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新:天灾面前,中共看重的是什么?

周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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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3日讯】知情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自然灾害更是关乎到每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无论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还是为了保全公民的生命财产,政府都应该及时预报和公布灾情(包括疫情),将这一切如实的告知人民。

当然,不管是灾情的预报还是公布都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必定会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政府不仅要考虑灾情对人民生命财产可能造成的影响,而且也要分析预报和公布灾情后可能引发的各种连锁反应,包括对政权稳定的影响,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在诸多考量中,政府究竟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却清楚的反映了它看重的到底是自己的权力还是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无疑是检验一个政府是否为人民服务是否对人民负责的试金石。一个真心为人民着想的政府,当然会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及时预报和公布灾情;反之,一个只看重自己权力的政府,优先考虑的必然是政权的稳定,要么瞒报隐瞒灾情,要么在灾情的预报和公布上打折扣。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市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三年后,中共官方公布,这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为二十四万,西方社会公布的唐山地震死亡人数则是七十万。

如此惨重的灾难难道没有预测?有。不但有远期预测,也有中期预测和近期预测,而且,三个阶段的预测都精确的、明白无误的测出了地震的位置和时间,明白无误的测出唐山、滦县一带在七、八月份将有地震。不但国家地震局测出了这个结果,唐山地震局也测出了这个结果,就连唐山一些中学学校的小小地震测量仪也测出了这个结果。唐一中、山海关一中、乐亭县红卫兵中学等不少地震监测站、台、点都测出唐山、滦县一带将发生地震。

对唐山地震,监测人员既没有误测,也没有误判。可是,为什么在有精确预测结果的情况下,国家却毫无防范,政府却毫无作为,既不通报也不预警,更不要说疏散人口、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等于是坐等一个城市在一夜之间毁灭殆尽?坐看整城人民的生命烟消灰灭?因为,当时正是“批邓反右”的政治敏感时期,政权的稳定成为中共政府第一看重的首要问题。所以,从上到下的中共政府一致决定不通报地震消息。

据《唐山警示录》披露,1976年,当年负责构建唐山地区地震监测网络的杨友宸作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在本年度7、8月份有5—7级强地震。5月,杨在中国地震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上提出,唐山在最近2-3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震。唐山一个副市长开会拍板说,紧急动员群众防震为时尚早,需要继续观察。该官员还规定“不准记录不准传达”,杨被安排去104干校“改造世界观”,不准请假不准出门。

杨偷偷告诉家人一些应对地震的知识。他的妻儿后来在地震中被埋,因为牢记叮嘱成功刨出。杨说,他不能告诉其他人,否则他将成为散布谣言破坏生产而被镇压的坏分子。

当年的地震工作者透露说,1976年的中国处于一个政治敏感期,唐山靠近北京,对其做出地震预报意味着重病的毛泽东都要搬离中南海,万一不地震就可能要承担巨大的政治责任,政治压力让地震工作者心惊肉跳。中国地震决策者最后选择了“继续观察”,力求一个四平八稳的预报,一些预报有震的文件,总要加上一段话“要注意由此引起的群众恐慌和思想波动,影响生产和生活,更要警惕阶级敌人借此造谣惑众,进行破坏活动。”

20多年后,中共在萨斯疫情的公布上又一次故伎重演。

萨斯病毒最初于2002年底开始在中国广东省一带流行,到第二年二月在全球爆发。此后,世界各地区几乎每天都在报导新增及死亡病例。奇怪的是,在萨斯发源地的中国,官方媒介却没有任何有关萨斯的报导,历来喜欢鼓噪宣传的中共政府在世界终于发现真相后却憋气闷声了近两个月。直到2003年3月底,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中国官方才不得不发出勉强的声音向公众报导“非典”信息。
中共官方媒体第一篇关于萨斯的正式报导拖延至2003年4月2日才发出,这个严重迟到的报导还是一篇骗人的报导,它的题目是“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在发表这篇骗人报导的第二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骗不住还要硬着头皮硬骗,中共官员死皮赖脸睁眼说瞎话可谓登峰造极。

就在中国官方一再重申非典型肺炎已经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向媒体发表书面声明,说中国卫生部门隐瞒真相。

蒋彦永说,到4月3日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309医院,已经接收了六十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六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4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新闻会上说,中国官方所报的死亡和感染人数和实际数目相差很大。

据美国《时代》周刊披露,4月22日,就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抵达北京解放军309医院几个小时之前,309医院把四十多名已经确诊的非典病人转移到一家旅馆;另外,中日友好医院也发生藏匿病人的情况,在世卫专家到达前,有三十一名非典病人被匆匆塞进几辆救护车转移。打电话给《时代》周刊提供这一消息的女士说,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对此非常气愤,因为她们也和携带传染病毒的病人一起被关在救护车里。

显然,如果中共政府能将前所未有的萨斯病毒及时通知世界卫生组织,这种病毒是完全可以在初发之时被世界力量消灭干净的。可是中共却封锁新闻,隐瞒疫情达五个多月之久,延误了防御病毒扩散的时机,造成疫情蔓延全球。而中共之所以要隐瞒疫情,是因为2003年春天北京正在开“两会”,而且恰逢政府换届,中共害怕在这个它眼里的所谓“敏感时期”公布疫情会引起民众恐慌,影响政局稳定,所以硬是瞒住不报。

刚刚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更是当年唐山大地震的翻版。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此次地震前有关部门和专家早有预报,但中共当局却未予公布。以下是“预报门”事件的回放:

2008年3月15日,甘肃陇南文县地震局向国家地震局发出地震短临预测,预测在3月17日至4月1日,在东经101度,北纬32.6度发生黎克特制5.0至5.4级地震,误差范围直径100公里。

3月22日,汶川县威州镇发生不寻常山体滑坡事件。

3月30日,汶川县映秀镇发生不寻常山体滑坡事件。

4月8日,汶川县绵池镇发生不寻常山体滑坡事件。(以上三则“不寻常山体滑坡事件”摘自5 月7日汶川县政府办公室汶府办发[2008]48号文件《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2008年地质灾害的紧急通知》)

4月18日,甘肃陇南文县地震局向国家地震局发出地震短临预测,运用SE电场分析法,预测在4月18日至5月20日,在东经101度,北纬35.7度发生黎克特制6.8至7.2级地震。

4月30日,地震专家耿庆国、陈一文等,向国家地震局发出密件,指阿坝地区未来半年会有7级以上地震,危险时间在5月8日为中心,误差前后十天。由于部分文件陈一文、耿庆国己经掌握,相信他们根据国家地震局震情数据作出。最早提出旱震关系的地震专家耿庆国曾多次上书中国国家地震局,预报四川将有大地震,但不获理会。耿庆国的预报资料指,他早在2006年11月便上书地震局局长陈健民,根据汶川县附近马尔康2002年发生大旱,发出7.3级地震预报。他在今年1月,上书总理温家宝,预报四川有7.7级地震。有关预报经地震局预报员签收。

海外《博讯新闻网》5月20日刊登的《震惊:四川地震被准确预报,政府决策不予发布预警》一文称,“根据刚刚收到国家地震局相关部门专家冒死私下透露出来的消息,此次四川地震国家地震局有关专家小组在地震发生前,根据相关工作程式要求,作出了相当准确的预测,并上报国务院要求发布地震预警预报。综合目前网路透露出来的资讯分析,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决策部门对这次四川地震按照6级的地震危害做了全面的评估。该评估认为,此次地震不预报比预报对政府有利,政府能够承受不预报6级地震而造成的人员财产灾害损失的后果。”

百度百科词条中的一条信息称,“在4 月初,四川省地震局就接到来自各个地区的震感预告和异常现象预告,针对这一事件也做了深入的研究,直到4月14日,吴耀强局长将各种迹象纷纷表明近期将有 5级以上地震的消息向省领导汇报。经过省长蒋巨峰和多位专家的分析,我国正处在第5地震期,3月份在相邻省份也4次发生大小不一的地震。省委对此事相当重视,4月15日立即汇报给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

当时陈建民在国外考察。陈建民在电话中询问专家是不是有100%的把握,如果没有,为了不影响奥运火炬的正常传递和不引起社会的恐慌,在没有100%把握之前绝对不能向外公布,在他没回来之前也不能向上级部门上报。

这样一来,对此事深入了解的省委领导和相关专家在多次上报未果的情况下,在20日前后以各种理由离开四川,大部分离开国内,有9名专家和3名省领导及家属以考察理由远赴新加坡。直到地震发生也没有回去。”

有知情人踢爆,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以“奥运和稳定”为理由,决定不发布地震预报的。

类似上面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今年年初的雪灾,1998年的大洪水,当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等等。它们无一不证明,在大灾面前,中共看重的不是它整天挂在嘴上的人民群众,而是手中的政权。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感,出于对预报和公布灾情会造成民变,危及其独裁统治的担忧,中共总是想尽办法瞒报隐瞒灾情,不惜以牺牲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来保障其政权的稳定。

如此政党,这般政府,倒霉的除了老百姓还会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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