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报导）第二十九届奥运会随着闭幕礼于8月24日结束，中共为举办今次奥运不惜花掉420亿美元（超过3,278.6亿港元），务求办一个“最好”的奥运。对于某些人来说，成功办奥运，会令中共政权加分，帮助挽救它脱离解体危机。不过，台湾中山大学企管系副教授杨硕英却不以为然，他说：“北京奥运办得越风光，中共就越早垮台！”
杨硕英教授认为：“因为整体需要平衡，北京不办奥运也不行，因为要继续维持它的政权，它要让人觉得共产主义一样代表先进的。花那么多钱是要换得一些百姓的认同，它的目标就是转移百姓的注意力，要以中国人为傲，不去注意它的缺点！中共在操弄民族主义。”
杨硕英指出，中共不但花了很多钱在奥运上，而且过程中得罪了很多百姓，如拆迁问题，奥运期间强迫民工、外省和海外学生等搬出北京，把访民赶出北京，甚至高污染的行业要停工，很多行业不准做生意。
杨硕英说：“它在交换，让百姓愿意为中国的光荣去牺牲一点。拿了近50面金牌，是强国。中华民族被压得那么久，现在扬眉吐气了！这是中共打的算盘。但从系统观来看，还是三大块：社会、政治、经济，还有就是长期、短期、国际和本土的影响。”
长期问题压倒短期效果
对已故一代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注一）的管理理念和系统思考均有研究的杨硕英说，眼看很多共产国家都倒了，中共想要活下去，它的危机感比谁都强，要在短时间内让人觉得共产党好，所以要推行经济改革，这次中共办奥运也是，目的是在短期内让人们只看到以办奥运为傲。但长期会出现政治、社会问题，如果这些长期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会把办奥运制造的短期效果也压下来。
杨硕英还用线性和非线性思维（注二）去分析今天的中国社会形势：系统思考的非线性思维是重视整体的，是研究变化曲线的；只有很少人用非线性思维。所以局部思考、线性思维就是看到一条线是往上。线性思维只看中共举办奥运的外表风光，就觉得中共形势好，而非线性思维会把中共在举办奥运过程中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一起分析。
他说：“中共在办奥运过程中，耗费的民脂民膏，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因为专制手段如严控进入大陆的签证，转过来因为缺少游客影响当地的生意等等因素，这一切因奥运而引起的负面因素，将加大中共垮台之势。”
他举例说，如果一家飞机公司，把票价压低，顾客就会增加，赚了钱就买飞机，班次多了就更吸引人，赚了更多的钱就买更多的飞机，如此就快速成长。但若买回来的飞机平均每架大概需要增加55个额外的人手去维持，所以如果成长很快生意虽然会很好，但机上服务人员和飞机维修人员的培训需要时间，如果这些人员的质与量培养不及，业务越成长，这些人员的工作负荷就会越重，离职率就会增高，从而使得服务和维修的品质下降，公司就容易很快的垮掉。
杨硕英进一步指出：“同样地，中国经济方面虽然快速成长起来，但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改革没有同步进行，到后来经济越成长，就像一个鼎的3只脚，另外两只脚不够长，就会很快倒掉。用非线性思维的分析和杜拉克的分析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就是中共最后就是要垮的，绝对没有办法避免！”
以道德勇气摆脱制衡邪恶
杨硕英还在专访中，对中共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中共政权以“怕”为控制的重要元素，而垮台的“势”已经在中国形成，当人民以道德勇气，摆脱“怕”的精神枷锁时，极权政权的崩溃瓦解将会是瞬间的事情。
在《经济人末日》一书中，作者杜拉克分析法西斯和纳粹为何会发生在德国和意大利。杨硕英说：“用我的理解：它不会发生在美国、英国、法国，因为这几个国家都是比较成熟的社会。成熟社会里的公民基本上是积极的参与，所以人也比较具有道德勇气，对于不好的事情，整个社会，包括媒体都会站出来制裁的，指出一个独裁不对的地方。但当时的德国、意大利的社会，还没有英、美、法那么成熟。”
要抵抗极权主义的政权、政党，杨硕英认为，公民社会、媒体力量、立法机构的道德勇气，要结合起来才行。
中国还比较落后，而且还有贫穷问题，杨硕英认为，因为这样，所以中国更可以被共产主义所利用：“如果一个社会很清醒（conscious）的话，它就有道德勇气，如果整个社会有道德勇气的话，就不允许邪恶政党来玩弄民族主义，来操纵。例如共产党说，让穷人翻身，这个在成熟的社会，穷人不会被操弄，因为如果说要把地主富有的人抓起来杀了，这是不道德的，可是在中国社会就可以被操弄，它用恐怖手段，……反观台湾，如果有一些领袖想要做不好的事的话，整个社会会不断地抗争。”
不过，杨硕英指出，社会抗争，需要很多人出来才行：“在中国大陆，一般的人会害怕。如果明哲保身的人多了，邪恶的独裁（政权）就会得逞。”
谈到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态度，杨硕英提到了系统思考，就是人们只看某一面的体现，而忽略了整体环环相扣的不同。因中国大陆现在经济这个部分起来，确实是比以前富起来，但是富了起来都没有用，中共有一个说法是要先让一小部分的人富起来。古语有道：“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就是不怕穷，最怕不平均。
不公平源于政治未改革
杨硕英说：“不平均引起的问题就是不公平。在中国大陆最主要是它不公平，不公平不只是经济上的不公平，背后的原因是法律的不公平，法律的不公平背后是政治的不合理，所以源头是在政治上面。中共就是不肯（政治）改革，……（改革）必须是系统的、整体的、全面的，你不能只改革开放经济，必须有社会、政治的改革。大陆有一个民运人士说过，共产党如果不改革开放，等死；共产党如果改革开放，找死。因为它的系统太坏了，它一定会解体，它跟苏联、东德、捷克是一样的。”
杨硕英说：“杜拉克在《经济人的末日》也曾经分析过，在极权主义政权如纳粹党、共产党、法西斯党内的文化中，即使领袖想‘从良’都没有用，因为它的斗争文化，别人就会斗争他。现在胡锦涛想改革也是不可能的，它们（党与党魁）相互利用就可以。《九评共产党》有一评就讲共产党和江泽民相互利用。这个党的本质就是很邪恶，党性决定了在共产党的体制内，需要不断斗争才能维持下去。”
党员欲改良最终均不得志
杨硕英说，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中，出现过刘少奇、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些党员都希望把共产党体制进行改良，结果制度没有改好，他们最后不是没有好下场，就是郁郁而终。
有一部分的意见认为，只要中产阶级的一群多起来，将迫使共产党改变。杨硕英说，问题在于中国现在没有中产阶级，因为政治上没有改革，中国的有钱阶级实际上是与中共有关的特权阶级。因为制度不公平，这个阶级垄断了财富和权利。他们是受益者，根本不想有任何改变。
要迫共党改变，杨硕英说还需要其它条件：“一个法治、民主的社会，光有自由还不行。”他以香港为例：“香港很自由，但香港不民主，因为香港特首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主就是一个平衡，在这种制度下，如果民众不喜欢某个领导人，如台湾人不喜欢陈水扁，民进党就选不上去，如果马英九以后做不好，民主很容易改变这个平衡。在中国国内没有这种平衡的机制。……单是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道德勇气的社会。当年德国也有中产阶级，因为它是没有道德勇气的社会，所以使得纳粹会起来。”
天灾暴露极权政权的恶劣
进入2008年，中国接连遇到多次罕见的天灾，杨硕英认为，天灾正暴露出极权政权的“恶劣”：“每个地方都有天灾，美国有洪水，日本有地震，关键是政府处理天灾的态度。看中共处理天灾的态度，为什么72小时黄金时间不让外国人进去（四川地震灾区）帮忙救援？为什么它有豆腐渣工程？它还不准人家讨论，还封锁消息，中共党的中宣部要划一条红线，“这些处理态度太恶劣吧！”
杨硕英说，中共碰到灾难，处理态度没办法改变，因为共产党的文化已经根植在那些领导人的思想中，所以官员在处理灾难时，一定用不好的方式来处理：“天灾发生本来是不好，可是因为共产党处理的态度不对，所以引起人的不满。这种不满的心理被另一个东西压着，就是大家还是害怕。在任何极权主义的社会，要嘛不垮，要垮一定很快，因为怕，所以大家都等着。”
可乐广告能让中共政权垮
共产党和其它极权主义最重要的一个控制就是控制媒体，所以苏联垮台时，基本两个因素：一是人民开始有示威，二是资讯从外面来，“杜拉克曾经说过一句话：可口可乐就可以把中共打垮。因为中共骗人嘛，说自由社会如何不好，但可口可乐广告让人看到西方国家的生活很好，跳舞的音乐多好听！谎言被捅破，接着很多资讯就出来，资讯出来，人民意识会清楚，他就有权利意识，慢慢他也要维权。前一阵子的贵州事件，百姓的意识会慢慢起来，1万多人把警车都推倒，把公安大楼围起来，当设身利益被刺到很严重的时候，人多势众，怕心就会少一点”。
今年开始中国百姓到台湾参观，杨硕英认为，最重要让大陆游客知道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人数，原来已经4千多万人退党，听的人回去跟人讲，原来是真的，原来有这么多人不怕共产党，民众的怕心又减少了一点。
杨硕英提到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在3天内垮台了：“以前那个罗马尼亚的总统西奥赛古（港译寿西斯古）多么强大，人人都讨厌他。到后来在群众广场中，有人喊打倒西奥赛古，然后大家都喊打倒西奥赛古，结果西奥赛古下令国防部长把喊的人抓起来，国防部长抗命，西奥赛古下令要把国防部长杀掉，军人就抗命，因为国防部长人很好，越来越多人抗命，结果3天内西奥赛古被杀。”
曾经有内部消息指中共内部现在很乱，只有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在维持，能维持一天是一天。有人说，中共倒台可能会像东德一样，人算不如天算，天要它倒即时就倒。杨硕英也表示认同，他举了东德解体的例子说：“东德百姓很矛盾，东德是共产国家中最富有的，东德的产品也是共产国家中最好的，苏联还有专门卖东德产品的百货公司，所以东德百姓一方面也很满意，因为比起其它共产国家好，国家在体育方面表现也比较好。在另外一方面，百姓也知道这个社会不好，他们直接看得到西德比较好……。没有想到，最后，柏林围墙倒的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是因为东德的第二号头目，在召开记者会时，有一位意大利记者问他柏林围墙什么时候开放？他就说，马上开放，其实他的意思是待讨论以后再决定。没想到记者把‘马上’听成‘即时’，西方媒体都把新闻发出去，柏林围墙卫兵听到新闻，自己就先跑过去了，几万人也就跟着跑过去。很多东德的共产党官员自己也跑过去了！”
天意如蝴蝶效应的蝴蝶
杨硕英还提到蝴蝶效应，他说：“蝴蝶效应（的重点）在于势，中国人说‘势成之’……。现在大家都不满（中共政权），这就是‘势’，什么事件引爆，我们不晓得。蝴蝶什么时候在那边动翅膀，不晓得，可是那个势已经有了，蝴蝶动一下就会有台风。”
杨硕英提到1992年洛杉机发生大暴动，事源一位黑人在高速公路上被4位白人警察殴打，被人用录像机拍下来，后来电视上放出来了，结果这4位白人警察被审判，陪审团团员都是白人，审判结果是4位白人警察无罪，当庭释放，结果引发了大暴动。
杨硕英指出，美国有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种不平等的事情，却没有发生暴动，洛杉机暴动主要原因是美苏限武谈判造成的。因为美苏武器竞赛，制造出了可以毁灭地球几百次的武器。后来限武谈判时，开始大量裁减武器，制造武器的订单大幅下滑，而武器工业是加州第二大产业，主要位于洛杉机南部至圣地牙哥北部。订单减少，生意就少了，生意少一定要裁员，结果很多黑人被裁掉，他们因此非常不满。
另外，一些人也一定要减薪，减薪后会减少消费，吃东西会吃比较省钱的，衣服也少买，整个社会的经济和商业活动都减少。减少后，餐厅、服装店也要裁员。那段时间很多黑人被裁员，有人转业开小店。很多黑人区的百货店，是韩国人开的，因为黑人区的房价特别便宜，台湾人、香港人不敢去黑人区。所以洛杉机大暴动，主要是黑人和韩国人互相厮杀。
杨硕英说，就是因为美苏限武谈判，造成经济的巨大影响，这是造成暴动的“势”已经形成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这时正好发生洛杉机有黑人被白人警察打，这就是制造了风暴的“蝴蝶”。
退党潮 “中共怕死了”
杨硕英续说：“今天的中共，那个（垮台的）‘势’已经在不断的蕴酿，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垮了。……现在已经有超过4千万的中国人民退出中共，这底下的蕴酿让中共怕死了！”
以大纪元作为平台的退党活动，被称为一场精神的觉醒运动，杨硕英说：“退党最核心的价值是了解真相，他（党、团、队员）一定是了解了真相才退党（退团、退队）。中共捏造了很多的东西，使很多人认为中共是伟、光、正，只要碰到什么好的事情，中共都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而且确实使很多人相信。真相能把伟、光、正的面具拆掉，令人们知道它是假、恶、暴……我看退党就是那个“势”，这个“势”是慢慢形成的，中共知道大纪元的退党数字很正确，中共真的怕得不得了！它不是用过保先运动（抗衡退党潮）吗？保先运动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基本上是一种心理问题，大家也知道，中共也知道，现在不是有很多官员也外逃了？！”
“中共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办奥运？它就是想把自己撑起来。”杨硕英说：“杜拉克说过，中国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也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乱，这些事都会来得非常突然。就像苏联解体前一样，所有用害怕来控制社会的极权主义政权，它的解体一定是很突然的，因为那是社会心理因素，心理因素一突破，很快就解体了。”
极权垮台将非常突然
杨硕英提到一本书，《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是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一位专门研究苏联解体的教授Mark R. Beissinger写的，由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在2002年出版。书的第一章就叫做《From the impossible to the inevitable》，意思就是，一般的人包括很多专家，当时认为苏联不可能会解体的，“impossible”；等到苏联解体了，就说这是避免不了的，“inevitable”。“所以像蝴蝶效应，突然爆发的，一定是这样子的，系统思考者就看背后的‘势’，但很多人就只看表面的现象。所以用‘怕’统治的极权主义政权不垮则已，一垮一定非常突然”。
杨硕英续说：“和苏联解体一样，有很多百姓开始示威抗议，怕心变少了。目前，美国之音和希望之声等广播电台开始播真相，真相是中共最怕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想尽办法干扰新唐人电视台的卫星转播。”
有人会觉得好像中共一直很强势，让人有一种无力感，感到无论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中共的统治，但杨硕英并不这样看。他说：“蝴蝶在一个地方拍翅膀，引起了小的气流，接着很长时间都看似风平浪静，但后来气流会越滚越大而变成了大暴风。假如一个大暴风形成要30天，前面的25天都看似风平浪静，我们在最后5天才能观察到热带性低气压，以及暴风的形成……。像中共，那个垮台的‘势’已经慢慢形成，有少数人如杜拉克这样的大师会看到这个‘势’已经出来了，就能够断言后来中共会突然解体。”
大部分人都是用线性思维
杨硕英说，大部分人都是用线性思维，只有很少人用非线性思维。线性思维就是看到一条线是往上，就认为以后的线也都是往上走。有人会觉得现在中共经济很强，以后经济一定更强。但用非线性思维去看，经济这一方面虽然上去了，但是政治和社会的因素都还没能配合好，经济就会下来，所以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巨观（Macro view）。
他说：“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共一定会垮，它经济越往上冲，它垮得越快！所以线性思维和非线性思维的结果正好相反。如同上面的那个航空公司的例子，越成长就垮得越快。”
最后，杨硕英谈到，“Totalitarianism”被翻译为“极权主义”，更妥切的翻译应该是“全面控制主义”，因为“Total”是全部的意思，极权政权控制人一定要控制人的耳目，控制资讯，包括造假，为了不让人知道真相，它就要控制媒体，控制不了媒体就会失去政权：“如果不能控制资讯，它就完蛋，因为在控制下才能操弄资讯。”
中共是“全面控制主义”
过去的国民政府只是威权主义，因为它有开放一些媒体，而中共的“全面控制主义”，媒体开放一点都不行，只要失去一点点控制，只要开一个口，它就会失控，它就不能掩人耳目，人们知道了真相，它就丧失了控制权，它就要垮。而且中共还控制思想，要改造你的思想，灌输党文化，这个连苏联都没有做到。“所以中共最邪恶！”
在《经济人末日》中，杜拉克认为极权主义政党是不可能改过迁善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改善的。杨硕英说：“极权国家要变，除非是像当年戈尔巴乔夫一样，一刀切。而现在比较特别的做法，就是像大纪元这样：叫人退党，这是最好的方法。”
注释
（一）杜拉克曾经成功预言纳粹党最终会大屠杀犹太人。
（二）美国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的佛睿斯特（Jay Forrester）教授发展出一种非线性思维的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研究政策在环环相扣的因果回馈环路互动下所产生各种动态复杂的变化现象，以研判政策长期整体的有效性。他在1970年代初期曾以系统动力学电脑模拟方式建立“世界模型”（World Model），模拟出人类各种活动将导致全球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各种动态复杂变化现象。他的学生们随后将“世界模型”改写成70年代轰动一时的“成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这是首次以严谨的科学方法对全球生态环境所做的研究及警告，可惜未受到各国决策者们的重视。佛睿斯特看世界的方式属于一种非线性思维（Non-Linear Thinking），他发现整个系统里面的组成分子间自然的会互相关联，某个地方动了一下，其它地方必然也会跟着连动，然后又会回过头来相互影响，而产生各种非线性的变化。佛睿斯特指出这类非线性的变化常是反直觉的（Counter-Intuitive），也就是和人们一般的线性思维（Linear Thinking）结果相违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