散到全大陆
这位访民说：“不是只有我这样做。”上访村民众也在自发列印《九评》复印散发。后来地摊上也出现访民偷偷卖《九评》。上访村公厕墙壁上、小平房外边甚至火车站经常看到退党告示和怒骂共产党的檄文，《九评》给上访百姓带来希望的曙光。《大纪元》网站开始出现退党大潮后，很多访民觉悟了，同意三退。一些访民回到家乡后，还带动那里的三退。
二零零六年，这位访民在北京遭到中共秘密逮捕，并受到残酷迫害。
目前中国人民声明三退已经超过三千万人。在北京的访民已经开始自发成立退党中心，群体退党热潮正在涌现。同时很多访民已经不再风尘仆仆长年累月跋涉在白山黑水、滚滚黄尘之中，而是暂时告别上访村回到家乡，开始推动民众三退。
一个访民说，生而为中国人，最大的痛苦不是缺衣少食，不是缺医少药，不是被冤打冤杀，而是没地方说理。含冤受屈却没地方说理，有哪个国家政府是这样的？老百姓活着有意思吗？有人就选择了死。那可不是他愿意死，是被逼的走投无路了。谁逼的？是共产党，一切罪恶和苦难都是这个制度这个党造成的。上访村的历史就是人民遭受迫害的历史见证。
与山东访民曹炳炎老人站在一起的这几位勇敢的访民，笔者至今也不能知道他们为何方人士，但可以肯定，他们是觉醒了的访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勇气为这个时代、为上访村的历史留下了最珍贵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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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红朝暴政的上访村画家宋建民
文 ◎ 冯长乐
在采访的访民中，一位来自甘肃清水县的失地农民宋建民，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他的画作，时常出现在笔者脑海。
二零零五年的一天，笔者电子邮箱中收到几封特殊信函，原来是被称为‘上访村画家’宋建民的画。他用连环画的方式记录了他在当地被剥夺土地和房产的经过。同时还有几幅速写，记录了新华门武警对他施暴的情景。看到这些画，仿佛让我感受到那些毫无人性的流氓警察的铁拳给他瘦弱身躯造成的剧痛。
宋建民二零零四年上访北京，遭到信访口工作人员的刁难和鄙视，他感到绝望。于是以死相拼。他只身连续三次前往新华门，要找党中央对话。一次他与阻拦他的武警发生冲突，遭到武警群体痛殴，武警残忍的用枪托砸断他的肋骨。
他带着伤痛，将这一幕幕施暴过程用画笔展现出来，画作在上访村广为流传。一时间他成了上访村访民谈论的“焦点”话题。“上访村画家”头衔也由此而来。上访村民众将他的作品辗转传到笔者手中。
二零零四年年底，他在上访村失踪，后得到消息，他被公安抓捕，遣送原籍，遭到劳教三年的处罚。为纪念这位画家，笔者曾写下《农民画家笔下的新华门暴力》一文。三年的牢狱生活即将结束，身陷囹圄的日子怎样度过的？笔者只能默默为他祝福。
在北京丰台区东庄有一条狭窄又潮湿脏乱的巷子，两旁搭了一些简易的临时帐篷，这里曾住着大批从中国各地前来北京上访的民众，因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访民而被称为上访村。在通往中共信访处的一条长长的死胡同里，隐藏着无数上访百姓的申诉哭嚎及悲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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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几位访民
文 ◎ 古清儿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住在北京的王叔，他是位退休工人，他对访民的遭遇非常同情，常常到上访村关心和送些旧衣服给访民，帮访民免费列印一些申诉材料，和访民成了莫逆之交。
他说：“江泽民正式掌权之后，受迫害的案件特别多，也是上访最火爆的时候，上访的都是没钱没势的人，冤假错案都发生在社会最底层的人，都是法院和贪官污吏欺压百姓造成的。”
王叔感慨：以前的冤假错案大多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现在是完全违背了人伦常理，夺你的地，抢你的房屋，为了钱，不择手段盘剥和欺压百姓。访民上访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求国家赔偿，说白一点，就是要钱来了，给钱了也等于道歉了。
通过王叔，我认识了不少访民，每人背后都有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经历，希望在北京能碰到包青天为他们昭雪冤屈，主持公道。
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由于长期上访，他们没有任何收入，就靠乞讨和捡垃圾为生，露天栖身的到处都是。在上访村，访民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在寒冬的北京，随处可见访民蹲在墙脚下、睡在马路边、桥洞下，一件塑胶布就是被子，熬过一个个漫长的夜晚。无论是生活水平或是社会地位，他们都是一个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让王叔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二零零四年一月，那天正下着雪，很冷，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想进去南站后车室过一晚，因穿得太破烂，被工作人员赶出来，第二天，就被发现冻死在车站外面的雪地里，死的样子看起来，睡的很熟、很熟。
访民给我寄来的录像中，看到一群群访民站在摄像机前，有的穿着状衣，有的举着写着自己冤情的材料，大家都很想诉说自己的冤案，一会儿响起了一片哭声。闻者为之心酸，可以看出他们的悲痛与无奈。
一些人说访民无知、水准低，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别看他们穿得破破烂烂。为了讨回公道，很多访民都自学法律，把法律条文都背的滚瓜烂熟。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今年十岁的曹小龙，妈妈因医疗事故死亡，当时小龙只有一岁半。父亲曹福林因被同村村民曹孝军抢走了治病的现金，当地不解决，反被打残，从二零零一年开始，他爸爸就带着三个孩子进京上访至今。
二零零二年曹福林被当地以“妨碍公务罪”秘密判了两年刑，期间他的三个孩子失学、流浪乞讨。在寒冷的冬天，曹小龙的小脸被冻得红通通，别看他年龄小，但对家中的案件说得头头是道，也显得比同龄孩子成熟。
曹小龙说：“我大姐姐在上访中被绑架了，至今生死不明，我们很想念姐姐，现在饭也吃不上，一家睡在马路上，没办法上学，希望有好心人能帮我们，我们很想读书。”
听着他和姐姐曹玉霞的诉说，我眼中泪水不自然掉下，和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很多还在父母身边撒娇。但他们却过早看到这个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平，心灵受到多么大的创伤。
上访村的售报童
二零零六年在上访村有两个失学的售报童格外地引人注目，他们是陕西西安下岗工人封西霞（音）的孩子，随母上访。
有一次早上，王叔看到她们在街上卖报，姐妹俩看着同龄的孩子正在上学，眼里流露出羡慕的眼神。王叔说：“顿时觉得自己无法接受，同在一个蓝天下，人与人区别这么大。日子虽苦，但她们脸上还是保持着灿烂的笑脸，我给了她们十块钱，听着她们高喊：‘爷爷您要回家了’，心里更是不舍。”
封西霞在上访村曾遭到警察暴打，屁股都被打肿了，看到当时被打的照片及二个孩子举着“我要上学”的牌子，我印象很深。后来，她被抓回去劳教一年，孩子被送社会福利院，再也没有听到她们的消息了。
有人说北京访民是全球华人最苦的人群，生活还不如监狱的罪犯。那些租一天三元到五元铺位，住在上访村的访民，还可以捡一些菜叶，熬点稀饭吃，那已经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有一位访民说：“住在三元一个位置的访民，常常晚上去解手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连位置都找不着了。 ”
而那些流落街头睡在天桥下的访民，看着馊水桶的饭菜就往嘴里塞，天天都这么吃，常年累月没洗澡，身上长满虱子，要上厕所的时候，才用公厕的水洗一下脸。
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常被警察和黑社会揍他们一顿就走。
两会期间人数最多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批批访民又“杀”到北京来了，他们要趁中共两会期间，向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和代表们喊冤，人最多的时候，北京南站的一个大花园，都住满了席地而睡的访民。
陈寿田是湖南新化人，五十年代大学化工专业毕业生。因被同事嫉恨而种下祸根，坏事接踵而来，十六个冤案缠身，上访至今四十多年了，但平反却遥遥无期。
他和妻子王春贞于一九八三年创办了一家民营企业，是以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为原料的环保工厂。因土地被乡长强占，厂房和财产遭当地政府抢劫摧毁，爱子陈永东被人活活打死，在医院器官遭盗，尸体放在医院十多年，法院也不立案处理。
王春贞因上访，被关押在武汉市第五医院第一分院（原十里铺医院）精神病分院，至今已一年半，当地政府也扬言把陈寿田也关进去，七十二岁的他在北京到处躲藏。
陈寿田说:“上访根本没有用，也不可能解决问题，以前还会抱有幻想，换领导人一定会解决，但每次都失望。上访是一条不归路，只有两条路，被抓被关，不是死在路上，就是饿死、冻死，有的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像陈寿田这样，大半人生花在上访路上的非常多。有些人上访时刚结婚，现在已经做爷爷、奶奶还在上访；有些人的儿子、女儿都在上访村长大成人；有些从少女告状到白头……
律师呼吁废除信访
有的访民越挫越勇，有的郁闷而终，有的忧虑成病，有的精神失常。东北访民告诉我，没有办法，无家可归，回去也不解决问题，坚持一天算一天。希望国际社会替我们呼吁，给一点希望、给一条生路，我们太冤、太冤了。
而地方政府为了“稳定”，地方官员的政绩也与上访者的多少挂钩。各地方派出警力进京拦截上访者，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截访人员在巷子口、信访局门口、信访局大院中布置了三道关卡。
湖南律师任华认为，信访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制度，它们本身就与宪法相违背，不能实际解决问题，特别近几年，这个制度已经演变成当局对上访公民的一种迫害工具，访民被殴打、关押、拘留、劳教的比例特别大，因此呼吁坚决废除信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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