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5日讯】清初西南边陲的土司对土民任意生杀，雍正帝改土归流，削弱世袭土司的地位与特权；康熙年间贫农多添丁就得多缴税，雍正帝摊丁入亩，废除不公平的人头税。这一切，都是为了实践他对众生平等的认识。
公平的法治：改土归流
在清朝一般的刑律上，是旗、民分治的。旗人案件归两个衙门──宗人府与慎刑司管；汉人的案件则归各级衙门管理。如属重案，地方判决之后要复审，最后送到刑部，再上缴皇上批示，执行秋决也都由皇上批示。这些和现代的三级三审制相似。
但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少数民族一直实行世袭土司制度。土司对土民任意生杀，并不遵行清朝三级三审的司法制度，甚至杀了人还要向其亲属拿数十两的“刀工费”！土司又随意强取民女，可是清宫却极为自制，三年一次选秀女（只在旗人中选秀，不扰及汉民），秀女进宫工作，年达二十五（虚岁）即放出宫去。（雍正自己即位之后十三年间没有增添任何一名妃嫔。）
可是由于土司一直是顺服清廷，而且在整个疆域上又地处边陲，所以清廷对土司的残暴一直是采取姑息的态度。其实在清朝之前的历朝历代，也多是这样放任云贵地区的土王。但雍正帝却不能坐视容忍这样的暴行。他决意要使中土之民，全都共享天下利乐，有罪之人必须经过同样严谨的三审判决，土司也不可以任夺人女。所以不管大臣反对，他坚持执行改土归流政策，将土司改为三年一派的流官。
但世袭土司地位被取消，特权被限制，就起来强烈反抗。于是清廷不得已，只好对反叛的土司用兵。因为云贵地区多山寨，苗寨不好打，这就是大臣反对的原因之一。其实雍正帝做这件事，跟废除贱籍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社会最底层的人而做，都是与既得利益者对立的。如果他只想做一个太平皇帝，何苦自找麻烦？如果不是为了实践他对众生平等的认识，在西北各有威胁的情况下，他实在不必分出有限的兵力，去处理土司的问题。
公平的税制：摊丁入亩
清康熙年间的税收，有一项主要的税收是从地亩而来，另一项则按人丁课税，采取二轨制。按人丁课税的收入称为“丁银”。什么是丁银呢？简单的说就是人头税。家里有多少口人丁（只算男丁，不算女性），就缴几口税。为了稳定税收数额，便于做岁出预算，康熙五十一年宣布用前一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来征税，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叫作“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这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并不是免除丁银。
征收丁银的主要问题，在于不管个人收入多少，一律齐头平等。而贫农往往为了劳动耕作，必须多添丁，于是就得多缴税。富人收入很多，但占全国人口比例的少数，反而缴较少的税。这样就变成把国家的税收与岁支放在贫农与平民身上，成了标准的“劫贫济富”。劫贫济富的税法，再加上永不加赋的承诺，使得清朝的财务困境雪上加霜，再给雍正帝继位时加了一个难题：国库里银子太少，但又不能加税，怎么办呢？
针对这丁银不公的问题，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摊入田赋银中，改二轨制为一元制，二税一并征收，称为“地丁制”。这样，无地的农民不必摊税，少地的农民就能少税。从此废除了这种不公平的人头税，又能遵守康熙帝“永不加赋”的承诺。
抄家皇帝？
因为雍正深知官场问题，所以总能对症下药。以往官员都是后任接前任，后任对前任的亏空多半会为其做掩护、补漏洞，甚至背黑锅。于是雍正帝派官员去查账，杜绝官官相护的问题。
以往遇到查账，地方官员会向当地富人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等到查账结束，再加计利息还给富商。但雍正帝在派出查账官的同时，会先向这些地方富户打招呼：只要是放在官方库房的钱与粮，就是国家所有。这么一来就没有人再敢借钱或借粮给贪官污吏。
雍正四年有一个广东的官员李滨和福建的官员陶范，都是因为涉及贪渎案而畏罪自杀，企图一死抵赖。雍正认为这些自知罪大恶极死罪难逃的贪官，以为人之常情，人一死就一了百了，因此存着侥幸心理想以自裁的方式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但是雍正帝不理会什么常情，追究贪渎不妥协，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追缴这些贪赃所得。此举重击了贪官污吏，清朝的吏治为之一清，社会风气也跟着改变。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小官小吏，不再须要为了官场应酬而伤神。因此史家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
但是被抄家的王侯与官吏，则称雍正为“抄家皇帝”。一些不明究里的平民也跟着这么叫。
其实雍正帝严厉追贪银的对象是贪官与贵族，这种严厉对守法的平民来说是好事（府库充实却不必增税）。至于追贪的流程，细究起来跟现代民主国家并没有两样。现代民主国家查税是依照会计制度由专人执行；追缴漏税，先命限期补足，不依限补足就查封拍卖漏税者名下的财产。漏税者死亡，就追索到继承人头上。美国的 IRS（国税局）官员执法时是可以带枪的。那么按照同一个标准，美国的总统是不是也该叫做“抄家总统”？这当然是个玩笑话。（待续）◇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56期【历史新观】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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