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9日讯】从这篇开始，我要对毛泽东搞大跃进作一番归因的研究。首先说明，这个归因，不单指起因，而是包括了从发动到失败的原因。其次要说明，从所归的原因来分，有个人的原因和制度的原因，内因和外因；从归因者来分，有官方的归因和民间的归因，国内的归因和海外的归因。而这几种因素又往往是重叠、交错在一起，难解难分的，所以只好撮总地加以论述，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指出其归因类别。
官方的归因，基本上是一个中心：坚持维护党和党的领袖的威信；两个基本点：第一个是“良好愿望”论。第二个是“天灾人祸”论。
关于第一个论点，我在上篇已提到过，据说是出于共产党、毛泽东的好心眼，急切地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富强，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官方在这一点上坚持撒谎，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以贯之的。1957年反右期间，毛泽东就撒谎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有又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56）对被事实击得粉碎的这篇谎言，邓小平在整整20年后，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中，又重提之，并说：“毛泽东同志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邓小平文选》二卷，页41）撒谎成性的他，连对迫害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都忍痛撒谎：“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同上，页139）难道他真的认为毛发动文革不是污秽的权力之争而是要实现一种纯洁的革命理想吗？张显扬说得一针见血：“我说了那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决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开放>>杂志2006年5月号)可见，毛邓两人在撒谎骗人上，实在是难兄难弟！鬼才相信毛泽东、共产党反右、大跃进、以至于文革，都是出于“良好愿望”呢！实际上，连鬼都不会相信。难道数以千万计的饿死鬼、冤死鬼会相信这些鬼话吗？
困难时期尚未过去的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
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回马枪，把这种比较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批为“黑暗风”。之后，就再也没人敢提“人祸”了。从此，“全国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特大的自然灾害“，就成为对高举三面红旗造成的大饥荒、舆论一律的说辞。直至如今，与人谈话时，每每仍能听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何如何……”悲矣哉！欺骗对人的毒害，已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说到这里，少不得要说几句题外话，就是，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一是继承和发扬糟粕；二是对于精华，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灾害”为例，有民贵思想的孟子说：“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路上有饿死的人，不知发救济粮，人死了，还说：“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灾害呀！”）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这和持刀杀人后，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何区别？）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饿死人、归罪于自然灾害，黎民百姓就会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 我想，读者若与三面红旗下的人相食的惨景相对照，对此，我就无需再置一词了。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基本精神是恢复了刘少奇的论断。
而民间的归因，则是与此针锋相对。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称为灾害。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份析与减灾对策》，第ＶＩＩ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转引自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
“我们再看与 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杂志1998年3期）。
1998 年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针对“目前已提出的一些假设”如“气候原因导致自然灾害”指出：“以统计数据看1958年气候很好，1959年正常，因此气候无法解释58年就开始的饥荒。”（《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2月27日报导：《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
四川省饿死1000多万人，居全国之首，可是所有有关调查研究的报告，都否认天灾说，众口一词：那三年“风调雨顺”。
所有活着的右派，都有资格做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当时在黄氾区五二农场劳动教养；年景好得很！五谷丰登，连红薯、花生、瓜果都是大丰收。红薯片晒得到处都是，晒干后堆积如山。我们挨饿、浮肿、甚至有的饿死，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制度规定的低指标所致。听说信阳的确遇到了自然灾害。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余德宏（他是信阳专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二人都是体制内、由于抵制浮夸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这样说：“1959年的旱灾虽然是严重的，但不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或建立之后，都不算是最严重的年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主要原因显然不是天灾的问题，而是工作中的失误问题。由于严重的旱涝灾害，1959年的夏粮因降水量偏丰而歉收，秋季因严重的伏旱而减产，但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仍然近15亿公斤，按800万农业人口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以后，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也在150公斤以上。虽然偏少，但比1949年的情况要好得多了。如果各级领导重视灾情，及时动手，发动群众生产自救，饿死人的问题是根本不会发生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次严重的灾害是发生在连续丰收之后，不仅社队及群众都有一些家底，而且全区国库中尚储粮5.5亿公斤左右，万一在生活上出了一点问题，请示上级批准，动用一点库存，相信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叶落萧萧 江流滚滚》页474-475）
同样的事，也是发生在河南省。“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怕当 ‘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几位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灾难非由天灾所致。”（转引自《饥饿的三年，文革前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2》八卦人生网）
正面与反面，两相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所谓 “自然灾害”，完全是毛泽东、共产党一手遮天，欺骗百姓；既视人命如草芥，又把杀人之罪归于天。伤天害理，一至于此！官方的目的是尽量误导人们远离大跃进的政治本质。大跃进的政治本质，离开人祸则无处追寻。关于人祸，官方和民间也是莫衷一是。这正是下文要加以探讨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