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6日讯】（自由亚洲电台张敏报导）8月5日是文革中北京最早被学生殴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校长遇难42周年忌日。
8月5日：女校长卞仲耘遇难忌日
卞仲耘是当时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去年12月22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发表了致北京师大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信中提出他的要求，并且表示等候收信人的回音。半年多过去，当卞仲耘校长遇难忌日到来前夕，我采访了87岁的王晶垚先生。
问：“请问您那封公开信有没有回音？”
答：“毫无回音。我现在准备再问问她。”
王友琴博士：卞仲耘遇难经过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 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王友琴博士谈卞仲耘遇难经过：“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当时卞仲耘老师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17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8月5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开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这时候就被放在一个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没有人送她去医院。
大概到了晚上才送到医院，医生说人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
王友琴博士：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
王友琴认为：“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从那天开始，好像一个人就可以这样被一群人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王友琴博士：卞仲耘之死与毛泽东8.18天安门接见
王友琴特别谈到：“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100万红卫兵，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当时记录片片断）
“(群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广场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场解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群呼）‘毛主席万岁！’…
（现场解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博士：8.18集会毛泽东“要武”说与被打死教师数骤增
王友琴研究：“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 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8月19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北京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打死。8月22日，北京八中负责人华锦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教师靳正宇，负责人江培良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被打死。8月26日，北京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被打死。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在我的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还记载了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北京25种语文教师陈沅芷，北京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北京陈经纶中学教师齐惠芹，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人民大学附中教师杨俊等被打死。这张名单很长很长，需要一个很长的纪念会来一一读出。他们都在8月的下旬被打死。这些死亡日期就表明了8.18集会和毛泽东“要武”的说法的重大作用。”
王友琴博士：宋彬彬的光荣与卞仲耘的鲜血
王友琴说：“由于各种原因，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去年9月实验中学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为“光荣与梦想”。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保存了1966年8月5日那天卞校长留下来的每一个东西。其中有一件浸透了鲜血的白衬衫，上面有墨汁写了‘打倒’两个字。还有一块手表，表带已经被扭曲了，因为当时戴在她的手上，表带被打歪了，手表也停住了，停在3点40分，这就是她挨打的时间。王晶垚把每一件东西都用塑料袋非常仔细地包好，然后装进一个皮箱里。他保存着这一切。”
王晶垚：致现任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
2007年9月9日，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庆祝90年校庆。
12月22日，王晶垚发表了致该校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女士：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活动已经结束3个月了。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评选”“知名校友”的活动中，校方将宋彬彬圈定为“知名校友”；在 9月9日的庆祝大会上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并将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
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普遍谴责，网络和刊物上质疑之声遍布。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迄今仍然置若罔闻、毫无回应、令人骇异。
我是原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现对此事件发表如下声明：
一、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13天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其中包括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首要负责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带队的50名红卫兵代表。 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二、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 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三、强烈要求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党组织，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对上述事件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 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专此布达，伫候回音。
王晶垚
2007年12月22日 北京”
王晶垚等待回答，各方面没有回音
王晶垚先生发出这封信一个月后，我问他：“这位校长有没有给您答复？”他说：“没有”。
我打电话给袁爱俊校长的办公室。
主持人：“喂，您好！请问袁爱俊校长在吗？
袁爱俊：“我是。”
主持人：“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
袁爱俊：“你到学校来采访我吧，我不能核实你的身份。”
我又把电话打到宋彬彬北京的家中。
宋家：“你是哪里啊？”
主持人：“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
宋家：“啊，有什么事吗？”
主持人：“能不能和宋彬彬讲几句话？”
宋家：“你跟我先讲，什么事？”
主持人：“北京的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宋彬彬，现在用的名字是宋岩，她入选了知名校友，人们有些不同的看法…”
宋家：“那个过程我都知道，我们不想跟记者谈。我们会有别的渠道来做这件事情。”
王晶垚先生：各方置之不理，我仍强烈抗议，要求有关部门表态
又过了半年多，8月4日卞仲耘校长忌日前夕，王晶垚先生说：“ 我写公开信强烈抗议，他们居然置之不理，有关方面也没有任何表示。到现在我仍然强烈抗议，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关部门、政府有关部门，对这样一个重要事件应该表态。这就是我今天在卞仲耘校长惨遭红卫兵杀害42周年的前夜，表示我最强烈的抗议。”
王晶垚先生：社会人士表态
王晶垚先生谈到：“已经有社会上的人士表示过态度。例如今年北京著名刊物《炎黄春秋》，发表一篇资中筠女士的文章，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史研究所前任所长，就谈这个问题，影响很大。”
资中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能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
王晶垚先生又提到：“李南央女士在美国，是工程师，她有一篇文章里也提到这个事件。”
李南央女士：拿耻辱当荣耀，五十多岁还不反思，挺大的悲哀
老共产党人李锐先生的女儿李南央说：“我和宋彬彬同时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部记录片里（接受采访讲）北京的老红卫兵是怎么起来的。当时宋彬彬是遮着脸的。很多人对她遮着脸有很负面的评价。我当时倒是不那么看，我觉得她挺不容易的，至于露不露脸，无所谓。她能够在这么多年过去后面对这段历史，出来讲些话，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当时很多朋友说，这个记录片里唯一一个人讲的不是真话，就是宋彬彬。说她的语言都是现在的语言说她当时的想法，不真实，当时一定不是这么想。我也没太深想深究。
但是当我看到90周年（校庆）师大女附中的荣誉校友册的时候，我就很气愤。我觉得把宋彬彬给毛主席戴袖章这个历史变成了个荣耀，实际上那是耻辱。通过这个事说明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红卫兵并没有真正反思自己当年的那些错误，到了五十多岁还是这样的话，这是一个挺大的悲哀。
还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不许讲，现在年轻一代和年轻的学校领导人心目中，他们居然把这一段作为他们学校的光荣历史，而且跟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的照片）放在一起，这是更大的悲哀和耻辱。”
李南央女士：记忆与忏悔
李南央认为：“纪念卞仲耘校长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现在中国当局实际上是一定要让人们遗忘的。遗忘这段历史，是我们整个一代人的耻辱。
现在我知道有一部分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在国内倡导一个叫‘我们忏悔’，要出这样一本文集。前一代共产党人他们不忏悔，不认为他们的革命给这个民族带来多么大的灾难，那么，从我们这一代做起，我们忏悔。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王晶垚先生：请对照两部纪录片，评论一下
王晶垚先生特别说到两部记录片：实验中学90年校庆纪录片纪念光碟《光荣与梦想》和独立制片人胡杰拍摄的纪念卞仲耘的纪录片《我虽死去》。王晶垚说：“我希望海内外的正义人士把这两个纪录片，对照起来评论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方面有显着的进步，我希望中国民主化，改革开放能够做得更好，关心这个案件的正义人士都来关心这个情况。”
王容芬女士：相距41年的两封致最高领导人公开信
1月12日，也就是王晶垚先生发表公开信后20天，居住在德国的学者王容芬女士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封致胡锦涛的公开信，题目是“敦促胡锦涛给文革结案，惩处反人类罪犯”。现在在德国德学者王容芬42年前20岁，读大学四年级。她给毛泽东写信抗议文革，以后坐牢13年。现在王容芬又就文革，致信中国最高领导人──
“尊敬的胡锦涛先生：
拜读《求是》杂志近期大作《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联想到近年大反其道的咄咄怪事，贸然写信，敬祈明察。
先生坦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将其视为启动改革的内因，重新回到30年前贵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在贵党冰封文革，箝制言论的今天，实属难能可贵。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遗憾的是，30年间贵党在政治改革道路上踟蹰不前，近两年径自大开倒车，返回上一世纪60年代以暴治民的反人类立场。2006文革40周年之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如临大敌，禁言文革，禁文、禁书、禁人；反之，却兴师动众纪念毛泽东逝世30周年，铺天盖地为文革祸首歌功颂德，把文化舆论拉回红太阳的中世纪，至今不肯松动。更有甚者，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庆，给当年红卫兵头领宋彬彬颁发‘知名校友’奖状，表彰其‘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毛泽东31年忌日，该校又举行盛大纪念活动，竖起大型广告板，展出宋彬彬为戎装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值得注意的是，校庆怪事发生在先生教师节讲话一周之后。先生提倡‘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教育部的实验学校却宣扬暴力，以施暴力为德，以打死人为荣。这不仅是对先生教师节讲话的蔑视，也是对人类公德的挑衅。一个中学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央视首席新闻播音员主持，请来外国使节和各界名人近6千人，俨然国家庆典，可谓登峰造极的文革复辟尝试。这场校庆的前台演员袁爱俊校长，文革开始时年仅10岁，却有如此深固的红卫兵情结，处心积虑给当年红卫兵头头打上‘知名校友’光环，给不知红卫兵为何物的在校中学生树立一个鲜活的楷模。这位教育工作者的荣辱观和育人理念充分体现在‘光荣与梦想’的校庆主题里，这场旷日持久的校庆秀不愧为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先生亲历文革，那时在清华待分配，自然知道8.18戎装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意义和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影响。此后‘宋彬彬’更名‘宋要武’，全国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据当时北京新市委统计，从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市有1,772位有名有姓的校长、老师和市民在红卫兵的钉头皮带下丧生。先生所在的清华大学也未能幸免，先生想必记得8月24日清华园里的红色恐怖。漠视当年暴君登台再现，听任昔日打手卷土重来，一旦41年前的人类悲剧重演，不要说改革开放受挫，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就彻底毁了！届时贵党何颜以对国家百姓？先生怎样应答列祖列宗？
文革是反人类大劫，其持续之久、危害之广、杀人之多、手段之劣，在人类历史上都属罕见。1980年贵党曾按党纪整肃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但是没依照法律审判文革和毛泽东反人类罪。贵党穷30年之力，没能否定文革，盖因没想否定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为灵魂的毛泽东暴力思想，没想否定暴君毛泽东，没想否定暴力组织红卫兵。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倒行逆施，教育部、外交部联手挑衅，根源在于贵党没有脱离专制和暴力路线。
文革中毛泽东主义世界革命，输出暴力，支持各国毛分子，扶持柬埔寨红色高棉、印度纳萨尔运动、日本赤军、联邦德国赤军旅等暴力组织，致使恐怖分子在南亚、 中东和欧洲等地区大开杀戒，犯下严重反人类罪行。日本赤军和联邦德国赤军旅的罪犯已被所在国绳之以法，残活的红色高棉毛分子也被押上联合国反人类罪法庭。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政府仍在同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毛分子进行不懈斗争。
到今年6月，文革就42年了，这个历史大案该了结了。不了了之，后患无穷。贵党真要促进改革开放，就当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尊重百姓人权，摈弃暴力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尽快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宣布红卫兵为反人类暴力组织，将文革罪犯及顶风作案复辟文革的现行反人类罪犯押上法庭，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文革死者，取信于民，建立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直言强谏，恳请三思。顺致
崇高敬意
王容芬 2008年1月12日于联邦德国
附41年前的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致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王容芬女士：收信人没反应，《我虽死去》影评传开
王容芬的这封公开信已经发出半年多了，她说：“收信人没有任何反应。我的公开信里也点了袁爱俊、宋彬彬的名字，这些人也没有任何反应。除了公开信以外，我还写了几篇文章。长的一篇是评胡杰 的电影《我虽死去》。前半部是把电影的内容用文字整个再叙述一遍，后边评的一个是毛泽东的暴力，一个是刘少奇的暴力，一个是跟着共产党走向死亡。然后再说 现在的文革复辟，也都指名点姓全都点到了，在这个阵营里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但是在网上，这个影评传播开来，很多年轻人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也把它翻成德文发出来了。
我女儿25岁了，中学毕业的时候要做一个项目，她做的是纳粹的项目，主要是集中营里的对犹太人的迫害。做得很细，为这个还得了奖。她中文基本上是半文盲，看不懂，我写的德文的她看后哭了。我这孩子很硬的一个人，多疼多难的事，从来没掉过眼泪。看了这个，她哭了。她说‘太惨了，太残酷了！’尤其看到卞仲耘被扔到垃圾车上，大小便从肠子肚子里流出来的时候，就不敢相信人间还有这么残酷的。”
王容芬女士：一位美国专管凶杀案朋友要追到底
王容芬感叹：“就是这样一个案子42年了，就破不了，抓不到凶手？
有一位美国朋友，是佛罗里达州的检察官，他就纳了闷了，怎么就不能破这个案？他说他要追到底，10月份要去中国，王晶垚先生也答应接待他了。他有个博客，追得细极了。到忌日的时候他总要给卞仲耘像上香一样，把照片贴出来，然后写一篇祭文，很感人。这个人是专门管凶杀案的。”
王容芬女士：这事不说，我们都在这世界上白活了
王容芬表示：“今天我气愤的就是当年纳粹德国战后很快就解决了，一提起纳粹来，那真不是过街老鼠，是阴沟里的老鼠，自己都不敢露面了。那么在我们中国，那些红卫兵堂堂正正的当着政治局委员，小点的也是这次校庆里的什么荣誉校友榜上的…中国就没人了？
我很高兴在网上很多网友，包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已经看不下去了，很多人在为卞仲耘鸣不平，不平则鸣嘛！这事世界上没有过，人类历史上没有这么缺德、这么残酷的。所以，这事不说，我们都在这世界上白活了！”
王友琴博士：深深支持王晶垚先生站出来抗议，他是为所有受难者说话
文革中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现在美国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看到王晶垚和王容芬发表的两封公开信，她说：“我深深支持王晶尧先生站出来抗议。我也想指 出，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卞仲耘一个人，他是在为1966年8月红卫兵杀戮的所有受难者说话；他也不是只为他自己发声，他是88岁的老人了，他在为年轻的几代人着想，要他们不再落入1966年的惨剧。
我特别赞成王容芬信中说的，要审判文革的‘反人类罪’。如此众多的老师，还有大批和平居民被杀害了。这样重大的恶性的罪行如果不审判，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都会造成很大的灾害。”
王友琴博士：我建议，请袁爱俊校长体验一下卞仲耘校长亲历情景
我也认为，记录真相，判明罪责，这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也应通过这个事情，对年轻一代进行教育，特别是女附中，现在的实验中学是北京一个最有声望的中学。我有个建议，应该来进行一个文革教育，用不着指责某个人或某件事，只是我们…也让学生们想像一下当时得情景，让他们也试试拿起铜头皮带或者棍棒，看看他们是不是想要打或打死眼前的老师和校长；我也建议袁爱俊校长到卞仲耘校长最后被打死的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躺上三分钟，体验一下卞仲耘校长当时亲历的情景。也许她会对去年校庆的时候，她拒绝了老教师们的劝阻，坚持要把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照片放在校庆纪念册上的行为，感到悔恨。”
海内外四百多校友捐资在校树立卞仲耘纪念雕像
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些校友发起为已故校长卞仲耘树立纪念雕像募捐。我采访了在北京的一位参加组织者，她是文革前一年毕业升入大学的校友。她说：“参与有四百多校友，差不多是十届的同学，有三、四十个班。我们觉得这件事，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所以有人一倡议，一呼百应。现在雕塑也很顺，雕塑艺术家孙教授做了个‘小样’，我们去看了三次，改了几次，卞校长的子女也都觉得不错，挺满意。学校这次也还算支持吧，计划摆放在学校的校史展览室。学校挺不容易的，因为这事外界压力挺大。”
近日，募捐者陆续收到捐款纪念卡──上方当中印有卞仲耘校长遗像，两侧条幅是“黄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绿地晨曦今朝毋忘反思”。
校友博客：8月5日──校耻日，举校同哀，以史为鉴
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友博客Old 6633上， 8月5日写有这样的话语：“42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党委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老师，被本校红卫兵残害致死，开创“文革”北京教育工作者死难的第一例。举校同哀！”
又有写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8月5日是卞仲耘老师的受难日，也是北师大女附中的校耻日。42年了，不能忘记，以后也永远不能忘记！以史为鉴，卞校长的血才没有白流！66届高三3班学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