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台北采访报导）“即便是在踏出国门的那一刻，我都没有把握自己真的能如愿以偿的来到台湾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相聚交流。”这是此次在台北举行的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哲学奖得主、中国四川自由思想者、独立写作者、“成都市民读书会”创办人周钰樵先生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
他说：“此次被邀请的多位中国大陆的学者中，只有我一个人被批准出来了。能不说幸运吗？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国门。”
此次能顺利出関，周钰樵先生分析到：“出来前西藏问题在升温，除拉萨和康定地区外，成都也是一个重点。那里西藏人很多。当局注意力全部转移到那里，所以我们就比较顺利出来了。”
他表示：四川“成都草堂读书会”成立于2003年，是成都市民公共话语交流平台，融合了各种身份的人，从乞丐到教授各类人士都有，无论何人，只要来到这个平台，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个自由表达的机会。读书会无组织、无经费、无结论。多则百人，少则30多人。因影响太大，引起当局‘重视。’因为我们的读书会当时搞得太大，在大陆如果是组织行为，当局是非常关注的，他们对敏感事件是不高兴的。”
有关“成都草堂读书会”的影响和作用，台湾中华大学曾建元博士在颁奖仪式上介绍说：“周钰樵先生参与创建的城都草堂读书会，对推动思想和哲学问题探索所作出了贡献。最近2-3年，这个读书会在思想文化和社会领域中提出许多值得思索和研究的问题，对这些涉及伦理、哲学、文学乃至于政治领域问题的探求中，周钰樵先生及成都草堂读书会显示了一种独立的力图超越党派意识形态的研究的进步努力。他的这种努力给那些参与的哲学和思想领域的知识分子、失望的年轻学人带来新的冲动和新的探索的视角。他这种试图冲破思想界的封闭现状的努力，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能荣获哲学奖殊荣并亲自来到台湾，周钰樵先生激动不已。他告诉记者：“台湾社会转型的成功，无不经过阵痛，我今天来到经过阵痛后的台湾，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我要用自己的脚走台湾，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台湾，用自己的心感受台湾，用自己的脑思考台湾。如果台湾已为大陆先，大陆有什么理由拒斥台湾呢？大陆正处在社会阵痛的转型时期，问题实在太多太多，如能在我的有生之年为揭批斗争哲学聊尽绵薄之力，我当然会平添几分亢奋。”
周钰樵先生在他的答谢演讲中说：“从古希腊迄至今天，对人类思想、精神拓荒的前辈们不断给后来者铺就求真求爱求美的思维路径，尽管常常荆棘丛生。就在我们见贤思齐的时候，现实又把我们掀到对人、特别是对中国人的凝目关注之中。原来，所有形而上的支撑都是形而下。从哲学层面剖析，斗争哲学就是万恶之源。奉行斗争哲学的个体、群体均具有与人类为敌的反社会人格。我可以如数家珍般举出不少从各领域各学科挖掘三斗哲学残酷内涵的仁人志士，他们中不少人无论从学养、学理、学识上都会令我钦仰。然而，自由文化奖的评委们却决定把首届“哲学奖”授予了我，我在深思、激动、愧疚之余，又多了几分忐忑。”
他说：“在中国文学、文化日渐式微的今天，中国学者之中，信口雌黄者有之，追逐现实利益最大化者有之，自贬尊严取悦当局者有之，在超女超男中跳踉且作导师状者有之‘群魔乱舞’的绘制者不是芸芸众生，而是‘专家’、‘作家’、‘学者’之流，这不是文学、文化的悲哀又是什么呢？”
“无序中的有序从来都是细微而韧性不断的。此时，从几千里以外的天府之国站到宝岛台湾的土地上的我，却发现还有这么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为振兴中国文化而相聚，我又怎能不感到几分欣慰呢？”
最后他深有感触的表示：“几天来，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这里的人都是那样的平和、善良，易于接触，街道环境那样干净整洁，台湾民众的高素质太让我吃惊。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优秀的传统中华民族文化深厚的根基在这里扎根、传承、 发扬光大。真的很感激。台湾真是一个宝岛。她保留了中华民族原有的东西。这是最珍贵的。”
首席委员袁红冰证实：“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因中共的阻绕，许多获奖者被剥夺了参加颁奖仪式的可能——法学奖获得者高智晟失踪于中共暴政铁幕的阴影之下；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被关入黑牢；诗歌奖获得者江婴、政论奖获得者周勍由于当局的重重阻挠，而无法成行，更多的人因秘密警察的恐吓威胁而难以赴会。
袁红冰表示，通过此项活动，向为复兴中国文化的事业历尽艰辛并创作出精神价值的知识份子，表达无尚的敬意。同时也祈愿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能为重建中国文化的尊严，作出不可取代的贡献。
《国际学者基金会》创办人博爱先生表示，创设“中国自由文化奖”即在恢复中华语言之美，让中华知识份子中正直和严谨治学精英脱颖而出。
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颁奖典礼及“2008中国苦难文学暨戒严与后戒严时代台湾文学国际研讨会”于4月10日到13日在台北举行。来自中国大陆、日本、瑞典、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及台湾的作家、诗人、学者40多位代表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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