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这次人们恐慌了。有三家机构开始着手应对这起事件，它们是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和中国电子商务论坛（E-Commerce China Forum）（一家西方科技公司在北京建立的游说团体）。美中贸易委员会与中国的部委之间有着非常牢靠的关系，因此又开始了常用的软硬兼施的策略。但是，鉴于中共当局显示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密码使用问题的坚定决心，没有人真正知道下一步如何去应对；甚至连美国大使馆也感到相当的茫然。
在美国商会的每周例会上，使馆商务处承诺会有援兵到来：商务部长威廉．达勒（William Daley）将于一至两个月内到访中国，他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解决所有问题。同时，使馆商务代表希望美国公司能进行一些牵制性的活动，并利用卡拉OK、三温暖等机会，借机向中国大陆的商业伙伴提及密码问题上的新规则，并拜托他们把我们的关注反映到中共领导层。
出于维护切身利益，我找了一位原先在电视公司结识的美裔华人朋友，他是我原来老板魏女士的丈夫，大概是个不公开的高干子弟。他的办公室挂满了他与朱镕基、李鹏等大人物的合影。这样的办公室在北京很常见，但我知道这位高干子弟货真价实。江泽民对他父亲非常重视，在美国进行访问期间曾到他们位于新泽西州的家里喝茶。依据中国的约定俗成，这个儿子继承了父亲与中央领导层的直线关系，即使不是与江泽民本人也无妨。此外，他执着地推动互联网的发展－－相信这种新经济模式会为中国大陆创造出奇迹。
但是他不属于那类喜欢泡卡拉OK、酒吧或洗三温暖的人。因此，经过一番关于中共互联网最新统计用户数的简短交谈后，我开始切入正题：如果密码管理委员会坚持原先的立场，那么美国商界和大量的西方投资可能会被迫撤出，中国大陆的最惠国待遇将变得非常不确定。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他的脸上转变成一种神秘莫测的微笑表情，看得出来非常得意。他说，他将对此事做些了解，然后再与我联系。
我不是反应过度，中共领导人这回赌得大了点儿，可能失去一切。与各大企业代表参加完在丽晶酒店举行的策略会议后，我邀请微软公司的法律顾问刘凤鸣一起喝咖啡。他现在的处境比较困难：中国微软公司的前任中国籍副总经理写了一本非常畅销的小说，她在书中揭露微软公司参与了美国反华政策以及对中国大陆实施帝国主义图谋的事情，致使微软公司成为中国大陆媒体的众矢之的。所以，我猜测身为美裔华人的刘凤鸣之所以被微软聘为法律顾问，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背景。
在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北京，这是常用的方法，可以与中国人较为顺利地进行谈判。刘看起来是微软公司的装饰品，但同时也是我在北京所熟悉的商人中最出色的一位。在策略会议会上，他根据现场的气氛，以轻松的、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讲述微软公司的立场，使人不至于对微软公司的目标产生误解。
当我们在咖啡屋里时，我能感觉到表面的平静正掩盖着内心深处异常的愤怒。服务生走开后，这位微软公司法律顾问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交出我们的原始码？我们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的规定都是冲着我们公司来的。微软公司绝不会容忍这一切的！”刘凤鸣炯炯有神的目光充满了愤怒，眼球似乎就要冲破金丝眼镜的羁绊。如果密码管理委员会不做出让步，那么微软公司将撤出中国大陆，也不会在中国大陆公布微软视窗2000作业系统；一切都将取消，永远取消。
透露这种重要资讯非经过深思熟虑不可。微软操控着中国大陆市场，没有了微软的产品，中国大陆的商业将面临沉重打击。同时，这等于投了一张举足轻重的不信任票，其他企业也可能撤出中国大陆。
几天后，我搭计程车去一位在日本商界中颇有影响的商业代表的办公室。他叫白仁杰（Tibor Baranski），美籍匈牙利人，成功打入了等级分明的日本商界。他的会议室俯瞰着长安大街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街上购物的中国人如苍蝇般四处蜂拥窜动着。被污染了的金色阳光洒进屋内，我们喝了几杯辛烷含量较高的日本茶，抽了一包非仿冒的肯特牌香烟，经过四小时，我们大致达成一个协定：一经日本政府同意，日本商界代表将出席美国商界就密码一事举行的会议（没有本国政府同意，日本公司似乎不会贸然采取任何行动）。
一周后，那个不公开的高干子弟打电话给我。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看了看我，目光阴郁，然后宣称他已经找过一位高层人士，得到了明确回答。他说：“打开视窗吧”，然后平静地点了点头。我想我是不是听错了，或者他的点头意味着事情有了转机？
“打开视窗？”我愚蠢地重复了一遍。“是的，打开视窗。”他严肃地说。他向我解释：中共领导人相信美国的加密软体，比如视窗等，实际上是安插在中国大陆的某种特工。的确，微软的加密软体可以保护金融交易，但也会锁定所有使用视窗的中国大陆电脑。“当解放军进入台湾海峡（这是中共‘入侵台湾’的委婉说法），中国大陆的电脑都将接收到美国卫星发来的一个讯号。一个视窗会弹出，要求输入一个只有美国人才知道的密码。中国大陆所有的电脑将因此而瘫痪。”
我寻思这真是典型的想像！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这就是他们想要对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推论，既然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一定会对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我禁不住争辩说，这好比电影“X档案─征服未来”里的幻想！高干子弟说：“跟以前一样，你还是不了解中国！”他摇摇头，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
但几天后，北京的外商们决定不再坐等救兵到来。当中国大陆南方的海关扣押了一家著名日本公司的加密DVD影碟（用来防止仿冒）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商会，会同来自IBM、微软、摩托罗拉、NTT Docomo等公司的代表，在位于华润大厦顶楼的美国商会的会议室会合，我们紧急地草拟了一份联合公报，上面盖有各个商会的印章，并送达相关的中国部委。
紧张的局势开始扩大，如果中共领导人认为我们的举动是历史上船坚炮利外交的翻版，那将是什么情况呢？这是日本、美国和欧洲洋鬼子联合起来想要遏制中国大陆吗？尽管刘凤鸣坚持继续推动，而且我们也一再重复所说过的话，但是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加上同侪压力，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唯一能使人感到轻松的是从会议室可以看到北京外国使馆区的全貌。后来，当我们在会议中间抽烟休息时，一位参加者半开玩笑地说，窗户外可能出现解放军的直升机，像电影“教父Ⅲ”剧情中那样对我们扫射。
几天后，事情进展得出乎人们的意料，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进行了相关的澄清（实际上是在相对宽松的资讯产业部指导下进行的），缩小了密码的定义范围：法律仍然有效，但是，软体可以含有密码，只要它不是软体的“核心功能”。外国公司也不需要注册了，行动电话和笔记型电脑可以自由携带。当这些装置出现故障，也可以不在政府指定的服务站维修。视窗2000可以如期推出，外国商人可以回来为建设新中国继续贡献。
整个事件过程令人非常好奇。当中共当局命令微软公司交出原始码，作为经商的代价，微软公司选择了抗争，非常罕见地在北京带头组成了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商会在内的联盟。面对失去先进技术的不利局面，中共当局依然保留了这条规定，但对其进行了重新解释，放弃了原先的所有要求。想像一下吧：由不同国家的各大公司和商会组成的联盟，在没有使馆官员的协助下，居然成功地说服了中共当局。但实际上，此类举动非常罕见。我们可能有这样的能力，但奇怪的是我们都不太愿意用它。
理论上讲，中国大陆急于介入互联网的企图，将给那些参与投资互联网的公司很多可利用的机会，但实际上这些机会却溜到中共当局手中，这些外国公司反而要低三下四地乞求恩惠。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网景和昇昇阳电脑系统都通过支援中华网通有限公司（新华社分支机购）来帮助中共当局进行宣传的决议。为了不至于被挤出市场，实华开（Spark Ice）公司（一家加拿大互联网公司）高声宣布它的网页只提供中共当局核准的新闻。美国在线一份被私自公开的备忘录印有回答记者询问的指导原则。
这份备忘录暴露了该公司权衡利弊，考虑如何处理中共公安局要求美国在线提供有关持不同政见者情报时的态度。如果决定正确，将绝对有助于中共当局加速核准美国在线在中国大陆提供互联网服务，并有可能在中国大陆电视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二○○一年十月，美国在线出人意料地与中国大陆教育电视台签订了一项重要合约（他们还为中方在美国在线的有线电视系统中播放中国大陆节目提供方便，从此实现了中共国家电视管理高层长久的梦想）。
北电网路是加拿大一家很大的公司，野心勃勃地想要进入中国大陆的监控技术市场。早在一九八○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进行“根管行动”（Operation Root Canal），以便截取电话通讯内容，曾寻求潜在的合作伙伴。美国所有的电话公司都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然而北电网路率先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到了九十年代，他们通过北电网路在广东的合资公司又把联邦调查局的技术转让给了中共国家安全部。
从二○○一年四月开始，监控技术在中国大陆IT市场的需求不断地增长。与此同时，中共公安部决定实施“金盾工程”；这是一个覆盖全国的数位网路，目的在于加强公安部的控制力和提高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纪录。中共当局的目的是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全面的监控系统来使用，而这些北美的公司则急于销售，结果一拍即合。思科和摩托罗拉以及西门子公司早就表示了兴趣，最后摩托罗拉公司把最先进的加密通讯系统（TETRA）卖给北京警察机关，成了大赢家。但起先最积极地催促中共强化防火墙功能的却是北电网路，它建议中共使用个人追踪筛检程式来检查网页内容，这项技术即使是在宽频高速互联网环境下使用也运转良好。
北电网路首先在上海推出了“个人化互联网策略”光纤网路服务，提供个人化选择和功能设定。但是，中共当局花一千万美元买下的这项技术却是为了从用户的IP地址找到用户的统计资料，甚至可能包括用户与政治倾向有关的资料。北电网路还推广一套数位监控系统，声称不仅可以对远端摄影机摄取的监控影像进行合成和分析，还可以对面貌、讲话和声音进行识别，相关资讯可以与身份证晶片的内容进行对比。从此再也不会出现警察在火车站检查，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明的不愉快场面了，而是通过一种无声的仪器读取身份证里的资料（首批装备已经运抵北京）。
北电网路还成功地向中国电信推销了包裹交换设备，天安门和市内其他公共场所也已经开始使用北电网路的高点影像监控装置。据中共媒体报导，这种间谍技术使上海市公安局利用摄影机获取的影像对比网上影像和其他资料，成功地在上海火车站抓到了一名嫌犯。由此可见合成面部辨认已经得到实现。
美国小公司和一些小国降低成本的本事高人一筹。当中共公安部官员和摩托罗拉、飞利浦、杜邦及西门子等IT巨人争先挤入中国网路安全新技术展览时，这些小公司也嗅到了血腥。爱可信（Netfront）公司（美国加利弗尼亚注册的网路安全产品供应商，大部分产品销往中国大陆）和美国电子商务资讯安全中心（RSA Security）（曾率先把加密软体卖给中共，闹得家喻户晓）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公安部门的商业伙伴。由雷迪雅（Radiate）等“间谍软体”公司提供的免费下载程式（同时也在用户电脑的记忆体上安置追踪程式）也开始出现在中共当局资助的网页上。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更多讯息……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