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4日讯】如果在有可能实行政改时拒绝政改，任凭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统治者就是将自己置于随时有可能被偶然事件引爆的火山口上。
奥运年是个多事之秋。汶川地震以后，“逢8必乱”之类的谣传四起，北京高层的心理负担越来越严重：奥运会到底会不会出事？高压之下维持了将近20年的“稳定”究竟还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我曾一再撰文指出，奥运前的中国正在发生俄狄浦斯效应，当政者心里越害怕不稳定，越是以高压求稳定，结果是越不稳定，他们正像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一样，不断地以自己的行动应验自己所害怕的那个“杀父娶母”的神谕。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奥运的日益迫近，时局的发展与那些执意以高压求稳定的大家长们的愿望相反，高压不仅没有带来他们所需要的稳定，反而造成暴力事件频发：从6月29日开始，短短一个星期之内，贵州瓮安数万民众暴动；上海闸北区公安当局办公楼十警察被刺，六人身亡；湖南张家界以煤气爆炸对付政府强拆；海南红塔卷烟厂职工以汽油纵火焚烧厂房……这些仅仅是公开报导出来的，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肯定还有大量暴力事件是被地方政府隐瞒的。如果称奥运前的中国是一个火药库，我看并不为过，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暴抗暴的事件，无一例外都是冲着政府而来的。
对于这些暴力事件，从网上、电视上和人们茶余饭后的议论来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关注的焦点都是事情的真相，比如16岁的女中学生李树芬究竟是死于自杀，还是死于他杀？死者的叔叔前往公安当局论理，究竟是被谁打成重伤的？28岁的北京青年杨佳只身闯穴行凶，是不是因为涉嫌“偷自行车”被警方殴打致残而又拒绝赔偿？我认为，弄清事情真相当然是公正处理的前提，但是在这些事件中，政府（尤其是公安当局）都是涉案的当事人，怎么能够指望当事人的调查会有客观公正的结论呢？就像到法院打官司，难道能让当事人去调查案由吗？可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除了政府，谁又有权调查呢？调查当然可以由上一级政府进行，但无论从利害关系看，还是从以往经常发生的事实看，上级都是极有可能包庇下级的；其次，即使政府能够秉公办事，即使其调查结论符合事实，也必然因缺乏公信力而无法取信于民。
所以，在现行的体制下，对这些事件的处理在程序上就是不公正的，起码不会有足以取信于民的调查结论。瓮安事件现在已经导致公安局局长、政委和县长、县委书记的免职，人们都说这不过是拿下级官员当替罪羊来平息民愤，但是这跟19年前的六四事件相比已经是皇恩浩荡了，毕竟在现实体制下舍车保帅还是可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现行的体制下，这种处理方式是一种宿命！而且下台的只能是小官吏，因为让大官下台有碍“稳定”。我倒认为，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如果从整个民族的长治久安看，可能对事件如何反思比如何处理更重要。瓮安事件震动了中共高层，传说胡锦涛有个批示，提出“为什么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会演变成冲击政府的群体性事件？”我看这个问题提“到位”了，点到了问题的实质，而且我相信，高层的大佬们自己心中肯定非常清楚“为什么”，不过他们不愿意公开说出来罢了！
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究竟为什么能够演变成暴力攻击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其实这个问题温家宝早在三年以前就把它摆到桌面上来了。据说，2005年9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面对从民间搜集到的触目惊心的115条信息，温家宝哽咽了五分钟之久，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人民的呼声，是对官僚腐败的控诉和抗议，是随时有可能引爆的115颗定时炸弹！温家宝当时举出了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的各种震撼人心的统计数字：每天有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寻找生存、工作的出路（温家宝没有指出，他们在生存的抗争中，还经常受到体制、受到特权的歧视）；每天有二千多万失业、待业青年在徘徊着；每天有数以万计的百姓因经济贫困，企图以自杀结束悲剧人生；每天有数以万人次计的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在集会、游行、示威，维护他们应有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公民权利（温家宝同样没有指出，这些维权活动无一不受到政府暴力的打压）；每天有数以十万人次计的上访、信访，表达对种种不满的申诉和抗争（温家宝那时可能没有想到，临到奥运会召开的前夕，为了维持奥运所需要的“稳定”，政府竟然会实施一套迫使公民签署违背法律、污辱人格的“重点人防控责任书”，对官方划定的所谓“重点人”进行全方位的监控）；每天有数以十万人次计的党政干部沉浸在声色犬马和灯红酒绿中，挥霍、侵吞人民财富；每天持续有数以百万计的国有资金流失境外，流入官僚及其家属的口袋……
瓮安事件发生以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也不得不承认：“ 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不过，温家宝和石宗源所罗列的只是些容易引爆的社会矛盾，而没有说明产生这些矛盾的制度性根源。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禁忌，本质上是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当权者谁都不愿意把谜底说破，他们绝不肯承认这些问题的总根源是权力不受制约的一党专政体制。因此他们最多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企图以此把自己不愿意看到的“大限”无限期往后推，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信仰暴力的当权者有没有考虑到，他们这样做是在制造用暴力埋葬自己的陈胜吴广！在温家宝发出警示以后三年，在中共当局最害怕不稳定的奥运前夕，“6.28”这颗定时炸弹无可奈何地在贵州爆炸了！瓮安“6.28”暴动已经明确无误地向中共当局表明，久受欺压的民众已经成了气味刺鼻的火药桶，他们对政府暴力的忍受已经到了极限，任何政府暴力的星星之火，都有可能将火山引爆，造成玉石俱焚的惨剧！瓮安暴动刚刚发生的头两天，李长春把持的宣传当局沿袭习惯性思维，不准各媒体透露消息，但是许多网民纷纷充当了公民记者，通过发贴子报导，而且狠命地跟删贴的网管较劲，发贴发得比删贴还快，他们这才发现，这一招不灵了，从而换了一招，胡锦涛作出了“不要封锁消息，要引导舆论”的批示。
如果我们将最近发生的这些暴力事件与“3.14”西藏骚乱比较，就会发现这些事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民众的舆论一边倒，网民中除了一两个被骂为“五毛狗”的以外，一律倒向反政府的施暴者。西藏骚乱的时候，不少网民还跟着政府谴责达赖“分裂祖国”，但是这一次，天涯、凯迪、牛博、新浪、甚至胡锦涛最近曾经光顾过的人民网，网民们不但不相信政府所发布的任何信息，反而称反政府的施暴者为“英雄好汉”，把连刺十名警察的杨佳比作景阳岗上为民除害的义士武松，而对受害的警察冷讽热嘲，幸灾乐祸。直到瓮安暴动一星期以后，尽管宣传当局竭尽全力，网上出现了一些旨在“引导舆论”的贴子，但是人心一边倒的情况依然无法改变。7月6日上午，笔者偶然在“天涯杂谈”上看到一则发于5日上午的主题贴《一位警察看完上海袭警案评论后含泪写的文章》，至6日中午11时，共有49个跟贴，49个帖子中，除了有两、三个比较中立平和以外，其他帖子对受害的警察几乎毫无同情之心，甚至幸灾乐祸：“你写的文章是为了博得同情吗，我看你还是自己珍惜自己吧！”“刀！好刀！好快的刀！” “死得好!” “是呀，警察同志太失人心！老百姓都在拍手称快！” “你们究竟为什么要逼兔子咬人？”……那些比较理性的帖子，对警察的评价也都是负面的，以致有人叹息，“警民关系咋成这样了?”为了增强本文的说服力，笔者不厌其烦，特地将全部帖子抄了下来，附于文末。我要说明的是，在有关暴力事件的讨论中，这是很少能够看到的保留完好的帖子群，至于大量遭到删除甚至“24小时热帖、24小时热图内容为空”的贴吧，其内容之激烈就更不待言了！
这种情况，不但说明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对立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而且说明在民众中间，潜在的陈胜、吴广，潜在的杨佳到处都是！胡锦涛不是到人民网作客听取民意吗？我想，如果真想听取民意，大可不必在成千上万网民中挑选两三个人的提问来回答，只要看看这些发自老百姓内心的大字报一般的帖子就行了。在这些评论暴力事件的帖子中，成千上万的网民和杨佳一样，把怨愤发向了下层的警察，不过平心而论，那些普通警察虽然常有仗势欺人的行为，但其根子却是上头的纵容和包庇，上头既然要让他们充当维护王国稳定和私家利益的工具，就只能放任他们的行为，任凭他们违法乱纪，恣意侵犯人权。而一旦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充当老百姓的出气筒和平息民怨的牺牲品的，却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党官，而只能是这些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普通民警！
必须指出，在民众与政府的对抗中，民众决不是主动的施暴者，民众的暴力行为即使不是由政府即时的暴力引起的，也必有此前政府对待民众的多次暴力记录在先。在征地、拆迁和集体上访等活动中，政府“随意动用警力”，“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语），这已成为政府对付民众维权活动的常态，这种情况无疑在不断地种下仇恨的种子。用来维持“稳定”的那些铁血卫士，在和平请愿的民众面前气壮如牛，对付街头那些战战兢兢的小摊贩和卖菜的农民，更如老虎碰到绵羊，所向无敌。确实，当局势尚能控制的时候，政府的暴力打压是简单易行而又能凑效的，但是如果局势一旦失控，政府的权威式微，以前的任何一只绵羊都有可能成为一头发怒的狮子，他们“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此时民众的暴力就会一发而不可抑止，而陈胜吴广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因此，我奉劝那些有权作出暴力镇压决策的统治者，即使不为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也应该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麾下的警察着想，不要制造日后的暴力复仇者！
六四镇压十九年来，统治者一面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用金钱收买各路精英，用煽动起来的消费热情代替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又以铁的手腕对付弱势群体和异议人士的抗议，十九年的稳定，靠的是金钱和暴力这两个法宝。但是，靠金钱和暴力维持的稳定，必被金钱和暴力冲垮。经济一旦滑坡，人们对金钱的欲望不再能够满足，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联盟也将随之解体；两极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弱势群体就不再害怕暴力。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时指出，正是路易十六时期的经济繁荣，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爆发。（《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由于，“在经济繁荣的时代，一些人致富的速度会超过另一些人，这会引起嫉妒。某些群体感觉被经济变革抛弃了，由此变得极度怨恨。”（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亨廷顿则指出，“经过持续的增长阶段以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早就警告，中国今年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而且预言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可能从股市崩盘引发，连总理温家宝也不得不在三月召开的两会上承认，今年可能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不久前，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宁波有个讲演，已经说破了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中国的经济不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所鼓噪的过热，而是由投资环境恶化引起的过冷和萧条。这些，就是瓮安暴动的大背景！
这次瓮安暴动不禁使人想起1911年的辛亥革命。据历史学者考证，辛亥革命并不是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的，而是那一年的10月10日晚上由新军里的几个老兵与排长的偶然吵嘴引爆的，当天湖北省政府杀了三个革命党人，晚上几个老兵在兵营的一个墙角闲聊此事，受到了排长的训斥：“你们想造反？”当兵的一时火起：“造反就造反！”开枪打死了排长，这一纯属偶然的“治安事件”居然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据说，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也不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而是由于面包的一时脱销导致一些家庭妇女上街抗议引发的。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如果在有可能实行政改时拒绝政改，任凭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统治者就是将自己置于随时有可能被偶然事件引爆的火山口上。
如果这些前车之鉴不能引起中共高层的反思，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如果重蹈覆辙，就不仅是中共统治者自己的灾难，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左派们不是经常提出要警惕“颜色革命”吗？类似南昌起义这样的武装革命确实是可以由少数人通过密谋策划出来的，但顾名思义，以和平演变为特点的颜色革命是无论如何无法策划的，中国能否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这取决于十三亿人民的共识，谁都无法策划，也无法阻挡。因此，对于希望保持自己执政地位的中共来说，危险并非来自几个主张宪政民主制度的反对党人和异议人士，而是来自畸形改革所酝酿起来的革命形势，来自政府高压统治所制造出来的陈胜吴广！
2008年7月7日
（原载《人与人权》2008年8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