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凶残的女红卫兵

人气 153
标签:

【大纪元3月30日讯】提起“文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这人妖颠倒的十年里,那些风光无限、狂飙突进、充满暴力、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形象,并为这些无知无畏的年轻人扼腕悲叹。然而,人们往往忽视对红卫兵这一团体进行性别区分,待人们猛然意识到女红卫兵群体的独特性存在时,审视她们的所作所为,又不由得惊叹:一向纤弱温柔的女性为何会如此凶残!仅举几例,便很能说明问题:
“女红卫兵的残酷印象事后往往使人匪夷所思,一个女红卫兵挥舞着带铜头的皮带,向一个老者的头上打去,打得老人头破血流。”
“师大女附中的校长被一群女红卫兵当场打死。”
“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
“突然,一个女红卫兵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有看到我们的布告吗?’”“‘好啊!你竟然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见鲜血。”
……
“文革”中的女红卫兵何以凶残至此?这凶残的行为背后有其怎样的社会氛围作导向?女红卫兵们在政治运动中的真实心态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后,女红卫兵作为女知青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阿妮达‧陈在《毛主席的孩子们》里探讨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人格的关系时,特别提到了弗洛姆的“权威人格”:“年轻的红卫兵,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的‘权威人格’: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他们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且对任何异端信仰持顽固的排斥态度。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红卫兵,也当然具有这种心态。她们虔诚、顺从地崇拜“大偶像”毛主席,也在内心深处崇拜羡慕着江青等“小偶像”,将其作为自己的追随榜样和努力目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也是可以不断被制造出来的,她们在崇拜偶像的同时,自己也被其它人崇拜着。这种循环导致了红卫兵运动一浪接一浪,不断地“后继有人”,从而也使得投入政治运动的青少年年龄愈来愈小,那些不懂事的年幼小学生往往是最顺从的红卫兵。

“文革”中,江青的地位很高,很多的样板戏、影视作品中,女性不仅是绝对的主角,而且很多女主人翁的名字都是带水的(如柯湘、江水英等)。这些向江青献媚的宣传品,占据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它们所塑造的“去女性化”、与男性无差别的女性英雄形象,也深深影响了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女红卫兵一代人。

我们来剖析一个普通的女红卫兵申晓辉,她在《文革日记》中真切地记载下来了形形色色的“大偶像”和“小偶像”们,这些女偶像的鼓舞作用对女红卫兵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亲切的江青阿姨:我第一次看到了江青阿姨,她身穿军服,显得高大、英俊、有精神,说话声调很高,她支持我们的行动,说有人在迫害她,靠我们这些人进行斗争。由于受到迫害,她不得不在会议进行中吃药。”“北大附中彭小蒙(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宣传部长,以善讲演出名)是个优秀的演说家,听说她初中是女二十中的。”“想想‘7.28’展览馆的彭小蒙,再想想天安门城楼上的宋彬彬:我一鼓作气上了台,发表演说。想不到,得到了大家的强烈支持。”

女红卫兵心目中的女性榜样还有很多:作为造反派头头的聂远梓、彭晓蒙、宋彬彬、谭厚兰等;作为“伟大的革命战士”的江姐、阿庆嫂、刘胡兰等等;还有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工农兵旗手郝建秀、邢燕子等等。以上女性的传奇神话都成为她们心中拚命追随的光荣与梦想,是她们行为举止的榜样源泉。

“文革”中,一些具有领袖才能的女红卫兵确实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她们得到了女同胞的支持,也赢得了男性竞争者们由衷的钦佩,她们身上所散发出的个体优越性光芒四射:“红卫兵组织‘炮轰派’的女头头‘潘二嫂’,在我们的心中,她是比阿庆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双全的女豪杰!”“‘潘二嫂’是她的绰号,她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没有结婚。理论水平和宣传鼓动极高。”

作为先行者的这一批女红卫兵们既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赏,后来加入的女红卫兵们自然也不甘落后、积极要求入潮流。因为身为女性,好像天生具有一种跟风、从众的心理。于是,女红卫兵的队伍一呼百应,应者纷纷,益发发展和壮大起来。

宋彬彬作为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1966年8月18日,毛 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她上了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她名“宋彬彬”,毛不喜欢“文质彬彬”之意,对她说:“要武嘛!”她于是更名为“宋要武”,从此,反文尚武成了一些年轻人追求的特质。对于女性而言,不爱红妆爱武装更是成了当时纷纷趋同的“审美倾向”。

二、 成为暴力的实施者和受害者

个人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下生存,飘摇无定,更遑论是女性。她们必须加紧依附现有的社会秩序。女性不得不进入“文革”的游戏规则,代价是和男性一样行事,而完全抹杀掉自己温柔、善良、纤弱的所谓“女性气质”。

尤西林说:“文革中打人最凶者,往往有红外围”,这一道理,同样适合于女性。由于身体的原因,女红卫兵天然地处在弱势,她们唯有彻底、矫枉过正地抹杀自己的本性,改变自己的形象,才能获得“红卫兵组织”的认同,被承认为其中一员;她们的所作所为,必须表现得比男红卫兵更凶残,才能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政治空气。

特别是到了1966年的后期,红卫兵的造反已经升级到以武力斗争为主,“1967年夏季开始,暴力逐渐取代了辩论”15,身体的武力和体魄的强健是获取关注的关键,同时也意味着更高政治地位的本钱。这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时代,不爱红妆爱武装。女性势必要对平日温良的习性作出反弹,以暴力行为换取发言权。

于是,一幕幕女性施暴画面出现了。也正是因为平时的柔弱,女红卫兵们向残暴的转变就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在球场的乒乓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个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第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晒在苏教授谢了顶的头上,随即把他推倒在台上,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惊了。

借助“暴力”作通行证,进入“文革”秩序后,女红卫兵们享受到了造反的满足感,别是一些女红卫兵头头,凭借此为政治资本,爬得很快。

女红卫兵在迫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是受迫害者。实际上,与主流话语的表面文章相反,在社会生活中,女性总比男性承受更多的不公平待遇。妇女被赶出家门参加和男人无差别的社会劳动,但是平时赚取的劳动工分却是不一样的,男人10分,女人一般只有7分。在“文革”夫人道德惩戒中,男女关系被污蔑为“搞破鞋”,但是着重羞辱和打击的是身为“破鞋”的女性,男人常常逃过这样的公审。

不管女红卫兵们进行怎样的暴力行为,女红卫兵最后也还是成为不可避免的暴力受害者。因为在红卫兵的派系斗武力争中,女红卫兵由于身体的缺陷,往往是无辜的受难者,成为运动的牺牲品:“在这场冲突中,我校一初中女生H胸部中弹身亡,她死时仅仅17岁。一名高中女生J失踪。”“女性遭强暴也时有发生,红卫兵滋生了流氓作风。我校学生大部分是女同学,她们固然勇敢坚强,但万一战斗总被俘,遭到对方组织当中流氓的凌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三、下乡插队后她们的命运何去何从?

1967年夏天起,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后,红卫兵一代人陆续走向社会,开始了为期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插队运动。女红卫兵转换为女知青角色,人生大大起大落,前途被完全扭转。笔者想要追怀的是女红卫兵们成为女知青后,她们的命运将以怎样的图景展开。

报“春”的第一燕便是邢燕子,1960年她的事迹受到表彰宣传,成为上山下乡知青的楷模。相信下乡插队后的女红卫兵们仍然是以她为榜样,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个毫无性别差异的“铁姑娘”形象。在有关回忆录里,这样的景象俯拾皆是:

我们那个连队的一位女性,身体很弱,患有较严重的胃病,初来东北根本吃不下那里的粗茶淡饭,每天只能卖点饼干充饥,即使如此,她仍然坚持每天下地劳动,干着和其它同学一样重的活。我们连还有几位女知青,看到男同学都扛着180斤的麻袋上屯,也要求扛整袋的麦子,看到她们走上跳板时的困难劲,使人不能不佩服她们的意志。她们也硬是这样坚持了下来,成为了有名的“铁姑娘”。

究竟为何要做“铁姑娘”?笔者认为这和女红卫兵们虽然被贬为女知青后,仍然努力遵循“象征秩序”的心态有关,也与当时国家宣传的女性审美导向有关。后者将“男女平等”解释为“男女都一样”,让女性不顾其生理特点,硬去做男子做的事,这大概是今天的人对那一段历史批评最多、也是我们最需反思的地方。

这种平等是以男性标准为标准,以忽视女性与男性生理差别为前提,以女性努力去做“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去争取形式的平等,女性为此付出许多代价。与此相适应的是“去性别化”的性别文化和“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审美趣味。问题不在于是否赞美女人中性化,而是对所有违背这一标准的“另类”产生的排斥。

尽管女性一直努力遵循这样苛刻的标准,她们在插队生活及返城风潮中的遭遇还是比男性更加恶劣与不幸,从一些现象便可看出差别──比如男知青有参军的渠道,女知青没有;工农兵学员中,女性也就占到11%左右;到了70年代后,知青点存在“女多男少,女大男小”的现象,男女是很不平等。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根据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的统计,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7.1%……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达到了创记录的86.1万人,占10%。”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小萌提供的资料,已婚知青中帚和农民结婚的超过70%,知青间结婚的,约20%,与城里人结婚的,不到10%,而且,更重要的是:“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

正如冰冷的资料所告诉我们的,女红卫兵─知青中有很多人嫁给当地的农民,很多人被基层的掌权者所玩弄,很多人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献出了青春。

结语

“文革”之后,红卫兵作为一个团体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将女红卫兵剔除出来单个研究,这样的著作笔者还未曾读到。笔者也无法忍受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对女红卫兵的种种不切实际的“意淫”想像──有人创作了主题为“女红卫兵”的系列油画,将她们想像成为黛玉葬花式的、挣扎于血雨腥风之中的性欲对象。

这篇文章,也算是献给她们的一次微薄祭奠。(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新闻
文革中被打死的一名女子中学老师
疑《我虽死去》涉敏感 云南影展停办
文革资料第三部出版  宋永毅:以史为鉴
毁灭中华文化:文革对文物的破坏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