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白宫书记”张治安的人命血债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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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4日讯】关于发生在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的“白宫”命案,相关媒体已经进行了广泛而充分的报导,网络中还为包括该案在内的一系列所谓“自杀”案件发明了一个专门术语,叫做“被自杀”。鲜为人知的是,阜阳“白宫”案另有案中之案:除了举报人李国福“被自杀”之外,李国福的亲密下属吴邦林和他卧病在床的妻子,同样是在“白宫书记”张治安一手操纵下“被自杀”的。除此之外,因受此案影响而含恨辞世的,还有李国福的亲家张超海。

张超海的生前申诉

关于“白宫书记”张治安,早在2008年7月9日笔者第一次到阜阳调查期间,就有维权人士通过手机短信揭发说:“据知情人介绍,张治安曾把颖泉区的两个原国营企业阜阳完疑食品厂和阜阳饭店低价转让给他的哥们严涛,假借企业改制的名义把国有资产流失给他们造成至少两千万损失。这两个企业都位于市区黄金地段。也就是天桥西南角的闹市。这个严经理兼公务员的把这儿改造成了绿色步行商业街。每年张治安从这里得红利四百万元。现在这个严经理又被委任为区经委要职,正忙着为张治安做上面的工作呢。他怕张交待出他们的事儿。八年来张从这儿至少获得好处三千万。怎么也要想法把此事捅破,让上级办案人知道此情况,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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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7月19日上午,笔者第二次到阜阳进行调查采访,另有维权人士通过手机短信爆料说:“您好,今天上午我不能陪你去采访。你可乘四路公交到生态园后往回走,到工业园商贸城再往回走,十字路口东南北的正在开发的中泰名城泉水湾花园。依泉雅园有三处拆迁后的房地产开发区。这里有的有张治安的股份,有一处是他的情人开发的。再向东走法院对面拆迁的是酿造厂,是被低价卖掉的。再往东到阜阳四中院内,有一超市女老板二十多岁很漂亮,便是张的二奶。还给他生了孩子呢。不妨看看。辛苦啊。”

当天晚上,笔者结束在安徽阜阳的自费调查,与前往北京看病的癌症患者张超海和他的长子、阜阳市第十中学教师张俊源乘坐的是同一列火车。张超海老人在火车上忍着病痛,给笔者讲述了小儿子张俊豪所遭受的冤情。

7月22日,笔者根据老人的口述整理出一份申诉材料《救救阜阳“白宫”案受害人张俊豪》,并且把该材料转交给两大媒体的内参记者。一个多月过去,两大媒体没有任何反馈信息,倒是笔者写作的另一篇文章《“白宫书记”的三条命债》,经过删改后被《改革内参》所刊登。

8月14日,笔者收到张俊源的手机短信:“您好张老师。我弟弟的案子两位律师发挥得淋漓尽致、铿锵有力,庭下庭上都称好。但审判长最后宣布说案件重大复杂,待审判委员会讨论后择日宣判。看来市里领导幕后遥控。控方当场否决了窝藏罪。二位律师当晚返京。”

9月4日早晨打开手机,意外看到张俊源发来的噩耗,才知道已经被官方拘押的张治安,又添加了一条新命债:“您好张老师。……我很悲哀我的爸爸于今天凌晨抢救无效病故。我弟虽经百般争取取保了,但是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我太难过了。谢谢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张俊豪虽然得到保释,他的善良父亲却依然抱恨而去。笔者从这一人间悲剧中再次感受到大陆中国的人命脆弱和人权缺失。作为一介书生,笔者没有别的作为,只好把张超海老人口述的申诉材料《救救阜阳“白宫”案受害人张俊豪》抄录于此,算是对于老人在天之灵的一种祭奠和告慰:

申诉人张超海,男,68岁,癌症患者,阜阳“白宫”案受害人张俊豪的父亲,家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插花镇曾桥村。

我儿张俊豪,男,30岁,中共党员,被捕前系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共青团书记,政治立场坚定,工作积极热情,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待人诚恳,深受当地父老乡亲和同事领导的喜欢,多次被评为省、市、区优秀党员和优秀共青团干部。

2007 年7月26日,因为躲避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的追捕而远走他乡的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返回家中处理家庭事务。对于岳父李国福的秘密举报以及张治安的秘密追捕并不知情的张俊豪,在开车陪同岳母袁爱平接送李国福途中,遭到张治安指使的区纪委和区检察院人员的拦截。李国福被当场带走,袁爱平、张俊豪被带到一家宾馆隔离审查。34天后的2007年9月29日,袁爱平被释放,张俊豪的家属得到的却是一纸拘留通知书。

10月12日,张俊豪与岳父李家福于同一天被颍泉区检察院批捕。让家人不解的是,拘留证上的办案人名字被涂掉,逮捕证上居然没有公安局长的签名。

2008年1月5日,案件移交区法院。同年3月5日,颍泉区法院一审开庭,检察院在李国福案还没有定性的情况下,就以贪污罪、帮助毁灭证据罪、窝赃罪对张俊豪提起公诉。

3 月12日下午,张治安指使伍明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张筱琳带领镇领导班子成员找李国福的儿女谈判,以不追究李国福和张俊豪的法律责任为条件,命令李家子女不得向上级反映此事。3月13日,“白宫”举报人李国福突然死亡,张治安等人变脸反悔,指使张筱琳三番五次找到李国福的儿子李登辉和我的长子张俊源,以保留张俊豪的工作判处缓刑为条件,让家人通过律师劝说张俊豪认罪。

一审开庭后第45天的4月18日,颖泉区法院院长杜魁、审判长王亚莉通知律师和我的长子张俊源到法院进行所谓“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谈判”,依然劝说张俊豪认罪。见我们家人不愿屈服,他们违背法律程序延期审理,于5月6日下发撤销指控张俊豪犯帮助毁灭证据罪的裁定书。该裁定书的落款日期已经过了上诉期限的4月21日。

5月9日,颖泉区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张俊豪案,在律师还没有依法进行辩护、当事人张俊豪也没有当庭陈述和签名认可的情况下,审判长王亚莉竟然当庭宣读判决书:张俊豪犯贪污罪判一年零六个月,犯窝藏罪叛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一年零六个月。

张俊豪听到判决书后大喊“冤枉,我要上诉!”代理律师随后向一审法院递交上诉书,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二审程序还没启动。主审法官显然是在故意推诿,并且要依据张治安的政治命运来安排张俊豪的命运。

在此期间,远在北京的吴革、王振宇、李娟律师,专门来到阜阳为张俊豪提供法律援助,他们通过阅卷和会见被告人,一致认为该案明显属于“白宫”主人、颖泉区委书记张治安执法犯法、打击报复,无论是案件来源、取证、侦察,还是起诉、审判包括二审期限,都明显存在违法事实!几位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上述意见,认为张俊豪完全无罪。

2007年7月26日张俊豪被抓的那天深夜,十几名执法人员大喊大叫着冲进我家进行搜查,致使我的老伴遭受惊吓因心脏病和精神病住院治疗,一个多月的时间体重锐减20多斤。我自己觉得儿子冤枉委屈,一再托人找张治安和他的父亲张家顺求情告饶,没有想到他们心狠手辣不肯松口。去年冬天,我经常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阜阳市看守所守候儿子,伤心绝望中饭不香、觉不沉,只能够闷头抽烟。2008年新年刚过,我因吃饭有噎感到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患上了食管癌,三月底在安徽省肿瘤医院做了手术也没见好转。

张俊豪因为开车接送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福而遭受株连,被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及其手下违法关押近一年之久。李国福不明不白死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已经四个多月,与李国福关系密切的原伍明镇教育办公室主任吴邦林,先是卧病在床的妻子惨遭杀害,接着又是他自己的死于非命。张治安与他的亲信、颍泉区检察长汪成,已经于 2008年6月5日被上级派来的调查组带走,但是由张治安一手制造的致人死命冤的假错案却无人问津。

我儿张俊豪的冤案,对于国家不算大事,对于家庭却好比是一场汶川大地震!作为一名癌症病人,我强烈要求上级权力部门认真对待张俊豪的不白之冤,本着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既定政策,尽快查清冤案,还我儿以清白,还社会以正义,还法律以尊严;同时也让身患重症的我和老伴,能够早日见到自己遵纪守法的优秀儿子。

吴红雷的申诉材料

在此之前的2008年8月2日,张俊源通过电子邮件给笔者发来另一受害人家属的申诉材料,其中写道:“我叫吴红雷,是阜阳第五人民医院的医生。我爸爸吴邦林生前系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中心校(原教办室主任)校长。我妈妈是一农村妇女,他们恩爱30年,是他们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并培养教育我。2006年,我从安徽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阜阳第五人民医院工作,我女朋友也在本院实习,一家人其乐融融。可就是自李国福举报了白宫主人张治安之后,厄运就降临在我们家。”

据吴红雷介绍,2007年8月20号前后,吴邦林接到颍泉区检察院打来的电话,让他去走一趟。“我爸在那儿被关了3天3夜,回来后他像变了个人一样,本来开朗活泼的他不知怎地变得低头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紧接着听说镇里的好多干部也都被传唤,不几天李国福被捕,就在没几天的8月29日,区里一纸调令奇迹般把我爸调到离家10多公里外的苏集镇中心校。后了解到整个区教育部门就此一个调动,之后区教育局局长王庭琼大小会上批评我爸,后用短信熊他。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我爸犯)精神病时总(是)不停地看手机。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这个在教育部门工作几十年的教师精神崩溃了,他于是给教育局写了请求退休的报告。他们不但不批准还说我爸精神病,让我们家人看好他,哪里也不(让)他去!2007年12月19日,我爸偷偷摸摸跑到泉河大坝上自杀,身上揣着94片安定片和一把剪刀,后被及时找到才没死成。我问他为什么想不开,他说压力大,你别管我!”

“白宫”举报人李国福被颍泉区检察院带走的时间是2007年8月26日。2008年5月7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谭翊飞在《李国福昔日部下夫妻二人蹊跷死亡》一文中报导说:李国福的子女中,小儿子李元浩、三女儿李丽芳、大儿媳李平及四女婿靳峰均在伍明镇的教育系统工作。在李国福任伍明镇委书记期间,原教办室主任、伍明镇中心校校长吴邦林一直是镇里的红人。2007年8月29日,也就是李国福被抓的第三天,吴邦林的工作20多年来第一次调动——他被调往颍泉区最偏远的苏集镇中心学校任校长,原苏集镇中心学校校长郑国彦接替他的伍明镇中心学校校长一职。吴邦林的儿子吴红雷曾经专门与父亲交谈过,得到的回答是:“有好多事情,说出来你们也不知道,也不能对你说。”

在极其烦躁的日子里,吴邦林一直在回忆自己过去的开支,小到1元2元,他把过去的账目复印到家里,有不少单据上同时签有李国福和他的名字。对李国福的指控书中涉案人员达40多人,涉及李国福任书记时的大部分伍明镇官员,却没有吴邦林的名字。但是,没有遭受指控的吴邦林,却偏偏与李国福一样“被自杀”;他的长期卧病在床的妻子,更是先他一步惨死家中。

吴邦林的妻子死于2008年1月2日。据吴红雷回忆:“我把他(吴邦林)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2008年元旦那天,他出院回家过年。因我值夜班没回家,第二天上午噩耗传来,我母亲在家中被害,人躺在堂屋地上,上衣被撩起,嘴角上有血,不远处有一公分长的断指,等我赶到家现场已被收拾,警察正在现场勘查,我爸去向不明。警方推断说是我爸掐死我妈。我当时就气昏过去了。30多年的恩爱夫妻可能会杀害自己的结发妻子么?我们在悲痛之时也没多想,只想让母亲安葬安息。谁知第二天颍泉区公安局来了几十人,强行把我妈的尸体拉走送往市殡仪馆。当天我院的领导、区卫生局的、区教育局的都找我,(他们)不是慰问而是‘谈话’,他们一致告诉我:‘你妈的死因公安局已下结论是你爸掐死的,你爸现在畏罪潜逃!好好配合组织把你妈尽快安葬火化,好好工作,别到处乱动,现在找工作不容易啊!第二天,我不敢不在火化同意书上签字。妈妈就这样背着被自己丈夫害死的名誉含恨带冤而去呀!”

母亲的惨死与父亲的遭受诬陷,给并不勇敢的吴红雷造成持久的精神创伤:“之后我回到工作单位继续上班,我的同事都骂我无能,说我胆小如鼠,他们哪里知道我承受的政治压力,哪里知道我内心世界的矛盾痛苦啊!我只有夹着尾巴,苟且偷生,我也曾找到区公安局、教育局、镇政府的领导,要求他们帮忙寻找或通缉我爸,我想弄明白真相,但没人理睬我。我就托亲戚朋友帮我找寻我爸的下落,还是没音信。2008年的新年,大雪地里我陪我妈的坟墓度过了除夕,我用寒冷寂寞惩罚着自己,我成了一个孤儿,我在坟墓前听着别人家的鞭爆声和新年的钟声对妈妈哭诉了一夜,我悔恨自己无能和软弱,我甚至于也想一死了之!是我女朋友的一个祝福短信救了我,他说你还不知你爸的下落,真相还不清楚,咱们要相信党和政府呀!”

“被自杀”的吴邦林

据吴红雷介绍,他的父亲吴邦林,几乎是与李国福同时“被自杀”的:“2008年3月13日,当白宫举报人原伍明镇党委书记李国福(我爸的好友和领导)在狱中死亡的消息传来时,我家乡人都震惊了,他怎么会死了?哪知第二天也就是3月14日上午,我在上班,家里亲戚打来电话说我爸找到了,我赶忙问在哪里?他说在咱们镇中心街旁的河里,我傻啦!半天才醒过来,赶忙打车往家跑去,等到镇头上就远远看到现场围了很多人,旁边还停放几辆警车,他们已把尸体打捞上来,在地上用苇席裹住,不让我上前看。几个警察控制了我,我未能亲眼看自己爸爸一眼,更不知道他是否有断指的痕迹。接着警察越来越多,最后60多名警察用车把我爸强行拉走,我哭得死去活来,不醒人事!随后在亲友的陪同下,我找到区公安局。他们说案件已很清楚,你爸1月2日凌晨将你妈掐死,你妈挣扎时咬掉了你爸的手指,然后你爸畏罪投河自尽。这就是他们的结论。我要求看爸爸一眼,他们不让,说要解剖检验。哪知当天晚上他们故伎重演,还是那么些领导又像对我妈死那样,强行让明日凌晨6点多火化我爸的尸体。我死活不愿意,他们强行硬来,我差点死掉。镇里和教育局的领导说,你爸这是政治案件,他杀了你妈,是罪人!由不得你了,听话,政府会照顾你的。现在北京在开‘两会’,别乱来,小心你的工作。之后火化了爸爸,几个部门都派人看着我的行动,区教育局又平白无故给我送来5万元钱。我莫名其妙,就是经常把送来的钱买来冥币在我父母坟前烧掉。后来镇里一体育教师对我说,2008年1月4日上午,在市千百意购物中心门口曾见过我爸爸。区公安局的结论是我爸2日杀死我妈后就投河自尽啦!”

父亲吴邦林的“被自杀”,留给吴红雷的不只是精神创伤,同时还有一连串的疑难追问:“我曾亲自到河边用竹竿探测水的深度不足1米,而且是事发后大雨过后。我爸是个教书的,一辈子爱干净,不可能死在这个臭水河里的。亲朋好友都这么说!再说一个人的死尸哪能在河里停留75天呢?而且是在熙熙攘攘的闹市旁边!咋那么巧的是白宫举报人李国福死后第二天,我爸的尸体被发现了?时至今日四个多月过去了,警方也没给我看我爸妈的死亡鉴定结论,爸爸妈妈死得好冤啊!苍天啊!大地啊!我爸爸妈妈咋死的啊?!”

吴红雷在他的申诉信中,专门提到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谭翊飞的调查采访,却出于内心深处的恐惧,有意隐去了谭翊飞的真实姓名:“后来记者来阜阳采访白宫事件,南方某报记者偷偷采访我,他看了我爸的手记,惊呆了。哪知被监视我的人发现,还是那么些领导又威胁我,警告我不要乱来,不要步李国福的后尘!那位记者去哪个部门采访都被回绝,区市公安机关都不接受他对我爸吴邦林死亡原因和结论的采访。该记者还几次更换住处才安全离开阜阳。可怕呀!从此以后,我成了监控的重点对象。我只有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我成了亲朋好友眼中的不孝之子。”

谭翊飞在发表《李国福昔日部下夫妻二人蹊跷死亡》一文时,并没有使用真实姓名,而是化名“林海”。他在文章中介绍说:“3月14日,吴邦林的尸体在伍明镇中心的一条水深不足2米的小河里被发现。离他家只有几十米远的表侄女马丽影认为,吴邦林不可能在这里跳河,‘他是一个爱干净的人,过去走到桥上都说水臭得不行。’镇上也有人认为很蹊跷,‘他失踪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找过,但没有发现尸体。’……颍泉区教育局局长王庭琼承认对吴进行过经济调查,但对调查的执行部门却含糊其辞,而对涉案金额和具体的违规事实也说不清楚,只记得‘似乎通报批评过,发文没有不清楚’。”

2008年7月19日,笔者第二次来到阜阳时,张治安已经于7月14日被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终止市人大代表资格,当地民众和官员对于张治安及张氏家族的恐惧心理也开始慢慢减退。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并不勇敢的吴红雷奋笔写下了落款时间为2008年7月25日的这份申诉材料:“在白宫事件再一次成为2008网上热点新闻的时候,白宫主人张治安终于倒下了。(他在阜阳颍泉一手遮天统治10年,从上到下都是他的亲信,包括那些一次次找我‘谈话’的镇政府、卫生局、教育局的领导)。我开始隐隐约约看到曙光,私下里我了解到我爸爸为什么遭到打击报复,正是因为他没有按照办案人员的意思‘交代’所谓李国福的问题,没有咬定给李国福‘行贿’多少万元,他成了‘不听话的人’,成了没有跟区委、区政府保持一致的出头羊,也就成了张书记的一个活靶子,也因此给我们家带来了灭顶之灾!镇里被传唤调查的干部达30多人,还有不听话的、对着干的、和李有亲戚的三个典型:老寨的村会计李国龙,为李开车的女婿张俊豪,拒不交代的拖拉机站长王某,他们都被检察院的人查出‘问题’,打入大牢,至今还关押着呢!还有些没说‘实话’的被关了几天,挨了耳光,放回来后受到镇领导的冷落。个别老实交代给李书记‘行贿’的‘积极分子’,之后几个月里陆续得到镇主要领导的重用提拔,令人羡慕!据知情人介绍说,办案人讲你们交代给李书记送了再多的钱,也绝不追究你的行贿罪,只要按区里的意思办,就是与区委保持一致,就是立功的人。我爸爸是个老实的人,不会说谎,更不会坑人,才因此遭到特殊对待。老实人吃亏啊!”

欲加其罪的官场黑恶

李国福、吴邦林以及吴邦林的妻子,都是所谓“政治”案件的牺牲品。对于这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所谓“政治”案件,最为经典的注解是南宋宰相秦桧对于岳飞冤案的点评:“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据与张治安和李国福关系密切的知情人介绍,吴邦林夫妇的真实死因,是“白宫书记”张治安怀疑吴邦林帮助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李国福,执笔撰写了举报材料。吴邦林夫妻与李国福之死,是张治安因阜阳“白宫”案而欠下的三条命债。除了上述三条命债,由于“白宫”举报案而遭受关押的受害人,还有李国福任老寨村村支书时的老会计李国龙,伍明镇的农机站站长王金寿。

据谭翊飞报导,颍泉区检察院收集整理的李国福案卷达上千页,卷宗有16 册,张治安等人“简直像犁过的地一样,把伍明镇重新翻了一遍”。其中对于李国福最早的一笔贪污指控,发生在他1995年任老寨行政村主任兼村支书期间。李国福当时从伍明镇财政所领取了修路款3万元、修桥款6万元均未入账。此后,他安排时任老寨村会计的李国龙以修路工人闫影、王献才的名义写了一张8万元的收条以冲抵账目。2007年12月初,已经外出打工十多年的李国龙,被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在浙江省东阳市抓获。半年多过去,颍泉区检察院从来没有给李国龙的家人提供过任何法律文书和法律手续。

在申诉材料的结束语中,吴红雷写道:“我坚信我爸爸一个平时连鸡都不敢杀的一介儒生,绝对不会掐死为他生儿育女、为他洗衣做饭、与他生死与共的糠糟之妻!他们的死与李国福这个举报人分不开,是受了株连而死,他们和那三位至今被关押在看守所近一年的人一样,成了‘白宫主人’手下的替罪羊!一个‘白宫’,能让三人送命,三人坐牢,多人惊恐,代价已远远超出它自身的3000多万啊!盼望青天早睁眼,快把凶手送地狱!”

另据知情人介绍,在张治安背后,是把持阜阳市颍上县达20多年的整个张氏家族,其官场黑社会性质的家族资产早已经数以亿计。即使张治安确实倒下去了,张氏家族在阜阳官场依然是举足轻重、炙手可热。彻底清算张氏家族的累累血债,似乎不是最高当局的力所能及。 @

(文载张耀杰编著《大陆官场黑社会》,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2008年11月。)(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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