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汀:中共专制暴政长期推行党化奴化教育罪孽深重

郭国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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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4日讯】吾实以为社会制度变更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准。而生产力发展之水准又取决于国家对全民之教育水准。因而归根结底,教育乃国家昌盛富强最根本最有效之途径。[1]无产阶级民主要真正实现,有待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水准之高度发达,而这又取决于全民教育水准的提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能长居领导之位,因为其下能者少,加之采取集中专制制度,能者易被扼杀于摇篮之中。但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最终也要走向民主制,但须随着教育水准的发展而定。[2]江泽民断然宣称:“西方实行普选,中国十一亿人口中有二亿文盲,实行普选在中国不合适”。[3]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共盗窃国家政权近60年到底对国民教育干了哪些事?!

1949年以来,中共政权对教育的投资长期故意使之处于世界最低水准。从1952年到1980年,中国历年浪费的基建投资费用约为6000亿元,而用于教育的总投资仅为1000亿元,年均仅34亿元;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印度为20.8%(1969年),日本为22.3%(1975年),世界水准一般为15-20%,中国1971年只占4%,全世界倒数第一。1976年,中国人均教育经费在世界151个有统计资料的国家里占第149位[4]。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至今没有达到联合国最低要求的6%,仅为3.5%!

中共长期推行“阶级出身第一”的荒唐至极成分论,旨在给中共官僚特权犯罪利益集团子女在分享有限教育资源的竞争中占尽先机。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刘延东、李源潮等所谓[高干子女]的高学历优势很大程度上即是此种极度不公不义的垄断竞争的产物;而所谓黑五类子女(文革期间发展为黑九类)1977年以前则几乎完全被剥夺受高等教育权甚至普通教育权,例如,陈尔晋先生以小学第一名成绩毕业,因地主家庭出身被剥夺上中学的权利;我的大姐是福建长汀第一中学的高材生,1964高考成绩名列前茅,却因政审中“此生家庭海外政治背景复杂”为由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三姐学业成绩优良,却连上高中的权利也被剥夺;我本人则连续两次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海运学院国际海商法研究生,均因政审中“此人思想反动,不宜从事涉外工作”评语而被非法拒之门外!同时连续十余年被非法剥夺司法部每年赴英国留学的机会。

文革时期中部分中共干部子女因父辈被定为走资派〔例如刘少奇、习仲勋、薄一波、张守愚等〕倒台而短期倒运,略尝艰辛,文革后绝大多数重新得宠,成为权贵阶级的幸运儿。正由于张守愚因反对毛泽东的文革政策,至死未获公正对待,其女张戎才成长成为一名闻名全球享誉世界的坚决反共的女作家,其杰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世界名家。假如其父适时获得平反,重新回归权贵一族,恐怕不会有《野天鹅》更不会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问世。而千百万黑五\九类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则长期受到政治、教育、经济、工作机会歧视而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许多高素质的青少年由此被迫变成木匠、油漆匠、泥水匠、裁缝!陈尔晋曾被迫当过泥水匠,我本人则被迫当过木匠和油漆匠。2500年前吾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便主张“有教无类”,这是远比无知愚蠢的流氓中共之“出身论、成分论”高明万倍的伟大教育思想。文革中民主先驱者遇罗克因一篇《出身论》即惨遭中共暴政杀头!据称周恩来在杀遇罗克的问题上也[功不可没]。

至于中共长期强行推行愚民奴化党化教育的恶果,从近期海内外众多爱国愤青的表演可见一斑。连大学生留学生中都有那么多无知愚蠢的愤青,可想而知未受高等教育的国人中的愚民占比例有多大。

我曾写道:吾以为那种以出身论人、任人、用人之政策是十分荒谬的,以阶级成分来划分好人、坏人、朋友、敌人、可信、可用之人更是毫无根据。富人中有很坏的、残忍、贪婪、自私、缺人道者固是事实,然而富人中亦不乏有豪杰、英雄、仁慈、善良、仁人、君子、志士,陈家庚是个典范,他倾其所有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对中华民族之巨大贡献岂是一般平民百姓可比,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伟大的人格精神光耀神州,流芳百世当不为过。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近代之梁启超、谭嗣同皆可佐证,今之邵逸夫、李嘉诚、包玉刚均投钜资办教育,可谓善矣。西方社会富人热衷于慈善事业者更是大有人在。穷人中当然有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解放,革命先烈中有多少穷人出身的战士、抛头洒血、义无反顾、英勇献身,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这是当时的看法,如今有所改变容后再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穷人中的坏蛋,坏起来比任何恶棍有过之无不及,象杜月笙、黄金荣之流,早年也均为一文不名的流氓,日后靠横、狠、残、骗、刁发家致富,穷而不安份守已才是罪恶的根源。是故,吾以为人类的好坏、善恶,并非天生的也非取决于家庭出身而是取决于后天的教育。一般而言,越有知识、文化者,越善良,盖教育使人增加人道而摆脱兽性。知识份子及广大的各界精英人士,无论其是否有学历或学历高低,才是国家的栋梁。可谓360行,行行出状元,虽然不能排除极少数知识份子亦有败类,但岂能因噎废食以点否面。毛泽东之“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论,真是荒谬绝伦!实际上,翻开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的履历,不难发现,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大多是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大多是大知识份子,毛泽东自己承认是富农家庭,周恩来、刘少奇皆为大地主家庭出身,张国涛、李维汉、章伯龙、陈独秀、瞿秋白、董必武均为富家子弟,陈毅、朱德、彭真、彭德怀、林彪,不也是有产阶级家庭出身。其根源正在于他们有条件受教育,受教育后方有知识、有文化;有知识、文化后方有思想知书识礼,鉴古论今,能比较、鉴别、分析、总结,进而知真假、辩善恶,识好、坏。纵观中国近代革命史,莫不发现革命运动的萌芽皆源于学生运动,而学生们又直接受导师们的点拔,惟学生们有文化、有思想、无负担,固能奋不顾身,担起革命先驱重任……。[5]

我还论述道:“出身论,成分论应当休矣!人生而平等,此乃最基本的天赋人权!政审理应休矣!以前的政审查问有无海外关系,家庭成分,是否为“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邓时代变成了是否为“三种人”(即造反派、打砸抢分子?);八九学潮过后,“六四”成了政审栏中必审的一项。如今,又有法轮功问题成为政审必审项目。南郭就是因为政审被五次三番剥夺一切深造(无论海内外)的权利,因此南郭事后想“教育自由权”何等重要,过去一直未加详考.老外受教育据南郭所知,肯定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原因可以任意剥夺公民的受教育权的.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所有的大学招生仍然有所谓政审!政审政审只要汝不听话你也就不符合政审!南郭坚决主张:公民之受教育权,不得因为种族信仰政治观念身体健康与否有所区别!受教育权人人平等”![6]

我坚决主张:“教育国民化、私有化而非政治化党化是改革教育最佳途径之一。任何东西一旦官方化全变味,若党化则全完了。惟有教育国民化,私有化,自由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吾国如此落后的教育现状。我在吉林大学的四年学习,坦率地说直接得益于教师教学的不足5%!我基本上得益于吉林大学图书馆。使吾获益之老师实际上只有三名:刘翔平(哲学系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田径队员)齐文芳(政治学教授)孟东维(英语老师)。刘是因为开出一长串哲学政治学思想史法律思想史读物给我,使我受益最丰,启蒙了我的思想;齐文芳教授是她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文科学生要有出息必须学好文史哲,使我面壁18年仍仅读完一半必读书!孟老师则认为最佳的英语学习方法乃是:先读遍英文等级读物(150余本),再读英文原著小说,最后再学法律专业英语;吾便是如此学英语的。以上药方是吾今日十八般武艺通晓十九般因而能有两下子的真传。各位不妨试试,保证药到病除,无效退款!”[7]

隋、唐开创之科举考试制度,在农业社会时代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也最公平的制度,只是到后期工业社会由于过于偏重官本位而轻视科技发明创造,导致吾国在工业时代落伍,被西方大学招考制度取代,但科举与大学招考制都是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的才智和学力的竞争,因而是公开公正的制度。中共之出身论成分论则是公然让教育奉迎流氓权贵,出卖教育尊严鼓励走后门裙带关系,同时极度不公不义非法剥夺真正的绅士子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大多是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真正的绅士!)受教育权,因而是世界教育史上最黑暗、肮脏、耻辱、荒唐、不公、不义的一页!准确地说,中共官僚特权犯罪利益集团不可能产生贵族阶级,而只能产生无知的流氓土匪特权阶级,因为贵族必须是有教养的绅士,而中共特权阶级所谓高干几无人配称绅士!

1984年我在吉林大学看到当年中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仅3%。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世纪末达到4%,可是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例并未上升,反而持续下滑,1991年为2.85%,1992年为2.73%,1993年和1994年平均为2.52%,1995年为2.46%。到1999年仅为2.97%,2000年为2.90%,仍比国家预定的可怜目标少投入1.1个百分点![8]与此同时,中共在城市中推行重点学校制,人为地制造严重歧视和不平等,义务教育实质上变成高费教育,每个在大陆的国人皆有体会,从幼儿圆、小学、初中、高中,哪个家长不是省吃简用,数万数十万地“自愿”赞助择校费?!中共将财政收入的70%用于政府开支,仅30%用于国人福利,与欧美自由民主国家恰好相反,后者用70%的税收于国民福利,且大学之前的教育全部免费。而中共贪官污吏每年仅公费吃喝玩乐即至少3000亿!公车消费3000亿!公费旅游3000亿!且不论中共及其八个民主党派的费用。

穆正新先生令人信服地论证:“万官贪污不抵一党窃国。公款养党是窃国行为,其罪恶程度超过一切经济犯罪的总和。共产党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地吞噬公款。把中共赶下台等于在经济上从国人头上搬走N座大山。人民辛苦缴纳的税金就可以用于人民的福利。中国大批失学的孩子,贫困的农民,严重污染恶化的生态环境,将能得到好一些的照料”。

“专用养党费”是由于共产党的存在而额外产生的社会开销,是伴随着共产制度而发生的特有的罪恶。谋私谋到为一党利益而专门设计出一整套吞噬公款的养党体系的现象只有在中国朝鲜等极少数极权专制暴政才有。这套养党体系将会随着共产制度的灭亡而被永远抛弃。考察“专用养党费”表明,推翻共产党统治不但是政治上的大解放,同时也是经济负担的大卸除。

各国政党执政是指该党“组阁”,党务机构仍靠自己募捐养活。中共则公然盗窃国库且把全套党务机构甩给纳税人供养。中共各级政权,除乡镇一级外,每级都有五套班子: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其中仅政府和人大在他国有相应的机构。而党委、纪委和政协纯属多余。中共政府臃肿庞大愚蠢无能贪污腐败无能举世独一无二,创下每26个国民须养活一名党政官员的迪尼斯纪录!且江泽民大言不惭地称:“中国政府以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人权,人的生存权”。[9]好像国人是由中共养活的!其实中共仅是依附在国人身上不事生产创造专门吸血的吸血鬼!是国人在铁血暴政的强迫下被迫供养了数百万骑在国人头上作威作福,专门欺压迫害民众的贪官污吏,而决非中共养活了国人!从上述铁的事实足以证明,推翻中共专制暴政,国人必将从政治经济精神心灵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中国纳税人还得常年供养从中央到县级一套数目庞大的“在野党”。世界各国纳税人只养政府,而中国纳税人养了政府还要养执政党,中共意犹未尽还要人民再养些“在野党”以美化自己。政协八个民主党派这骗人的养党机构必须废除,肮脏开支必须立即停止。[10]

因此,教育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与未来,国际竞争归根结底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唯有教育公民化自由化才能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的真正的绅士专家学者和合格的公民。中国教育必须立即废止党化奴化,中共必须退出一切教育机构。应当鼓励支持发展私营制教育,成倍加大国民教育投入,取消不公不义的国立重点学校制,至于私营学校则不在此限。同时废除一党专制的反动落后的政治体制,取消一切养党费,取消政协、纪委、党委的供养,真正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让全体国人定期在公开公平公正公道的基础上普选各级政府首脑,实行地方自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宪政的新中国。

2008年7月27日第123个反中共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维权暴日于加拿大

[1]郭国汀,“质疑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83年8月28日于吉林大学图书馆。

[2]郭国汀,“无产阶级领袖的重大作用”,1983年11月25日于吉林大学图书馆。

[3]江泽民,1991年5月22日会见意大利外长德米凯利斯时的谈话。

[4]《高等教育学报》1985年第一期,第64页。

[5]郭国汀,《我的坎坷律师生涯》第六章“我的中国心”。

[6]郭国汀,《出身论、成分论应当休矣!》2003年2月28日原载《中国律师网》。

[7]郭国汀,《教育国民化、私有化而非政治化党化是改革教育最佳途径之一》,2003年3月1日原载中国律师网。

[8]王晔、冯文成、庞明川、陈立兴、刘晓宇:〈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政策〉、〈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政策研究〉(项目号:02JAZD880002)。

[9]江泽民,1991年6月29日会见津巴布韦副总统恩科莫时的谈话。

[10]郭国汀,〈中共政权是吸血鬼暴政!〉,《博讯》〈郭国汀律师专栏〉。

──转自《自由圣火》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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