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们 活脱脱“红孩儿”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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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30日讯】在张晓风女士编的《小说教室》里,收录了舒畅先生的短篇小说〈传说〉。小说本来就是虚构的,“传说”就更加渺茫了。但读后却有一种真实感、现实感。

这篇小说是写一个马戏团,其中有四类人物,据我的解读:1,“班主”很像毛泽东,他把中国弄成一个动物王国;2, “主角”是由“人”被改制成“大狗熊”的受害者,是“伙计”的代表;3, “两个大汉”或说“哼哈二将”,他们好像行使着宣传部和公安局的职能;4,红孩儿—-其中这一形象,表现出当前中国这个典型环境中某类文人(如郭沫若之流)的典型性格。北冥说得好:“并非只有余秋雨、王兆山这样的人主动献媚,他们只是这个群体的代表,在他们的身后跟着一大群屑小之徒,一有机会,就像婊子那样奉献自己的热情。”(〈余秋雨、王兆山之灾比地震更可怕〉)正是这样的,“红孩儿”作为文学典型,就成为郭沫若、余秋雨、王兆山“这个群体”的共名。很多文章都作了具体研究,在此基础上,我来作一归类研究。

小说中的“主角”,沦落进马戏团中,经过惨无人道的改制过程,就像知识份子经过洗脑“从人到猿”那样,他从人改制成了一只大狗熊。“由于披上那层厚熊皮,满身的关节觉得发了僵,仿佛穿了一套过于窄小的紧身衣裤,处处弄得捆绑得束手缚脚了。他好几趟想恢复往常那样站直起来,可是刚一直腰伸腿,腿弯、胯裆、腰眼、脊骨。。。。。。一连串绞筋的扯痛,还没有直身到半路上,又跌坐下来了。”他经历了忿怒、咆哮、拚死挣扎,以至无奈、颓丧。。。。。。无法想像的惨痛历程。他看到周围笼子里的大马猴等等,都是失去人形,经过严酷的鞭棍调教后、变得非常温驯,已经不带链索了。

主角还看到,身旁不远的笼边,拴了一只木制的食槽,还剩了些残杂饭粒。“他想,在这之前,这里面关的也该是人了,说不定这身熊皮就是从他身上刮下来的,假使这皮不活刮下来,等那层热血一枯冷,就用不上了。那么,那人呢?他想到前面那人刮皮而死的惨景,禁不住周身一麻,打出了一串冷噤。”这时他看到一个“小孩”来了。

一, 红孩儿是小丑,是马戏团的小丑。

红孩儿少说也有30出头了,身子却不到3尺,蓄了三根朝天辫子,搽了粉的脸上涂了个红鼻子,穿着宽身的红裤绿褂,一副娃娃脸的打扮,露出古怪扭曲的笑容。这和余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时,露出古怪扭曲的哭容,相映成趣。

可恶的人也有可怜的一面,他也是受害者。当他还是幼童时被拐来,装在坛缸里饲养,只露着一个头在外面,这样被控制在坛里活着,只能横生,不能竖长。等到长成了年,定了型,变不了了,再打碎坛缸,让他出来见世面。现在,海内外的红卫兵一类的愤青,他们也是这类受害者,是在党文化的坛缸里长大、定型了的。

他对主角说:“。。。。。。嘻嘻,你用那眼神瞄我一下,是不是嫌我这副长相?除了我不当伙计外,我还给班主发号司令呢,班子里少不了我,你们也不能没有我;朝后你就会知道的,嘻嘻嘻嘻。。。。。。对了,我的名字叫红孩儿。”

二, 红孩儿是奴才,是当红的奴才而不是乏走狗。

你从两个大汉的话语里就可得知主角在鞭棍抽打下挣扎的惨状了。

“活计,别说你;真的豺狼虎豹,在我哥俩手里也得服服贴贴。”

“活计,还有什么绝招,使出来吧。”

“乖乖给老子起来炼功夫,少耍赖!”

主角瘫趴在那里,身上的皮肉跟熊皮刚结成了一层疤,原先那针刺的灸痛就快要平息,紧接着挨了这顿毒打,感到揭疤撕皮的裂痛。

红孩儿红脸、黑脸都会唱,帮闲、帮忙、帮凶都在行,所以奴才当得很红火。这时,红孩儿来“含泪劝告”:“活计,班主让我转话给你,别跟自己过不去,要随遇而安的想开点,像你这样下场的又不是你一个。。。。。。”

“小子,你他妈的这般哭丧嚎葬的叫,我红孩儿知道,你是为了变成牲畜,丢了你做人的颜面。其实,你想通了的话,就不会这般死心眼。你想想戏台上的事,要是都想唱皇帝老子那一角,就没一出戏好唱的了。马戏团跟戏班可是一回事,还有那边一些,以及每座笼里的活计,都是各唱各的角色,各守各的本分。至于班主也一样,他也尽他的本分。”

红孩儿不是,也不可能是替主角想方设法让他回到人的世界,而是站在班主立场劝他安于当一辈子野兽,反正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好在还没有骗他说,这生受苦,下生要转菩萨,像余秋雨编造谎言欺骗丧子的父母那样:“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就算真的这是佛学大师所言(?);你余秋雨用连你自己都不信的—-往生学生会保佑中国的鬼话来哄骗丧子的家长,于心何忍?何其冷血!何其无耻!为了献媚主子竟能如此伤天害理、亏良心!

有许多人把他和郭沫若相比,我认为应划归一类,但从性质的恶劣、能量的巨大、恶果的严重、以及人格的卑鄙上,他不及郭,可算小巫耳!不是骂人,而是科学的定性:从家庭到社会,郭就不能算是人。

1948年他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想把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作家,一棍子打死:“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对他们“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反胡风时,他主张对胡风及 “ 胡风分子 ” 们处以死刑!反右时,不仅发表许多血口喷人的檄文,而且声嘶力竭地反对温情主义。特别是在文革中,把无耻文人的嘴脸暴露无遗。举其荦荦大端: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发表: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1976年6月号《诗刊》发表: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

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

“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

这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永远是当红的奴才,经久不“乏”,直到邓小平为他致的悼词上还是写道:

“郭沫若同志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他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在革命实践中立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份子学习的榜样。”

走郭沫若的路,这就是中共要求于知识份子的。有目共睹,小巫们走的正是大巫的路,文革之中、之后的表现,如出一辙,这已无需赘述了。

三, 红孩儿护主心切,理“直”气壮地要求被害(甚至至死)的人要顾全”大局”。

什么是“大局”呢?班主就是大局,党政就是大局。

红孩儿说:“假如你认为做狗熊是羞辱,那也错了。你藏在熊皮里面,除了班子里,没人知道你的面孔。至于我们,包括班主在内,面孔是挂在外面的,为了讨好看热闹的观众,就得低声下气陪笑脸,扮起小丑来逗乐他门;我们可无处躲身藏脸,就得硬碰硬的受那羞辱。那是为了撑住这班子不要散掉,大伙儿才能活下去。”“你如果嫌狗熊这名字不中听,那就另取一个好了,回头我向班主禀告一声,让大伙儿喊你楚霸王。你是晓得的,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你总该心满意足了吧。”“楚霸王,明天就开市。为了讨吉利,你又是头一遭出场子,班主特别地叫我来交代几句话,除了嘱咐你格外要小心,不能失手砸场子,场子一砸,朝后班子在江湖上就不好混了,大伙就得饿肚子。”

余秋雨说:“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他自知理亏:“劝告非常艰难,因为被劝告的对象刚刚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他们的很多权利还没有获得,他们的情感行为非常值得同情,这就会使劝告者显得不仁不义”。顺理成章.接下去就应该说:“所以要劝政府不要敷衍了事,要从速加以处理。”不,他反其道而行之。一骂国外:“国外的反华力量拿他们说事,很不道德。”二骂丧子者横生枝节、不识大体、顾大局:“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既然如此,你若要当忠实的奴才就该劝你的党政主子千万不要“做错一点什么”才对,怎么反而劝起受害者呢?

“该文很自然地将自己摆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以你们我们划线,形成以下文章逻辑:‘你们’即请愿家长,而‘我们’便是政府,是救援者,是‘你们’的恩人,‘我们’都在救援‘你们’,‘我们’没有做错一点什么,而‘你们’却在横生枝节,苛责‘我们’这些恩人,从而影响‘我们’营造的救援之动人的气氛?这正是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天天等着的。余秋雨竟然如此将伺候主子的奴才与主子划了等号,将民众排除在外,成了‘我们’的对立面‘你们’。所以他要以‘我们’的名义,对‘你们’横生枝节的‘请愿’进行了‘含泪’的讨伐。‘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而责任就在‘你们’。如此颠倒黑白的文章,殷勤主动的迎合权力所需,不已奴气十足,媚骨昭然了吗?由此看来,余秋雨是不辱‘文化太监’这个称谓的使命的。”( 胡胜华:〈脱余秋雨的裤子〉)

在这一点上,余秋雨是劝死了孩子的“别人”要为“国家好”;郭沫若却是以身作则,自己为“国家好”。

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于立群让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向周恩来求救。他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这就让我评价失据了:郭沫若和余秋雨,哪个奴才更够份儿呢?

四, 红孩儿有人形,没人性,是一个冷血动物。

“不管如何,主角想:他保留了人的种种,以及人的自由自在,何以不去向世人告发,揭穿马戏班伤天害理的事呢?定是还有别的牵制了他,也许受了贿赂妥协了,而且成了他们的帮凶。”同样,这个问题及其判断,也可用在郭、余之流身上。

主角处心积虑要逃出马戏团,这是所有活计必有的想法。红孩儿说:“班主千万告诫的,别想作出异想天开的傻事,会轻者伤身重者丢命的。上一趟在刘家集,演完了大伙忙着收场子,赵子龙借着人没在意,咬断绳索撞开笼门,冲出人围向外亡命逃跑。你猜怎么个后果?他没跑出半里地,给李天王赶上去,一枪撂倒在田沟里了。还有李元霸(大马猴),只废了那条腿,也算他走运的。马戏团打死发了野的畜牲,谁又来过问呢?死了,也就白死了。。。。。。历代传下来,你说,有哪事没经历过。可是,什么时候听说有牲口逃走过的?”看来,班主像是熟读过24史的。

在中国这个动物王国里,许多人偷听敌台,越境逃跑。。。。。。我们的“右”友沈元,北大才子,青年历史学权威。他受不了残酷的迫害,起意逃跑,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给枪杀了。

主角不死心,一次,在沙滩演出,用指头在地上写出:“我是—-”观众惊呼:“邪门,狗熊会写字啦!”“人”字没来得及写,脑后鞭子赶到,缠住脖子拖到一旁了。红孩儿的最大特点是会为主子打圆场,他用脚抹掉了字,朝观众拱手说:“向各位告罪。楚霸王这套功夫还没学周全,见不得人;他是急着丑表功,扰乱了场子,得罪,得罪!”哼哈二将已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昏过了。当后来在笼子里醒来时,红孩儿又说:“别说那几个字,就算写张告白,也只能说是一头会写字的畜牲而已。别说逃,就是放你出去,进不了镇上,半路上他们就用枪打死你了,世人只说打死一头从班子里出来的狗熊。你如说不上镇往荒山野谷里逃,那里有的是猎枪在等你。。。。。。”除了当畜牲,别无出路。即便有人形的红孩儿,也是丧失人性,甘愿当一辈子畜牲,并帮着主子消灭别人想当人的愿望。

至于说到余秋雨,他是个利用他人的痛苦向权力邀功请赏的御用文人;你就看看网友的评论吧:

想想余秋雨这么大了还让别人骂他狗杂种真是活该!想来这人再有学问也是个畜生!

发布者 搜狐网友 (未验证) (http://blog.sohu.com)

2008-06-20 11:08

回复

张伟国认为,余秋雨的说法不仅是偷梁换柱、极其荒谬,而且可以说是毫无人性的。(bbc)

余文一出,立刻在网络上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抨击和愤怒,网友纷纷发文批评其人其文,其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冷血”,由此可见,公道自在人心!(万里:〈面对公民问责 ,中共何去何从 ? ——兼批余秋雨冷血言论〉) 

“红孩儿”这个名字很耐人寻味,既有与红卫兵一样的“红”字,又不像“卫兵”那样张牙舞爪、森人嗒嗒,相反,更具有“孩儿”般的活泼可爱;此名不错,对于这类人正是实至名归,就管这类人统统都叫做“红孩儿”吧!◇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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