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成员就比较复杂，很多都是从外语学院毕业的“正规军”，当然也有不少像我这样半路出家的“土八路”。专家组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偶有一两位女性，则必定在翻译组。翻译普遍都比较年轻，大多是20多岁的年龄。翻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中国专家笔译坦赞铁路的每周报告，每月报告和年度报告，同时为当地官员笔译中国专家的工作报告和建议书，以及他们交谈时 的口译工作。
翻译组的直接领导叫做“首席翻译”，简称“首翻”，也叫“手翻”，意思是在用手翻看着报告的同时，嘴里已经翻译出来了，总之是牛的很。手翻的主要职责是同声翻译每天由中国专家和当地官员出席的工作会议，也叫“交班会”，再就是审查我们的各种笔译报告。手翻还有一项引以为傲的待遇就是可以在下班后带着大墨镜，帮专家组长拎着公事包，坐在组长的豪华专车的前排，中国司机的旁边（首长一般坐后边），在我们一帮小萝萝的崇拜的目光注视下，绝尘而去，而 我们则在后边继续等着来接我们的那辆经常闹罢工的尼桑考斯特面包车。
我比较幸运，碰上了一位好手翻，为人仗义豪爽，后来就成了铁哥们。他除了在业务上给了我很大帮助外，还经常在下班后辅导我们几个小兄弟们喝啤酒。他94年先回国，这么多年来我们俩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太太后来查出了癌症，前年去世，大家都悲痛不已。为给太太治病，他基本上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也可能还欠了不少钱。我曾经提出资助他一笔钱，被他严辞拒绝。
我虽然在出国前已经接受了坦赞铁路知识的系统培训，而且把铁路的专用辞汇也背了个滚瓜烂熟，可是一开始工作，立马还是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刚到坦桑的第二天，坦赞铁路官员俱乐部的主任跑来找我们的厨师。厨师出国前在北京到莫斯科列车的餐车上工作，前前后后来坦桑工作过很多年。（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们俩又在尼日利亚一起工作了两年。）厨师听不懂英语，同时也可能想试探一下我这个新来的小翻译到底水准如何，就把俱乐部主任带到了我的房间。天哪，除了听懂一句主任赞扬我们的厨师的菜做得好吃以外，我竟然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看着他老人家的黑嘴白牙在上下翻飞，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主任说了半天，看我傻愣在那里完全没有反应，就不再往下说了，他看着我们的厨师，意思是说这位小兄弟是不是从中国来的一个冒牌货，压根就不会说英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我旁边住的一 位翻译老大姐过来给我解危。大姐流利地三言两语把主任和厨师打发走后，看着我通红的脸，善意地安慰我说，非洲人口音奇特，每个翻译来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不用着急啊，慢慢来吧。
第二天，刚上班，我们领导就派我陪同线路专家和桥梁专家到沿线考察，同行的还有一位当地的铁路官员，也是在中国留过学的，中国话说的极其遛。在开技术碰头 会的时候，两位中国专家可能也对我的英语水准有所耳闻了，所以语重心长地用中文对那位当地官员说，我们小高呢刚从国内来，英语水准是没得说，但是他现在正 在倒时差，睡眠不足，头脑不是很清醒，所以今天的碰头会是不是就先用中文？如果你有不理解的地方，再让我们小高给你解释，好不好啊？官员不知就里，忙点头 同意。各位想像一下当时的情景吧，一面是中坦两国专家和官员在热烈地进行技术讨论，旁边坐着一个一言不发的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的翻译。此情此景，我相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古人云：“君子知耻而后勇”，我虽然称不上是君子，但还是知道羞耻的。从此我就开始了我的长达半年左右的“雪耻行动”，每天几十次地忘返于手翻和我的办公室之间，请教各种业务问题。手翻看我孺子可教，大为欣慰，在夸奖我前途不可限量的同时，乘机笑眯眯地把其他翻译不愿意翻的东西交给我来作。我心知肚明，也不计较，同样笑眯眯地向领导表示保证完成任务，同时把我一点也不强壮的胸脯拍的震天响。
半年以后，手翻出差，组长点名让我上交班会做口译。对方官员一看换了人，知道是中国专家组在练兵，也不为难我，不但放慢语速，还适时地抛出了几个很容易翻译的小幽默，使得那天交班会的气氛是欢快而热烈。出了会议室，首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慈祥地笑了笑。我一时激动的快要热泪盈眶，恨不得马上给远在国内的老婆写信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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