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顾晓华采访报导)上海公民单庙法因父亲文革期间被错判“反革命分子”而处决，直到今天未得到平反而几十年讨说法未果。其家人一直因父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遭株连，皆无正式工作，哥哥患上精神病，生活艰难。
单庙法表示：“我现在没有收入来源，全家靠妻子的退休费，当年没收的房子到现在也没有还给我们。全家只住13平方米的房子，他们认为这都是应该的，因为你们是反革命家族，迫害一直沿续到现在，我们上访被拳打脚踢，你要求工作与生活他们都不理你，以前我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因为我上访对我进行报复，连最低生活保障也被取消了。”
数十年迫害认清中共本质
单庙法历经一生中共对他的各种迫害后，使他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他对于现今的退党大潮非常支持，他说：“非常好，退党大潮说出了中国十三亿人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了中国十三亿人亿想做也不敢做的事，走在了中国民主的前列，我坚决支持。”
他对正在国外发生的法拉盛事件，他谈了自己的看法:“法拉盛事件其实是中共在向国外输出文革式的暴力，他们利用他们掌握的政治经济大权，利用手中的金钱方面买动一些人，因为中国人必竟眼光看得比较近，他没有看到远处，没看到他的子孙后代，他们只顾眼前利益。”
癫狂的年代 荒唐的判决
单庙法的父亲单松林原为上海市第一制药厂工人（电工），于1967年3月10日被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关押于原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上海市南车站路×××号政治犯专属关押地）。直至1967年8月28日被处死。
在此期间，单庙法一家人和父亲一直没有接触过，一切处于中国上海“前政府”的秘密封锁、隔绝状态中。上海市中、高级人民法院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毫无司法程式，一切都是暗箱操作。家人既不知单松林在狱中的关押受审情况，也不知他所犯所谓的“反革命”案件的具体内容情节。
1967年8月28日下午1时左右, 中国上海“前政府”在上海市陕西南路文化广场组织召开全市数万人公判大会，同时向全市各单位电视实况转播。
公判大会上单松林遭到了施暴者的非人、野蛮的残酷虐待，将他五花大绑、脖颈上挂着写有“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单松林” 字样的标牌。在炎热的高温下，对被害者施以残酷的“喷气式”极度弯腰揪斗达数小时之久。
随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的罪名“判处反革命犯单松林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单庙法一家人是在晚上7点得知父亲被处死的消息。
单庙法说：“在那癫狂的年代,一些癫狂、愚昧、无知的人们在这一天晚上对我们做出的疯狂举动,视我们家属为另类、为豺狼虎豹。整条里弄被癫狂、愚昧、无知的人们所塞满。癫狂、愚昧、无知的人们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单松林’‘枪毙反革命分子单松林’‘打倒反革命家属马凤英’‘打倒反革命分子单松林狗崽子’等等。我家的大门被砸坏，窗玻璃全被砸碎。”
随后公安人员竟将死刑判决布告书贴在他家门口的墙上,对其家人进行人格羞辱、精神暴政，甚至在全市主要街道上予以张贴公示以诏天下。
单庙法的父亲生前照片
只因父亲 一家人遭株连
单松林被判死刑时年仅38岁，留下了妻子与四个年幼的孩子。因父亲的缘故，他们家庭遭到了当局非人不公正的株连，受到了无数的迫害与羞辱,一家五口成了所谓的反革命家属, 备受人们的歧视和欺凌。
他的母亲被人们戏称为“反革命臭婆娘”，兄弟四人被戏称为“反革命狗崽子”或“枪毙鬼”的儿子。任何人都可以往他们身上泼屎、撒野、扣帽子，他们挨骂被打是经常之事。
父亲被判处死刑后，他们原来的二间住房被政府没收，一家五口只得挤住到奶奶家不到7平米的后客堂。
他们一家人并经历了红卫兵一次次无休止地抄家折腾,他的母亲被强迫跪在“毛泽东的像前”替他父亲再次谢罪还债，甚至连他父亲生前的照片及全家照都抄去销毁。
在当时，他的母亲在人前是不能为父亲流泪的，更不用说烧纸祭奠。他们经常在半夜里被母亲凄凉的偷哭声而哭醒，他的母亲几次想自寻短见，但都被四个弱小的孩子的苦苦哀求而放弃了轻生念头。
他的母亲在工作单位里干的是别人不愿干的重活（拉人力车），1977年母亲在脚手架登高作业时摔下，造成股骨、髌骨、腰椎骨等五处骨折，留下终身残疾。他的哥哥单庙福在1968年—1970年期间多次被公安人员传唤到原虹口区唐山路派出所对他进行威吓和胁迫，怀疑单庙福和他父亲一样是“反革命分子”。
1970年11月，单庙福又被下放到江苏省大丰农场实行变相劳改。1975年回到上海时人已经患了精神病。后来由于因极少的收入无钱治病，最终导致成“偏执性精神病”。
为父申冤再遭迫害
文革结束后，他的母亲从1979年至1986年期间多次向当地政府提出书面申诉，但均被法院驳回，维持原判。1999年7月22日她因心脏病含恨离开了这个黑暗的世界。
单庙法为了父亲的“反革命”死刑冤案以及一家三口的失业等系列民生问题，于2006年8月29到北京上访。
2006年8月30日，他被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拦截开包检查，发现了包内的横幅标语（腐败政府不作为、生老病死无人管），被送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随后被上海驻京办事处的十几人以及打手押上车带回上海。
在车内他遭到打手的拳打脚踢、殴打折磨，整整持续一个多小时，他被打得鼻青眼肿，浑身是伤。一位倪姓工作人员威胁他说：“下次在北京看见你，就打断你的腿，让你从此消失，真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全给枪毙掉”。
在今年两会期间，他再次到北京上访。3月4日回到上海后，即被当地的乍浦路街道信访办软禁于金桂旅馆203房间。当地派出所警告他两会期间不得上访，不许到天安门广场去上访，称他越级上访是违法。直到3月18日才放他回家。
2008年3月25日，他被虹口区吴姓工作人员告诫不准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不能到北京上访，只能通过正常管道来解决他父亲的问题。
2008年5月22日，他在正常管道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在上海繁华街道上以贴小字报的形式为父亲讨冤。6月2日，他被当地派出所传唤，对他做了询问笔录，警告他下次再张贴就将处理他。
单庙法说：“作为受害者家属，我们何曾不想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父亲的冤案，所谓的正常途径，对我们家属来说就四个字‘此路不通’ 。”
他告诉记者：“他们对于我的迫害我也不怕，哪一天你们要是采访不到我，听不到我的声音那就意味着我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