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太宗皇帝对房玄龄等大臣说：“使国家达到安定太平的要旨，在于对官员的考查和挑选。根据官员的才能授予适当的职位，尽量减少官吏的定员。所以《尚书》中称：‘任命官员，惟在选用贤才。’又说：‘官员不一定要齐备，重要的是用人得当。’如果能任用贤德之人，即使人数少也足够了；如果选用无德无能之辈，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也认为选用官员如果不是贤德之人，好比是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诗经》上说：‘谋士很多，这样事情却不见得能办成。’孔子也说：‘官员如不兼理其它事务，怎么算得上节俭呢？’况且‘一千张羊皮的价值，也比不上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昂贵。’这些都曾记载于经典上，不能一一列举。应当精简机构，减少官员，使这些官员都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样就能达到无为而治了。你们应该仔细思考个中道理，确定好所有官员的编制。” 房玄龄等大臣因此设置了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太宗同意这一方案并对房玄龄说：“自此以后，如果有从事音乐、工匠及其它杂务的人，即使其技能超过同辈人，也只能格外的赏赐财物以嘉奖他们的技能；决不能超员授予官爵，让他们与朝廷中的贤臣并肩站立，同桌吃饭，使诸位大臣因此而感到羞辱。”
贞观三年，太宗皇帝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近来见吏部选拔官员，只是选拔那些能说会写的，不了解他们的德行。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才开始暴露出来，虽然严加惩处，但老百姓已受其害。怎么才能选到德才兼备的人呢？”杜如晦回答说：“两汉时期选拔人才，都是德行称着于乡里的人，由州郡推荐上来，然后才录用，所以当时号称人才济济。现在每年选拔官员，候选的多达数千人，这些人表面忠厚，语言巧加掩饰，不可能很全面的了解他们，选拔人才的官署，只是负责配给他们一定的官阶而已。择官的制度不够完善，所以选不到人才。”太宗打算依照两汉时期的法令，改由各州郡征召举荐，但赶上即将进行功臣世袭封爵的事情，选官之事就搁下了。
贞观六年，太宗皇帝对魏徵说：“古人说，帝王必须谨慎挑选人才为官，不能轻率任用。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天下人都在看着；说的每一句话，天下人都在听着。如果用人得当，其他的好人会受到鼓舞；如果用人不当，那些坏人就会竞相钻营。给予的赏赐符合其做出的成绩，无功劳的人会自动退去；给予的惩罚符合其所犯的罪行，干坏事的人就会收敛。所以赏赐和惩罚不可轻率从事，任用官员更应该谨慎选择。”魏徵回答说：“全面了解一个人，自古都很难；所以考查官员的业绩并给予升迁或降职，应该依据其品行的善恶来决定。现在想寻求人才，必须认真审查和了解其德行。如果确定他是个好人，然后才任用他，即使此人办事不力，也只是能力不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如果误用了坏人，假设此人又很能干，那么危害也就大。但是，在战乱时期用人只看其才干，来不及过多考查其品行。天下太平时期，必须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任用。”
评讲：从这篇古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贤明的国君在选拔人才为官时，首先是看其为人的品行，品行好的人，才能被任用为朝廷的官员。因为好人当官，即使他处理事情的能力差一些，也不会给老百姓造成什么危害。如果误用了坏人，而这个坏人又挺‘能干’的；那么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对上隐瞒恶迹等事情就会发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就大。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是从隋唐时期开始的；而真正形成比较规范的制度是中唐以后。贞观之治时期选拔官员，刺史（州郡的最高官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由太宗皇帝亲自挑选，而县令是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名人选。隋唐以前的朝廷选官，也是采用举荐方式。据《吕氏春秋·孟春纪》中记载，孔子曾称赞祁黄羊（祁奚，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在推荐官员的时候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韩非子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圣王明君则不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韩非子·说疑》”也就是说，古代的圣贤之人所推崇的选官方法，是采用举荐方式的。不管是由乡里及州郡举荐，还是由当朝大臣举荐，都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为官。被举荐的人为官后如果犯了什么错误，举荐的官员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笔者认为，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及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有两个比较大的弊端，第一就是不注重对官员品德的审查；做一个人，最起码应该遵循：仁、义、礼、智、信。如果连这几点都做不到，当人都不配了，怎么有资格当百姓的父母官呢？第二就是这种考试制度，很容易流于做表面文章，考生不一定有真才实学。明清时期及现代的一些考生，都喜欢做模拟题目来应付考试，而不是全面的了解应学的知识。喜欢投机取巧的人，其才能也是有限的。如果选了无德无才之人当官，那将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危害啊！
摘自 正见文章：http://big5.zhengjian.org/articles/2007/9/21/48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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