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日讯】瓮安6．28事件，首当其冲是警民冲突。
事件发生时，当地百姓把他们积累多时的怨气和不满，首先一股脑都发泄到了公安部门身上。冲突发生后，当局为了平息民怨，先免的也是瓮安县公安局局长的职。然而，无论是对民众的怨恨还是上司的处理，被免职的瓮安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都显得有些牢骚，这从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对记者说的话中看的很清楚。
申贵荣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特意喝了酒。他比谁都清楚，这对于一个膀胱癌中晚期患者意味着什么。
“我并非想为自己开脱。”他说，“这些年，我工作的失误，我从不逃避；但不是我们的问题，我要替公安澄清。”
“我从不逃避”的是什么呢？“我要替公安澄清”的又是指什么呢？”
用申贵荣自己的话说，前者是指“这些年我们有50%以上的案件没有侦破。大案、命案一般都侦破了，但今年有一起命案没有破，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安。－－－－另外，在去年9到10月，瓮安县城就连续发生了四起爆炸案，让人们恐慌不已。－－－－因为没有侦破这起连续爆炸案，民众对公安的埋怨很多，大家觉得社会不稳定，觉得公安人员都没出息。公安的威信自此扫地，这是我们的责任。”
后者指的是“作为公安，这两年我们的非警务活动比较多，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比如，遇到群体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据申贵荣计算，这几年，针对群体事件，当地公安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他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他回忆说，“ 2004年，为移民纠纷，我们一年里就出动了好多次。最后造成移民包围了龙潭乡政府。我还记得那是2004年12月16日，那天差不多有五六十人去砸乡政府。
起初，是副县长带着一帮干部去做群众工作。移民们不理解，不让官员走，扣下了。我们公安赶去营救，怕矛盾闹大，没敢进去。后来，县长、县委副书记都下去，全被扣下了，不救不行。解救时，警察和移民发生了冲突，最终伤到了几个移民。”
“2007年10月以后，县里把移民安置到城里，他们开始建房子。一些移民和开发商私下达成协议，开发商帮助们建房子，不要钱，建好后的房子双方分。
这个事情，县里的某些部门可能早就知道，他们不管。当有些房子建到五六楼了，这时候才说他们违规，要强制拆除，城里一共涉及两百多户，又让我们去，搞得我们在库区移民中，抬不起头。”
申贵荣还举例说，“这两年煤价疯涨，矿主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日益脆弱。双方利益出现冲突，政府就让公安介入。”
从申贵荣“澄清”的情况来看，瓮安官民冲突实源于政府对群众利益的屡屡侵犯，公安在这种冲突中扮演的只不过是打手的角色，政府才是冲突的始作俑者和指使公安镇压民众的主谋。
剧情往往是这样展开的：先是政府在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矿产资源开发等工作中侵犯了群众的利益，遭到了群众的反对，一些措施和政策由于阻力太大推行不下去了，这时候他们不是与群众柔性沟通，或是反躬自省，改弦更张，而是一意孤行，并直接把作为国家暴力工具的公安推向矛盾的第一线，用强权强力逼迫群众就范。连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也不得不承认：“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矿产资源开发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在处置一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当然，照石宗源的意思，上述情况似乎只限于一些干部和一些群体事件中，而且仅仅属于工作作风和方法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它其实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但跟官员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有关，更是集权制度的必然产物。
如此说来，前瓮安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的牢骚自有几分道理，因为归根结底，不是中国公安天生就是镇压民众的打手，也不是他们主动要充当镇压民众的打手，而是政府要他们充当这种打手，作为“党和政府”的专政工具，他们也不得不充当这种打手。当然，当打手不免辛苦和危险，主子决不会让他们白干，自会论功行赏。久而久之，他们的积极性随之也就被培养出来了。甚至于有时主子没发令，也会主动出击了，一付狗仗人势的模样。
常言道酒后吐真言。在当今中国，政府和公安其实就是一种主谋与打手的关系，它再清楚不过的表现了中共对暴力的极端偏爱和依赖。感谢《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让下台局长申贵荣借酒后的牢骚泄露了这番玄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