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0日讯】邵建的新书《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在日记、书信、年谱等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真切还原了胡适普世性、前瞻性的以人为本、和谐宽容、自由民主的精神面貌和精神资源，从而达成了作者所追求的“理性思考，感性表达”的学术性人物传记的高境界。
胡适的民治思想潜移默化于留学时代。1911年3月9日，刚到美国半年的胡适读到了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说。1916年4月 18日，赵元任来信与胡适讨论林肯演说中的经典名言“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胡适先译为“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为之政府”；觉得没有译出原话的神韵，又改译为“此主于民，出于民，而又为民之政府”，结果依然是不满意。梁启超此前曾经认为这是不可翻译的一句名言。孙中山在《文言本三民主义》中，把这句话翻译为“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后来才把这一林肯版的美国式“三民主义”翻译为汉语世界所公认的最佳译文：“民有、民治、民享。”然而，把概念明确并且极具可操作性的美国式“三民主义”翻译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改采用的偏偏是没有可操作性的大而化之的中国式“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一中国式“三民主义”在国民党“打天下、救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的历史过程中，更被奉为一党训政的神圣教义。
1923年，亚东图书馆约请胡适、陈独秀分别为《科学与人生观》写作序言，并且录入了两个人相互辩论的来往书信。陈独秀在回信中写道：“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要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针对陈独秀的说法，胡适劝诫说：“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早在《新青年》时代，同样的劝诫已经发生过。1918年5月29日，胡适针对钱玄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的极端言论，以私人信件规劝说：“我的意思以为国中学者能像老兄这样关心这个问题的，实在不多；这些学者在今日但该做一点耐性的工夫，研究出一些‘补救’的改良方法；不该存一个偷懒的心，——我老实说这种主张是偷懒的主张！——要想寻一条‘近路’。老兄以为这话有一分道理吗？”
1919 年7月20日，胡适又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中批评了“高谈社会主义”的李大钊等人寻找“最后之因”及其“根本解决”的“偷懒的主张”。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对于市场经济及制度建设的重新补课和重新调整也充分证明：陈独秀、钱玄同、李大钊等人所寻求的“最后之因”的“根本解决”，从来都没有真正发生过。
邵建的本职是教授写作课程的大学教员，为了达成他自己所说的“理性思考，感性表达”，他创造性地突破了学术性人物传记所惯用的叙述方式，以“理性思考”的“案”和“感性表达”的“插”，为正文中的夹叙夹议开拓出了更加开放自由的话语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他研习胡适所潜移默化的以人为本、宽容和谐、自由民主的精神资源的发扬光大。
整个20世纪，在汉语文化圈里弥漫的一直是“民治”不彰的历史劲流。始终不肯随波逐流的胡适，几乎成为历史劲流中的一座孤岛。置身于历史劲流中的胡适，虽然有过左右摇摆的短暂迷失，却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迷失方向。这个根本点，就是他留学美国期间潜移默化的以人为本的大同情怀和宽容心态，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宪政民主的制度化训练。对于胡适身上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资源，邵建给出的评估是：“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宽容的意识和能力，我们更须要宽容的制度。胡适和弘扬胡适的意义，正在于此。”
应该说，珍重胡适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精神资源，同时就是珍重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以人为本、宽容和谐、自由民主的美好未来！
（邵建着《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原载《经济观察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