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皇帝的仪表庄重严肃，前来晋见的官员被太宗的威严震慑，经常举止言谈失当。太宗知道这个情况后，每当有官员前来奏事，一定和颜悦色，希望听到官员们的直言劝谏，明白朝政和教化的得失。
贞观初年，太宗曾对王公大臣们说：“人要看清自己的像貌，必须有一面明镜；国君要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就必须借助于忠臣指正。国君要是自以为贤明，大臣们又不能纠正国君的过失，想让国家没有覆亡的危险怎么可能呢？若是国君失掉了国家，他的臣子也不可能保全自己的家室。像隋炀帝这样的暴君，臣子都不敢说批评意见，因此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犯错误，以至于国破身亡，而虞世基等人也很快也被诛杀。前朝的历史教训距今不远，诸位以后每当看到我做的事情有对百姓不利的，一定要极力劝谏。”
贞观元年，太宗对大臣们说：“正直的国君任用奸佞的大臣不能治理好国家；正直的大臣辅佐奸邪的国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只有君臣都正直，如鱼得水，才能使天下太平。我虽然算不上贤能，但庆幸有诸位经常纠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真诚的劝谏，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我听说木材经过墨绳的比量，才能锯的直；国君从谏如流，才会变的圣明。所以古代圣明的国君，必定有敢于劝谏的大臣七人，如若谏言不被采用，则宁肯相继谏诤，至死不渝。如今陛下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愚臣身为谏官，又处在这个无须忌讳的开明朝代，真心愿意随时将我的愚见完全讲出来。”太宗称赞王珪的话，下令从今以后，凡是宰相入朝商讨国家大事，必须让谏官一块前来，参与讨论朝政。如果有好的建议，一定要虚心接受。
贞观十六年，太宗皇帝对房玄龄等大臣们说：“能正确了解自己的人才是明智的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比如写文章的人、从事技艺的工匠，都爱夸自己的本领高超，别人都赶不上。如果让高明的文士或工匠，品评议论他们的作品，那么他们文章的芜杂之词、制品的粗陋缺陷，就会被一一发现。如此说来，国君需要有敢于劝谏的大臣来指出他的过失。日理万机，如果都由一个人决断，不仅费心劳苦，而且也不可能每件事都处理得尽善尽美。我常常想到魏徵，他遇事随时都劝谏纠正，所说的大多确实是我的过失，就像是明镜照出面容一样，美丑都呈现出来。”于是，太宗举起酒杯，赐酒给房玄龄等人，勉励他们。
贞观十七年，太宗皇帝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以前虞舜制造漆器，大禹在祭祀的器皿上雕花，当时进谏的就有十几人。制造酒食器皿这样的小事，怎么需要苦苦劝谏呢？”褚遂良答道：“过分的雕刻镂饰就会妨碍农业生产，制作精美的刺绣或织绵，会加重妇女的工作。一旦形成奢侈淫逸的风气，就是国家危亡的开始。漆器制造不停止，进而就会制造金器；金器制造多了，就想制造玉器。所以敢于进谏的大臣必须在国君错误刚开始的时候就加以劝谏，等到过错已铸成再去劝谏，就来不及了。”太宗说：“爱卿说的很有道理。我所做的事情，如果有不对之处，不管是刚开始或已经快要完成了，你们都要劝谏。近来翻阅以前的史书，发现也有臣下进谏的，国君就回答说，‘已经开始做了’，或者说，‘已经准许这样做了’，竟然知道错了还不停改。这样下去，国家出现危亡祸乱也不会太远了。
评讲：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虚心纳谏，而且还很注重防微杜渐。正如太宗皇帝对臣下所说的：“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也就是说，不管事情（或国家的政策）进展到什么成度，只要发现做错了，就马上停改。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做错了事，不仅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周围的人。那么，如果一个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现了错误，那将会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我相信神是慈悲的，神会给做错事的人或政府纠正错误的机会，但如果这个政府明知错了还一意孤行，那么这个政权离败亡之日亦不远了。而且那些制定政策的人及执行政策的人，都将因其犯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而受到上天的惩罚。
《左传·宣公二年》有这样一句话：“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希望那些还有机会纠正错误的执政者，不要错过了稍纵即逝的机缘。
摘自 正见文章：http://big5.zhengjian.org/articles/2007/8/23/47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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