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7日讯】(大纪元黄芩采访报导)在《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为中共辩护之事爆发之后，《德国之声》中文部，包括中文广播和中文网在内的整体对华报导内容引起了华人学者的高度关注。 在德国议会经过夏季休会期，九月中重新复会之际，八位旅德华人学者代表其个人或所属团体公开致信德国议会，要求彻底改组《德国之声》中文部。对于他们此次行为的动机、目的等，大纪元时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民阵主席费良勇。费良勇表示：如果一个西方的媒体与中共的表态一样，那么它们所起的坏作用就远远超过了共产党的媒体。
记者：费先生，您好，能否请您谈一下为什么您和其他几位在德华人学者要给德国议会和议员就《德国之声》一事写公开信，并要求彻底改组《德国之声》中文部？
费良勇：共产党不但在国内控制了一切媒体，还在海外共产党同样控制绝大部分的中文媒体，现在甚至还控制了像《德国之声》这样的海外电台，那我们当然感到震惊，所以我们必须要说话。
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德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因为它既遭受了纳粹的统治，也遭受了共产党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二战后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德国走上了民主之路，但是现在德国的国家电台《德国之声》竟然在很多方面跟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那怎么行呢？
因为作为民主国家的媒体，首先要坚持的是人权理念，德国宪法第一条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可是在中国，人的尊严是不被当一回事儿的，比如说那些犯人的尊严、老百姓的尊严、知识份子的尊严甚至是一些高级官员的尊严也都没有。奥运期间实际上是一次中国人权大倒退，很多的异议人士被隔离到别的地方，很多有了冤屈要上访的人被共产党用暴力驱赶。比如香港本来是自由港，今年四月我都可以进入香港，结果奥运之前，我们就不能进入香港了，这就说明了北京奥运造成了中国的人权大倒退。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之声》竟然帮共产党说话，所以我们要发出我们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要向德国议会、德国执政党、在野党、媒体和一些国家机构发出公开信的目的，以引起德国全社会的关注。作为德国的国家电台一定要有坚持人权、自由、民主和法制的心，一定要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不能够跟着共产党说话，不能够受共产党的欺骗。
记者：您认为德国之声的现象在国外是否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在海外共产党收买媒体的现象非常普遍，因为共产党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一党专制的统治，共产党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之下，也开始讲人权和民主，但他们都是空谈和制造假象，一方面欺骗国际舆论、一方面欺骗国内人民，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有民主法制可言。
记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得像张丹红这样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人，还会有这样的亲共言论呢？
这些都是和中共的教育和它的封锁有关，因为像张丹红那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文革、反右等运动，他们开始懂事的年代是中国经济状况较好、国门也打开的时代，出了国又得以到像《德国之声》这样的地方工作，他们的人生之路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共产党的宣传是从小控制的，每一个人从托儿所开始，就受到共产党的控制，一直是受到党文化的侵蚀。我们俗话说先入为主，一旦一个人的脑袋里先注入的某种思想以后就很难改变，除非是在特别的情况下、在重大的事件影响之下，一个人才可能彻底的反思，才可能走向反面，否则就会不知不觉地跟着共产党的教育思维去走。
张丹红在国外生活，她也感受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的生活，也接触过一些海外的民运人士，也知道他们都是为了中国好，知道共产党在搞一党专制。但是在奥运前和奥运期间她的所作所为跟她以前的报导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就值得分析。
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共产党要搞好奥运，因为它把奥运看得很重，认为这次是强化它们专制统治的很好的机会。共产党越来越腐败，现在可以说是腐败到极限了，它的民心丧失，共产党只好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一旦它有什么难时，爱国主义就起作用了。因为很多时候爱国主义是帮专制主义干坏事的，只有当一个国家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爱国主义是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在整个世界走向民主化时，爱国主义往往是专制统治者用来打压和欺压老百姓的工具。所以奥运期间中共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子，在海内外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攻势，好像中国历史上就是东亚病夫，中国历史上受欺负、受欺辱，现在要通过奥运扬眉吐气等等，把奥运作为中国的头号政治任务，全面把奥运政治化。因此共产党花了非常多的心血，不惜一切代价在海内外做了大量的工作，要来网络所有的人才。
像张丹红这样的人物自然是共产党要拉拢的重要对象。大家知道中共镇压老百姓是非常有手段的，在拉拢人时的接待方式也是高规格的。张丹红们一回到国内，包括很多德国华人、德国人也知道，到了中国所受到的款待是他们想像不出来的高规格，因此这些华人会觉得还是回到祖国很不错。中共给他们宣传爱国主义的情操，带他们去看一些好的地方，要让在西方媒体里工作的中国人为中共说好话。因此这次张丹红的言论是相当反常的，当然说到反常，只是指张丹红跟她以前的一些行事方法反常，实际上她的思想根源是受共产党教育的，她内心受到的党文化的影响一点儿也不反常。
记者：您提到中共在举办奥运会上下了很大的力气和金钱，您认为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没有？
费良勇：中共想要达到的一部分效果是达到了，一般民主国家、民运人士都希望借助北京奥运会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都希望向汉城奥运会那样来推进民主化。但是我们看到有许多民主国家为了能够占领中国市场，所以不可能联合起来向中共施压。另一点中国的民众受到共产党得控制要比南韩受到军人的控制要强烈的多，中国的民间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力量没有当年南韩的老百姓那样来的强烈。因此外界希望通过奥运来使中国改善人权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而共产党利用奥运来达到强化它的专制统治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达到了。
当然奥运之后很多问题又重新浮出表面，特别是奥运期间老百姓就感觉到奥运会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当时国内的环境简直就是完全干扰了人民的生活，比如建立那些奥运设施是也是对人民生活的干扰，奥运耗费巨大，浪费了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共花费了巨款和国土的代价，来换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到北京观看奥运，这一切都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有的看是感觉到了，有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随着奥运的结束，很多问题逐步暴露了出来，像毒奶粉事件，老百姓在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之后，也能够明白过来，因此中共也不能够完全达到它们的目的。
记者：这次张丹红事件是德国的媒体和政界最开始揭露出来的，那么您认为它们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这么重视？
费良勇；这次奥运之前发生了西藏流血事件、四川大地震和一些其它事件，西方某些个人在报导中出现了一些口误，那么中共的媒体就大量的攻击整个西方媒体，煽动那些“愤青”、中国留学生来抗议和攻击整个西方的媒体，因此西方的媒体也面临共产党强烈的挑战，西方一些媒体在公开表示“这些个人的口误让人感到遗憾”之余，也看到了中国的“红海洋”在西方出现了。
其实是让每一有头脑的人来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共产党的媒体天天都在造谣，天天都在说谎，那些“愤青”为什么不去抗议呢？天天共产党都在镇压老百姓，那些留学生为什么又不去抗议呢？这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在操作。因此一些西方的政界和媒体就会注意到，那些在西方媒体里的中国人是怎样为共产党工作的，他们在西方是受到共产党怎么样的控制，当然他们就会发现怎么在《德国之声》的工作人员怎么也会和中共的声音一样，也会帮共产党专制说好话，所以有人在看到这些消息，在通过他们的分析之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了。
其实张丹红事件只是中共对西方媒体操纵和控制的一个缩影。如果一个西方的媒体与中共的表态一样，那么它们所起的坏作用就远远超过了共产党的媒体。这也是我们这次公开致信德国议会——要求彻底改组《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目的所在，不能让他们再荼毒中国人民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