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8日讯】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的大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 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 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 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 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 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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