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将这种花言巧语当作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见到，比如，《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打出“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人们加强对中国的理解”的标题，下面附上国会议员西蒙”G奥维兹（Simon Orvitz）的厥词：“中国的发展真是突飞猛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与中国相比。”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代表来中国访问时（无论以何种标准，这里连人类都不适合居住，更甭提动物了），北京政府办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会的代表们坐在一个支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标语横幅前，拥抱着吉祥动物熊猫。
（注：还是有个别不向中共叩头的政治家（当然他们也不会上中国报纸的版面）。例如，我曾花几天时间陪同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访问北京。尽管所代表的选民来自明显倾向民主党自由派系的旧金山西南的选区，由于生于匈牙利以及自小就参加反纳粹抵抗运动的背景使他保持着某种旗帜分明的正直。尽管放松之后不那么庄重，他依旧在北京表现得充满反叛的精神。我太太带他逛故宫时，他非要穿上全套皇宫的打扮；我领他上长城时，他提起剑与装扮成元朝士兵的人装模作样地比划一番。他像别的国会议员一样玩得非常开心，但当我们驱车穿过田间谈起现代中国时，他极为坦率，立刻流露出对中国政府和它的盟友的鄙视。他对美国驻华使馆安排的活动同样不感兴趣，他曾要求使馆官员安排一次与中共官员的高层会谈（会谈期间毫不客气的抨击中共的人权劣迹）。我试了好几次希望他会见美国商界的高层人士，都被他推辞了：“我不想见这些人”，美国商会的这套功夫在他面前，一筹莫展。他最反对通过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是民主党国会议员中对采取约束中国政策的最不妥协的批评者。）
甚至在最糟糕的形势下，媒体还是报喜不报忧。当SARS在中国闹得最凶的时候，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比尔”G弗莱斯特（Bill Frist）带着一个八人组成的国会议员代表团去了日本、南韩、台湾和北京，试图找出事件的真相。弗莱斯特来中国是因为疫情发展到那样的地步，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特别是受过医疗培训的政治家，都再也不能回避事情的存在了。中国领导人掩盖SARS疫情已经长达五个月之久，情况已经开始失控，但北京和广州军方医院和SARS治疗中心的医生却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对病房进行调查（还谎报病例数）；一个在中国感染SARS的美国商人居然被无礼地要求转到香港医院治疗，结果他死在途中；北京的SARS病人被送上卡车，拉到破旧的殡仪馆藏起来。好像世界卫生组织医疗队是联合国武器调查员，而SARS病人是生化武器弹头似的。这就是惊慌失措的中国政府向世界展示SARS已经被控制，以及中国内政不容干涉的荒谬举动。
当弗莱斯特抵达北京时，新上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做出学者们称之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三百个SARS病例，并许诺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与SARS疫情做斗争，还革去了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一名副市长的职务。在那之前，弗莱斯特还在坚持指责中国政府忽视SARS的严重性，以及指责中国政府所谓对“疫情监察不够”只是掩盖真相的一部分。虽然如此，当弗莱斯特到达北京后，他却同样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说：“我向胡主席致以最崇高的问候，因为他在过去四十小时中致力于与病毒做斗争的勇敢和无畏的举动。”
如果胡锦涛是“勇敢和无畏的”，中国领导人在其他方面又都做了些什么呢？他们试图回避在香港已经发生的事实，承认疫情扩散等于自我隔离、接受制裁、劳动力流失，外国企业也会把资金抽走。但一切都太晚了，谣言充斥着整个北京，网路提供的消息快过新闻管制封杀的速度。抢购狂潮开始出现，不仅仅是中药，连面粉、大米都成了畅销货，供销系统出现严重危机。生产力和消费者的信心在持续下降。根据美林公司的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在第一季度保持了9.9％的增长率后，国民生产总值开始下滑。广东行动电话的销售量下降了40％，而占国民生产总值6％的旅游业则几乎陷于停顿。外国驻华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雇员和西方投资者纷纷撤离中国（摩托罗拉公司位于北京的十八层楼高的总部有好几个星期都人去楼空）；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和女子冰球锦标赛决定不在中国举行。一位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向中国官员指出，如果不尽快彻底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处理疫情的做法，美国很有可能会联合抵制二○○八年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即使中国领导人内部的估计也暴露出这种恐惧：如疫情失去控制，SARS会成倍地增长。就像一个退休中国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记者约翰”G冯弗雷特所说的那样：“我们在与外界打交道中一直遵循一个原则－－蒙骗外国人。但这样做再也不起作用了。愚弄外国人的结局是愚弄了自己。”
为什么其他一些嗅觉敏锐的政治家来到北京后会失去原有的洞察力呢？一位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向我解释，参议院和代表团成员一从北京国际机场入境，使馆就启动重要人物接待机制，目的是使他们的活动尽量保持在使馆的视野内。通常会向他们做关于中国的简介，提供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现状的资讯；之后，使馆开始进入导游接待环节，安排观光车辆，启动使馆的外部资源和“关系”，以确保整个旅行完美无缺：
你们都知道，国会议员们其实是来休假的。我相信他们会参加一些高级会晤。但这些只是像吃野餐一样轻松，他们的来访都抱有私人目的。美国军方有专门的机构全职做这些勾当。他们随从国会议员到处游荡，尽心尽力，为慷纳税人之慨。这些军方人士花钱如流水。
有时候你会遇上像柯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这样的人，一位前使馆工作人员，一想起他就头疼。你随时随地都要为鲁宾准备好冰镇毕雷矿泉水和新鲜的柳橙，甚至到了偏远的桂林也不例外。没过多久，我的朋友就对这一套程式感到厌烦。这些国会议员不是正经八百来干事的，而只是来选择合作关系，或是纵情消遣，旅途中热中于收集盗版DVD影碟、珍珠饰品以及各种小玩意（我曾经帮助一位前国会议员收藏大量盗版的DVD影碟，干这种差事不言而喻）。
接待国会议员是使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是因为，正如前使馆官员所抱怨的，“我们总是被华盛顿指责为中国的同情者，我们一般会对华府说，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中国不能这样做，中国政府不会赞成某个提议或者是某件事。然后华府会对使馆说：你们是中国的同情者，太过于亲中了。”如果来过中国的国会议员从中起作用的话，使馆在华府中就会得到支援，占据一定的主动，不仅仅是在人员的资金、立场等方面，还包括进行军事交流方面的联系，为赴美国访问的中国重要人士提供签证上的便利以及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技术转让、延缓对台湾的军售等对中国政府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上，影响华府的政策走向，同时亦有助于使馆在与中国同行的交往中提升自己的地位。
驻华使馆和商界总是试图把目标统一起来，但是如果一个美国企业不能利用使馆提供的资源时，它就会转向负责公共关系的公司，比如我工作的那家。我们在中国做的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事情－－公共关系活动、推销形象和企业分析，但是对在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美国公司来说，有两个重要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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