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就我来说，来中国是帮助北京电视台打造国家宣传企业（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并通过我工作的公关公司为中国引入外资（贝彼得式）。另外，只要看我选择寓所的地点（在北京小街小巷中），就可以说明我是热爱中国文化的，同时我还在追寻中国文化的精髓－－任何一位我的中国同事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有人会问，难道真的需要这些虚伪的做法吗？又有谁会在乎你是不是中国的朋友呢？虽然每个外国商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但我相信，使大家想要成为中国的朋友的动机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部分。我不敢对他人的动机妄加评论，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如何一步步发现真相的。一方面，有像艾德这样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说，成为中国的朋友将有丰厚的回报：地位、金钱、甚至还有浪漫的生活方式。我来北京不到几个月就认识了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他是所有这一切的化身。
我来北京后不久，美国驻华商会的主管傅中宝（Michael Furst），就向我提起过安龙志。龙是一位美国律师，自从八十年代起就频繁出入中国，在北京上流社会中是个名人，他也许会对我的纪录片感兴趣。
所以，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出发前往安龙志在东四的办公室兼寓所，它位于北京中心地带附近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里。冬日的阳光透过计程车车窗玻璃暖洋洋地洒在我的身上，汽车因避震器失灵而左右摇晃，让人昏昏欲睡。从下车时付的计程车费判断，我在龙安志的红色木头大门醒来之前，司机已经带着我在北京市里兜了一大圈。
我迟到了一小时，觉得身上很冷，脑子分不清方向；我略带迟疑地按了门铃，一只红眼睛的小哈巴狗突然狂吠起来（跟许多在北京的小狗一样，安龙志的这只也有结膜炎，这是北京长年被工业粉尘笼罩的结果）。安的助手带我穿过宽敞的庭院，前往他的办公室。看着两旁的盆景，我发现一间满是革命纪念品、雕像和骨董的大屋子，每一个细节都是中国化的。
这些中国物品在我这个涉世不深的人眼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九年的北京，类似的独门庭院之家没剩下几个，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绝大部分都被征用，改造成多户人家共同的住所。附近的庭院正一个一个的被推土机夷平。因此，想住在像龙安志这样经过精心修复的小庭院里，你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还需要流利的中文；但更重要的是与当地官员的良好关系。
龙安志个子很高，须发修饰讲究，一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的相貌，一头长长的、浓密的银发和湛蓝的眼睛，在北京人眼里是一个绝对的老外。他脸上有一种忽隐忽现的不耐烦，却又同时存在着一种随时可能接受你的表情。在中国商人眼里，他的办公室可能很过时，甚至在政治上也是不入时的：优质的明朝仿古家具，木头格子上挂着他与各位高官和高干子弟合影照片的镜框－－显示他有着广泛的人脉。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名片背后印有办公室所在位置，刻意标明与中国外交部挨得很近（还标出了司法部和文化部的位置）。
我们相互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龙安志告诉我，他在中国和香港生活了二十年，是越南和老挝问题专家。九十年代他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曾运用他的学识帮助许多军工企业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场上市；他也是南龙集团（Naga Group）总经理，一个为世界企业五百强提供资讯的小型咨询公司。妻子是高干子女，来自一个军队高层将领的家庭；他在修缮自己的庭院时用的是曾经在故宫工作的工匠。
作为一名律师，他对那些关于北京房地产买卖和建设方面荒唐的拉锯式谈判官司有着出乎寻常的爱好。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一位写了二十本书的多才多艺的作家（《中国第一》、《诸葛亮处理中外合资危机的艺术》、《在中国谈判之三十六计》、《当“是”意味着“不”》等等）。这些书大部分在香港出版发行，瞄准的是在亚洲经商、生活的外国人。龙安志会讲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还是空手道黑带。
当他对我述说他的经历时，我不只一次感觉他在吹牛，我甚至还希望他能编出他是如何在人民大会堂做钢琴独奏表演的，或者是用毛的打火机烧了他的手掌。他的口若悬河使我感到有点惊恐，看来他肯定不会对我的纪录片提供任何资助。虽然我搞不清楚他对我用的是什么谈判技巧（诸葛亮的？还是孙子的？），但我还是硬拿妻子少得可怜的钱购买了两本他的新书。
回到位于破旧的老楼里的居室，我翻看着那两本书，开始进入沉思之中。《红都》，写于一九九七年，该书热情歌颂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香港富翁李嘉诚（北京的支持者，我认为他是亚洲版的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被描写成一位与中国领导层有密切关系的“超人”。龙安志还热烈地评述了李如何推平麦当劳在世界上最大的王府井分店，成功地在离天安门广场一箭之遥的这个黄金地面建造了辉煌气派的东方新天地。这类的文章，与指责英国人在撤离香港时到处留下地雷（一座耗资巨大的“白象”机场和虚伪的民主）的各种断言，巧妙的安排在一起。幸运的是，红色政权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将会最终战胜这些艰难险阻。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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