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今年六月三日，我准备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悼念汶川地震受难者，但是在火车站候车室，被济南警方以“传唤”为名，押到派出所拘禁十个多小时。从5月31日到六四上午，我家门口都有警警察车监视。
明年是六四20周年，我还会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现将这次赴京受阻的经过和前几次赴京的情况记录下来。
（一）前几年赴京受阻情况
2002年，我写了一篇《“六四”看看天安门广场》大意是说为了纪念六四我们可以在每年的六四到天安门广场，看看走走，用这种方式表达我们的哀思。
2004年我到香港参加六四烛光晚会，2005年六月四日我等四人，到了天安门广场，并摄影留念。六月七日，我发了一篇《六四我和“老鼠”逛天安门》。
2006年六四前，我写了几篇短文：《六四我要去天安门广场朝圣》（6月1日），《朝圣与悼念六四》（6月2日）文章在海外发表后我于6 月3日登上去北京火车。济南警方派了七名警员追赶到北京火车站。将我押回济南，扣押到六四凌晨1点。为了防止六四当天再去北京，一早警方又对我“传唤”。在派出所扣押了八个小时，6月6日我发了《中共不敢面对六四》的文章。
2007年六四前十天，我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准备再去天安门广场悼六四，但是六四之前我家楼下就来了警警察车监视。 我只得给管院书记打电话，告诉他我有去北京进行悼念活动的权利，警方干预是违法的。
结果六月三日晚上，两位书记到我家，让我一定不要去北京，他们事先找了我的妻子，警方还多次找了我在上海那儿念书的孩子，她当年七月大学毕业，五六月正在找工作，毕业考试,形势很严峻，在警方威逼下，孩子恐惧万分，对我哭泣，要求我不要去北京，根据这个情况，我最后答应了书记的要求。决定当年不去北京，他们拿走车票，且全额退还了现金，同时我也向书记表示，明年六四我还要去天安门广场，我有人身自由权利，我有悼念六四的自由权利。
（二）今年六四前，去北京再次受阻
考虑前几年的遭遇，今年我事先没有发表要去北京悼六四的文章，尽管如此,5月31日，三名警官在山大管院书记的陪同下找我妻子谈话，向她说明孙文广的问题如何严重，一定让她阻止我六四去北京天安门广场。当天就有警警察车在我家楼下站岗，六月二日，两位书记又找我谈话，说:最近是敏感时期，不要去北京，我回答他们说，你们的敏感时期我不感到敏感，去北京是我的自由，六四必须平反，将来一定平反，我有去北京的权利，我有去天安门广场悼念亡者的权利。
我事先买好六月三号去北京的车票，车次是D42早晨七点08分开车，当天早上，五点起床，五点半出门，到了火车站，进入候车室，六点多时，一个车站的工作人员，过来要车票看看，问我姓名，让我到办公室谈谈，进入办公室后，几个警方国保，在等着，出示了对我的“传唤通知书”，并让我交出手机等携带物品，以后，开车将我押送到山大路派出所， 上午七点，他们让一个警员看着我，八点多，警员出去吃饭，一个穿便衣的六十多岁的老者进来替他看我。
这位老者叫我“老大哥”，我问他多大，他说六十二了，我和他谈了谈，才知道，他是，济南化纤厂的一个退休人员，现在到派出所拿“补差”，于是我和他攀谈化纤厂的情况，他说济南化纤厂有五千多人，现在快要破产了，建于1986年，总投资约20亿，也泡汤了,属于纺织局领导，我问他现在有些私人办的纺织厂很赚钱，为什么国有的纺织厂都倒闭，他说不太清楚，但是他说，化纤厂有几个人后来出去办私人纺织厂，现在发了。我跟他讲了一些，为什么国营企业比不过私人企业的道理，过了约一个小时，他走了，又来了一个中年的下岗工人是钢窗厂的，我跟他攀谈，他说钢窗厂也完了，我问他钢窗现在不是大量需要吗，为什么不做防盗门，他说有几个人出去办私营也不错，他描述的情况再次印证了我已经形成的的观点，中国过去的国有化是错误的，当前还在在强化毫无竞争性的国有、国控企业同样是错误的。
（三）与国保辩论
到了十点多，才进来两个国保的警员，他们拿出了两篇我在今年三月写的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问我怎么知道军队在西藏开枪打死了藏民，问我去过西藏没有，眼看为实，你没看到怎么能写。我反问他们，你看到毛泽东在1893年出生吗，他们说当然没有，我说，现在写的很多事情，多数都不是自己看到的，但是，有文字记载，经过自己的分析，就可相信是真的。西藏开枪，射杀藏民，海外媒体有很多报导，经过我的分析，我认为这是基本上真实的，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相信中国的媒体，我对他说，中国的媒体，也有正确的内容，但是也有很多造假的宣传，你们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说成叛徒内奸工贼的事情吗，一个年轻的说，我现在才二十八岁，那个时候的事情我不太清楚，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们，那完全是谎言，是宣传，是欺骗，但是在中国的党报上，登载了十几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中国的党报从来不承认， 外国的媒体在几十年以前，就报导过饿死了人，他们问我，你为什么相信外国媒体，我说相对来讲，中国的媒体宣传，是错误多真相少。发达国家的媒体，真相多错误少，发达国家的媒体是多元化的，几乎全部是私人媒体，他们相互竞争，一个媒体出了错，另外一个媒体就会抢着把他们的错误当新闻，这样天长日久他们的媒体就相对的比较客观，比较真实。
快到十二点了，他们要去吃饭，让我到传达室坐着，给我买了碗炸酱面吃，一屋七八个人都穿便衣，开始我认为他们和我是一样的身份，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帮忙的临时工，在那里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多，警官又把我叫到小屋问话，还是问那两篇文章，又开始辩论，他们最后，让我在两篇文章的后面签名承认是我写的文章，他们说是网上下载的，我不给他签，他们说你仔细看看，我说没带花镜，于是他们出去借了一副花镜，我看了一下文章的大体内容，我说，写过类似的文章，但是这篇东西我不能签字，因为这是一个复制稿，你们有没有改动我不知道，编辑有没有修改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签字，问，怎么才能证明文章是你写的，我说拿原稿来，他们问原稿哪去了，我说早让我烧了，最后不了了之。
（四）让我按十二个手印，照标准像，好像要逮捕
快到五点，他们让我到一个房间，分别按了十个指头的指印，还按了俩手掌印，另外还给我拍了几张鉴别照，是在有细方格的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照出来的，根据我的过去的了解，这是在要逮捕了或者判刑前所做的处理，这也是我两次判刑并坐牢的经验中想到的，我心里暗想快要宣布对我的逮捕，这时心里有一阵凉，但是再想，对逮捕不是早已有了准备吗，外边的事情也基本上告一段落，心里也坦然了。后来知道这是一场心理遭遇战。
这些操作之后，还让我交了100元的拍照费（没有收据），又把我叫到小屋里面继续问那两篇文章，做笔录，我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和观点，不承认两篇文章有错误，最多也只是说，有的事实，需要进一步调查，我的文章也不是十全十美，后来他们给我做笔录说孙文广承认文章过激，让我签字，我让他把“过激”两个字改掉。他们只好去掉这两个字。
五点多，警方发还了我被警方扣押的手机等，但是我在香港发表的两本《呼唤自由》被扣留，山大管理学院一位副书记带着车来把我接回山东大学，送到家中楼上，原来我以为，警方已经抄了我的家，回家后发现警方没有来过，倒是四点多钟，管院两位书记到我家告诉，说我在派出所被传唤，请家人放心。
（五）有的朋友受阻 有的到了广场
后来知道，贵州陈西，今年要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在贵州机场，准备登机时，被国保截回，扣押到下半夜两点，才回到自己家中。
北京浦志强律师，2006年曾经向十几个朋友发出短信，要在六月三日晚上到北京的广场悼念六四，结果被警方堵在家中，2007年6月3日他要再到广场，警方反对，后来达成妥协，由警方陪同，警车相送，当晚去了广场，虽然时间短，但意义重大。今年六月三日，又受到警方干预。
六四晚上，有朋友从天安门广场打来电话，说他们到了广场，说警察表现友好，只是要了身份证看了看。
（六）不忘2009六四20周年
明年是六四第二十周年，对此很多人都在想如何纪念？用什么方法、方式纪念？写文章固然是一种方式，但二十年来已写了很多，现在重要的是，用什么行动来纪念六四，这些行动应该根据宪法的精神，充分的使用我们的自由权利，包括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
明年六四20周年，到天安门广场去进行悼念，应该是一个可选的方式。特别对北京人来讲，更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可以去走走，看看，散散步，会会朋友。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譬如，贵州的陈西等人，几乎每年都要在当地举行烛光悼念活动，还有的人准备在家中以烛光、或者通宵明灯悼念六四。
在中国的南方，靠香港的较近的深圳广州等省市，我想也可以选择在六四，去香港旅游，参加香港的六四烛光晚会，我在2004去过，当年有8万人参加。
今年，我不能去北京了，我准备像去年一样，在家中以通宵明灯悼念。 总之，我们要开动脑筋，多想一些实际行动，用以纪念六四。
2008年6月4日星期三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