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丹 : 让历史记住这一年:1957

—读《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三)

魏紫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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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2日讯】一、 探讨历史的定位

只有在还原真相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历史定位。

吴弘达的“开幕词”、陈奎德的“前言”,言简意赅地为会议定了位,会议将从三个方面的性质来作定位:对右派“人”、对反右“运动”和对“研究”反右运动意义的历史定位。

张鹤慈的如下概括,对“人”和“运动”方面作了准确和深刻的阐述:“思想上的右派,从对49年后现实的极度不满,到对一些具体事、具体人的不满、牢骚。人数相当多,这些人占据了右派的绝大多数。这些人,内心深处真正明确反对共产党的不多,但对无处不在的党领导的反感,是基本相同的。”

“57年的反右,是给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最后的致命一击。在经过土改、镇反、反胡风,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的打击下,元气大伤的士和士气,又被引蛇出洞的阴谋彻底摧毁。”

“反右,基本上彻底断绝了中国和西方文化和思想联系,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如储安平等人,除了出卖灵魂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被打翻在地,当时的大学生,中学教育也是在49年前,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这也就是在中国的历次民主运动中,右派是所有反革命中,素质是最高的道理。”

“这是一次比秦始皇狠毒万倍的焚书坑儒,数量是万倍,狠毒也同样是万倍。秦始皇只是一次性的埋葬了儒生的身体,毛泽东是长时期的活埋了知识份子的肉体和灵魂。”(页73—74)王友琴、魏紫丹、姚监复丛反右与文革、大跃进的联系上为其定性、定位。”

遇罗文的发言,一望题目,“右派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而知是专门说“人”的。他说得朴实可爱,诚实可信。我觉得他是“右派最可爱的子弟”。他说:“事后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总结出来,右派的品格无非五种:1、单纯,2、诚实,3、正直,4、有深谋远略,5、肯舍己为人。(页25)

不言而喻,别说右派不是按一定章程组织起的,而是由共产党判决、硬加的“犯罪团体”,即便是经过“政审”、自觉自愿地自由结社,五个手指伸出来也不会一般齐。比如右派中的“左派巴结三”,就是派别异己分子。但以营垒为单位,整体而论,这五种品质,对照史实看,恐怕就会发现这正好是右派的五大特征;同时又是左派要开除出派的五种条件。

他例举出了储安平、马寅初、黄万里、米昭曾,以及在场的曾庆民。由于接触关系,我们从前都不知道圣女林昭,她是我们右派精神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狗熊辈出时代的异类,续写了中华民族英雄谱。这个时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也先成为真正的右派而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中共坐天下,人成为运动的主体和客体。人是运动中的人,运动是人的运动。主体始终是共产党,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客体,到此时为止是地富反坏右。

现在右派在当客体,程庆民说:在北大,“小小一个数力系的教职工群体,打出几十名右派不算,光是自尽身亡、判刑处决的至少有10条人命。而最后‘落实政策 ’、‘复查改正’,竟全部是冤案!这些冤死的孤魂,全是学术精英,包括世界著名的解析数论大师、概率论大师、拓扑学大师、固体力学大师、科学院士(学部委员)、青年劳模、学派传人……”

“‘见微知著,历史已经证实:毛泽东是极端卑鄙阴险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中国人民的叛徒、世界革命的叛徒、出卖祖国的叛徒、内奸、工贼,他用暗害领导人的奸谋,篡夺了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大规模迫害人民,长时期祸害国家,多渠道毁灭文化。他是败坏中国的罪魁祸首、愚蠢邪恶的阴险小人、道德沦丧的无耻流氓、五毒俱全的乱伦败类,不仅不耻于人类,而且不耻于狗屎堆。其罪行罄竹难书、十恶不赦、百死难赎、万年遗臭……’

“以上的话是我在北大的右派生涯中,经过反复批斗、反复检讨,最后忍无可忍,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控告毛泽东的匿名控告信。”(页44)后被揭发、轮斗后等待枪决,恰遇林彪事件延缓,阴差阳错,四人帮倒台,胡耀邦当组织部长时主持平反。

谁能说我们的程庆民老先生不是英雄?他是双重英雄。遇罗文说:“反右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为了保护两位学生不当右派,自己却成了右派。为此受了20多年的罪,以至差点命丧黄泉。”(页27)二则,他对中共中央作出对毛的彻底揭露,纯属灯蛾扑火。灯蛾不知扑火会死而为之,他却是明知“恶攻”会死而为之。难道还会有比自觉为真理而献身的壮烈行为,更能无愧于英雄称号的吗?

历史学家余英时致欢迎词,“我这里谈两点看法,权作欢迎。”

“第一,我要说的是,右派分子是一个光荣的名词,作为当年中的右派,是一种历史荣誉。”(页3)

“第二点是,右派过了50年,右派的历史、上百万人及家庭的遭遇,我们知道得非常少……前两天我看了犹太人的博物馆,我就很感慨,他们把每个小细节都找出来。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不能说过去了就算了。”(页4)

细数起来,只有“反右”在共产党发动的所有运动中,才是最兼具阐扬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广泛性。这次运动是民主自由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战,内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艺术、文化、教育、卫生、国家、民族、社会、人口……从宏观到微观钜细不漏;地域波及东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的最后一战,也是共产极权的政治本质一次颇具深度的充分展示。放区)、少(少数民族区)、边(边界区)、山(山区)、穷(穷乡僻壤);部门横跨党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而且右派们所提问题,其尖锐性、其科学性、其超前性,至今看来,在大陆上,仍是无有出乎其右者 ——政见是当时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鸣放出来的;如何办教育呢?则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发表的高见;法学家谈法治,经济学家谈经济,文学家和艺术家谈文艺,社会学家谈社会;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学术界都是名报人、名医药专家、名流学者们恳切陈词。从毛泽东主观来说,自称“阳谋”;就事态发展的客观进程来说,则是将计就计,一代精英(包括大学生,也都属才华横溢的高才生),得以乘机倾巢而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见解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胡平说: “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只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我从57年右派言论中所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页107)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说:“可以说, 不了解‘反右运动’, 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质和中国的当代史……今天的民主运动, 从‘四五’到‘思想启蒙’, 从‘八六学运’到‘八九民运’, 所提出的政治主张, 其实都没有超出‘五七一代’ 人的思想框架太多。”(〈重新认识 “五七一代” 人〉,BBC中文网)著名记者高瑜说:“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企图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一网打尽,主要要消灭知识份子批判社会的功能。而89一代,作为57一代的儿子,又经历了六四一场大屠杀,专制暴君打算‘杀他20万,换得20年的稳定’。现在20年就要到来,中国知识份子追求宪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断成长,而且信心百倍。”(〈从反右到六四 —— 89是57的儿子〉,见网)吴国光教授研究反右问题的结论是:“可以说,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反右’运动不仅决定了中国知识份子在毛时代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毛时代的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反右’运动是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枢纽事件。”(《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当代中国研究》 2007年 第3期)所以,研究“反右”问题,就成为每个研究中国当代史和展望中国未来的人的必修功课。

二、老骥伏枥 ,小驹尥蹶

毛泽东因其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培养接班人上机关算尽,终究是有心栽花花不发。右派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虽他们不都是师者、歌者,但自有后来人继其志、继其声,无心插柳柳成荫。这该算是纵向的失道寡助与得道多助吧!

与会者,右派仅有13人;其余的,能来参会的人,都必在研究反右运动方面,学术有成,而最可喜的是后起之秀占据绝大多数。

老家伙人还在、心不死,笔耕不辍,“黑色文库”内外,大部头、小部头、单篇,卷帙浩繁。继起者,长江后浪推前浪,堪称浩浩荡荡。除已提到遇罗文、章诒和、章立凡、张鹤慈、胡平、王秀琴、陈奎德等等之外,邵江的发言无论从思想性、政治性、专业性上讲,都是高水准的。他是从“非官方杂志《广场》”说开去的。俞梅荪是言者兼行者,他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实事。多了,黄肖路、齐家贞、邢小群等,加上更大量的会外的人,就更数不清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在写历史书,而且在延伸历史。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放两个镜头作今昔对比:

一个镜头是李慎之先生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提供的,说的是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缴械投降” 、“磕头如捣蒜”——

其实,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几个知识份子岂止不是对手,而且一上来就只有求饶的份儿,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饶,非要他们“缴械投降”不可。可怜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械”,又如何“缴”,只好搜索枯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这就是聂绀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的由来。许多自杀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实在熬不过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绝于人民”的。我在自己成为右派以前还听到传达说,章伯钧“叩头如捣蒜”。其实,章伯钧的头脑要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储安平被批斗以后,还说过“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是要成为历史人物”。无奈他是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之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自杀,也只好“缴械投降”了。毛主席的江山真是铁打的江山。

另一个镜头是章伯钧先生的女儿章诒和如今的态度:“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员还不点名地点我,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更名为《最后的贵族》)被禁,完全是因为一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把它定性为“反党宣言”。事情再明白不过了:从1957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间,我就是被左派认定为的一个右派。右派就右派——别人觉得可耻,我备感光荣,终于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谁也不能以此为由而剥夺我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决定拿出性命来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章诒和:胡发云《如焉》香港版序 )

今昔对比,今非昔比,这才是真正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夜正长,路也正长。历史会跑在历史书的前头,写出新篇章。@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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