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选读的部分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封德彝等大臣的精彩政论。这篇政论的大致内容在《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中皆有记载。由于涉及到一个纪年问题，故在此先予以辨正。
这篇古文主要内容是唐太宗向魏徵询问国家刚经过战乱后如何治理的问题，由此引发了魏徵与封德彝的一番辩论。封德彝名伦，字德彝，当时是尚书右仆射。根据文章的内容可以知道是贞观初年发生的事情，可是《贞观政要》却写明了是贞观七年。这不仅与文章本身的内容有矛盾，而且与其它的史书也有矛盾。因为据《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封德彝是在贞观元年6月份去世的。如：
《资治通鉴·卷192》记载：（贞观元年）六月，辛巳，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旧唐书·列传第十三·封伦传》记载：贞观元年，遘疾于尚书省，太宗亲自临视，即命尚辇送还第，寻薨，年六十。
《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五·封伦传》记载：贞观元年，遘疾，卧尚书省，帝亲临视，命尚辇送还第。卒，年六十，赠司空，谥曰明。
因此，封德彝怎么可能在贞观七年跟魏徵辩论呢？那么，会不会是史书对封德彝的去世时间记载有误呢？笔者认为不可能，因为贞观三年，关中粮食大丰收。贞观四年春，太宗皇帝派兵部尚书李靖出奇兵杀得几十万突厥军全线败退，最后更是生擒了东突厥的大酋长颉利可汗，一举平定了西北边境。也就是说，由于贞观初年太宗皇帝接受魏徵的建议施行仁德之政，只是短短的三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外患惧之的成度。到贞观七年，大唐盛世已经出现，即使是封德彝还在世，也不可能跟魏徵辩论了。笔者认为《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记载错误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中唐后的历代皇帝及文人也都读这本书，不可能不发现错误。估计是明清两朝从新刻本时出现的错误。由于笔者受条件所限无法看到明清两朝的刻本，请有条件的读者不妨对照看看。为忠实原文，笔者未将原文改动，只是把发现的问题做了说明。
贞观七年，太宗皇帝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与失，太宗说：“现在，国家才经历战乱不久，短时间内不可能使民风淳朴，天下太平。”
魏徵说：“不是这样，常人在危困的时候，就担心死亡；担心死亡，就想困境得到改变；想得到改变，就容易教化。这就是说大乱过后老百姓容易教化，就好像是饥饿的人不会挑食。”太宗说：“贤德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才能达到人心向善，废除各种刑罚。大乱过后，就想使民心转变，怎么可以在短期内达到呢？” 魏徵说：“那只是常人的观点，不是贤明君主的作为。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以德行教化老百姓，上下同心，老百姓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响应，不刻意求快却能很快取得成功，一年之内见成效，并不困难，三年才成功，还应该说是晚了。”太宗认为此话有理。
尚书右仆射封德彝等人反驳说：“从夏、商、周三朝以后，百姓逐渐的浮薄奸诈，所以秦朝的时候用刑法律令来治国，汉朝除了用法律之外还采用无仁义的集权统治，都没能治理好国家，难道是能够治理而不想治理吗？如果听信了魏徵的话，恐怕会给国家招来祸乱。”
魏徵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的时候，并没有更换老百姓来施行教化。采用帝道来治理国家则为帝，采用王道来治理国家则为王，全在于当时所用的方法，使老百姓得到教化，考查史籍的记载，是能够知道的。过去黄帝和蚩尤进行了七十余场战斗，那时可以说是天下大乱，但黄帝取得胜利后，便致力于行仁德之政而使天下太平。九黎族作乱时，颛顼出兵征讨他们，战胜之后，并非有失教化。夏桀淫乱暴虐，而商汤流放了他，商汤在位的时代，就实现天下太平。商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到了武王之子周成王时，也达到了天下太平的成度。如果说百姓都逐渐的浮薄奸诈，不可能回归淳朴，那么到今天人都应该变成鬼怪了，怎么能再加以教化呢？”封德彝等人找不到理由来反驳魏徵，但都认为按魏徵的方法治国是不行的。
太宗皇帝采纳魏徵的建议，施行仁德之政毫不懈怠，几年时间，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多年为患的突厥也被打败并臣服。太宗对大臣们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大乱之后不可能实行帝王之道的仁德之政。只有魏徵鼓励我这样做。采纳了他的建议之后，不过是几年时间，就使得全国上下安定和睦，远方外族臣服。突厥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劲敌，现在他们的首领都身佩刀剑在宫中值宿警卫，而他们原部落中的百姓都改换中原的衣着。能使我朝出现这种局面，都是魏徵的功劳。”
太宗又对魏徵说：“玉虽然有美的质地，但它蕴藏在石头中，不经过良工巧匠的雕琢，和瓦砾没什么区别。如果遇上良工，就能成为流传万代的传世之宝。我虽然没有完美的素质，但跟你相互研究探讨后，烦劳你用仁义来规劝我，并弘扬我以道德之理，使我的功业达到今天这种成度，你也称得上是一名能工巧匠了。”
太宗皇帝刚登基时，就遇到霜灾、旱灾、米价上涨，突厥不断的侵扰，一些州县也出现骚乱。太宗忧心百姓的疾苦，励精图治，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广布恩德于百姓。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灾荒极其严重，一匹绢才换一斗米。百姓虽然四处逃荒，但没有任何怨言，都能恪守本分，互不侵扰。到了贞观三年，关中地区粮食丰收，人们又回到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在逃荒中失散的。可见太宗皇帝多么得人心。加上他虚心纳谏，非常喜欢研究儒家学说，渴望得到贤良之士辅佐，力求选拔适当的人做官，改革过去的各种弊端，恢复应有的规章制度，每遇到一件事情，都能举一反三，务求弃恶为善。当时，建成、元吉的同党，一起谋害太宗的有上千人。事变平息后，太宗将其中的一些人任命为自己的近侍随从。太宗心地豁达，对他们没有疑心。当时朝野上下的评论都认为太宗能善断军政大事，很有帝王的气度。
太宗对官吏贪污深恶痛绝，发现官吏贪赃枉法的，一律加以惩处，决不宽容。无论是京城还是外地官员，凡有违法的，都要奏明朝廷，根据其犯罪情况，从重处罚。因此官吏大多都廉洁谨慎。太宗还严格管束王公贵族和皇亲国戚，以及世家大族、豪门大户，使他们都慑服于国君的威严，收敛嚣张的气焰，不敢欺负和侵扰平民百姓。商人旅客在外住宿，再也不用担心有盗贼偷抢，监狱常常空着。牛马遍地，家门无须上锁。又赶上连年丰收，一斗米才三四钱，行人旅客从京城长安到五岭之外，由华山以东到东海一带，不需要带什么干粮，沿途均有供给。进入华山以东的村落，旅客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礼遇，在离开时还常有馈赠。这一切都是从古到今没有过的景象。
评讲：从这篇古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魏徵建议太宗皇帝要施行帝王道的仁德之政，并教化百姓以修身养德为重；而封德彝等人却建议太宗使用法律及霸道来管理国家。结果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大唐出现的太平盛世。社会治安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监狱常空的成度。
靠法律及霸道来治理国家，只会使国家越来越乱；因为法律订的再多，可能管得了人的一时行为却管不了人心，订法律的人及执行法律的人自己都要干坏事。目前中国大陆的现状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当然，这个政府已经是千疮百孔，无可救要了。可是还有那么一部分人认为国家的法律不健全，对这样的政府心存幻想；为什么不以古为鉴，看看贞观之治时期的君臣是怎么治理国家的呢。
选这篇古文，主要是想给将来有志从政的人做参考。文章的最后，请大家赏读唐朝大诗人杜牧为此事写的一首诗：
杜牧 【过魏文贞（魏徵）公宅】
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此诗大意：蟪蛄（音惠姑；蝉类）夏生秋死，它们怎么能与霜雪相遇呢；大德之士很难被浅薄庸俗之辈所理解。可惜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封德彝天年已终，无缘看到啊！
摘自 正见文章：http://big5.zhengjian.org/articles/2007/8/12/47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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