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桥 : 零九宣言——不战而胜 (四)

唐柏桥(中国过渡政府发言人,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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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0日讯】目录

前言
一, 国内国际大环境分析
二, 中国即将发生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
三, 中国民主运动的四个阶段和四大力量
四, 建立强大的政治替代力量
五, 如何促成民主革命和民主转型
六, 民主转型期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
七, 有关未来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
小结

四、建立强大的政治替代力量

建立强大的政治替代力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历时三十年,期间的风风雨雨和曲折历程非外人所能体会。我们应该学会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做到胜不骄、败不馁,这是我们对民主事业负责任的表现。我个人认为,过去民主运动最大的成功乃是在民主和人权意识的启蒙方面颇有建树,而最大的失败则是在组织运作方面,可谓一塌糊涂。而一场社会运动没有成熟的组织运作和组织动员,则是不可想像的,也是注定无法真正达成目标的。因此,当此中国民主运动即将进入最后阶段,也即民主革命之际,进一步健全原有功能性机构和草根性团体,建立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协调性组织,形成能替代中共的政治力量,乃当务之急。它是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在没有建立起具有协调性作用和广泛民意基础的民运组织之前,中国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

鉴于中国目前的严酷政治环境和中共的严厉打压,在国内建立类似的协调性民运团队是不可能的。过去很多民主斗士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尝试和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是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这场运动最后遭到中共的全面打压而以失败告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内中国民主党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但在海外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民主党,甚至有个别过去最激烈地反对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民运领袖”也宣称自己是中国民主党最正统的代表,而其它一些过去跟国内民主党组党运动毫无关系的人,为了个人的政治或商业目的,而纷纷拉起民主党的大旗。一些打着中国民主党旗号的个人或组织不仅没有起到协调中国国内维权抗暴运动和海外民主运动的作用,反而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形象和声誉,严重地伤害了广大民众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信心。

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里,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建设始终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自八十年代初中国民联成立至今,海外民运组织一直没有突破带有很浓的小圈子色彩的精英政治的局限。他们不仅没能真正走向民众,与民众的维权运动相结合,也没有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尤其是九二年中国民联和民阵合并失败后,海外民运组织的形象和影响一落千丈,从此一蹶不振。此后虽然各方民运力量,包括一些较有影响力的个人和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都为重振和重组海外民运作过很多尝试和努力,但都不尽如人意。每一次失败的尝试都使人们对海外民运的信心受到更大的打击。 因此,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看待建立中国维权抗暴民主运动协调服务中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海外民运始终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协调民主运动的组织和政治替代力量,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海外民运几个主要组织都是当时随着国内民主运动形势高涨而成立的,比如民阵就是八九年“六四”镇压后由一批因参与八九民运而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和知识份子发起成立的。这些组织成立后没有充分重视组织运作和发展,以至于很快就走向式微甚至出现内讧。二是部分民运领袖自身素质不高,深受共产党文化的毒害,其言行都类似共产党的斗争模式,不懂得以民主的方式运作民运组织,无法建立起一支令人信服的民运队伍。三是海外民运人士因长期流亡海外,资源贫乏,随着“六四”的过去和中共在国际社会所实行的收买政策逐步取得成效,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民运的支持越来越有限,台湾也不例外。四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域的局限而造成的。一方面中国民运史上始终没有产生过令各界人士均能接受和信赖的领袖人物,如缅甸的昂山素姬,西藏的达赖喇嘛,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瓦文萨,南韩的金大中,俄罗斯的叶利钦等;同时,海外民运人士和组织分布在世界各地,很难形成一个能有效运作和管理的强大领袖集团。五是中共的极力破坏和打压。中共过去对海外民运的破坏和打压可谓无所不用之极,如统战,挑拨,收买,渗透,恐吓,骚扰,监视,毁誉,株连等。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海内外现在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德才兼备的领袖群体。一方面中国民运中的一批生力军始终没有被打散和消声,另一方面最近几年随着国内维权运动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运动的兴起,海内外产生出了一大批新的具有极高道德勇气和领导能力的民运领袖。此所谓时势造英雄也。谁也改变不了这一星火燎原之势。现在民运已经遍地开花,已经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运动,因此,民运领袖也就自然不仅仅局限在传统民主队伍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愉快地接受这一现状,才能跟上形势,不被历史所淘汰。

政治组织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阶段 国内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海外民运队伍中的很多人曾经是七九西单墙民主运动和八九民运的先行者,可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已经很难对国内的维权抗暴运动发挥影响。如果我们再不寻求大的发展和改变这一尴尬的局面,我们就会被彻底边缘化,同时,我们过去数十年累积起来的经验教训也无法与国内从事维权抗暴活动的民众分享。中国民主运动又一次面临?断层和从头再来的危险。八九民运时就曾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和市民对七九西单墙民运的前辈非常陌生,使后者无法对八九民运产生任何影响,使得八九民运显得很不成熟。如今海外民运山头林立,鱼龙混杂,各自为政,相互竞争甚至拆台?的情况非常严重。中共一直在搅浑水,他们的人似乎越来越肆无忌惮。如果我们再停步不前,他们就会将我们的声音压倒。我们必须拿出最大的勇气和最高的智慧来迎接来自中共和各方的挑战。有些资深的民主人士对建立和发展海外民运组织产生了恐惧症。他们认为一发展组织,就会内讧,个人形象和影响力也会受损。担心组织发展过快会造成内讧是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事实上,从事任何活动都有风险,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和冲突,就有进和有出,不必为此而裹足不前。否则,机会来了我们也抓不住。过去几年来,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从事宣传民主理念,揭露中共罪行的讲真相活动,而我们民运中的一些朋友却反而生出各种各样的顾虑,无意中将他们排除在了我们的队伍以外,这是令人很遗憾的事。这个问题不想清楚,下次如果遇到新的机会,如大量地下教会成员如果也准备投身到反专制的行列,我们也可能仍然抓不住机会。其结果不是我们淘汰了他们,而是民众淘汰了我们。

建立政治替代力量和发展壮大民运组织的意义,不仅是指具体工作的有效开展,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上所发出的信息。组织工作开展得好,一方面会有更多的人加入组织,另一方面也会有更多的民众支持我们的工作,比如我们的外围组织。一个好的政策,需要一个有行动能力的组织才能推广和实现,比如法轮功推出的九评共产党,现在几乎家喻户晓。而民运里的一些个人和组织也曾写过类似的文章,却从来没有形成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一个具有战斗力的政治组织,不仅应该是有思想能力的组织,更要是有行动能力的组织。海外民运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行动能力差,我们连举办“六四”纪念活动都动员不了很多人参与,更妄论其他活动了。而法轮功学员却能在全球各地频繁地举办各类大型活动,如神韵晚会,退党集会,反迫害游行等。如果我们连一个小型集会都无法有效组织,又谈何号召起广大民众来投身民主运动,掀起一场民主革命呢?

当然,过去的失败并不等于永远的失败。正是因为过去曾经失败,我们才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毅力去争取下一次的成功。清末时期曾叱咤风云的湘军首领曾国藩有一句名言:累战累败,累败累战。今天中国民主运动最需要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坚不可摧的气概。我们不仅要有永不言败的精神,更要有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既要有勇,也要有谋。我们于2008年初成立的中国过渡政府就是重振海外民运和建立强大的政治替代力量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并正在朝更高的目标迈进。

建立中国过渡政府,一方面是为了促成民主革命的早日到来,尽快将各地零星的维权抗暴活动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来。国内目前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维权抗暴运动风起云涌,并正在朝向民主革命的方向发展。可是,中国民运仍然是一盘散沙,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使得有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国际社会无所适从,希望投身民主运动的国内民众无所归依。全国维权抗暴民主运动始终无法形成一盘棋,中共则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镇压各地的维权抗暴活动;另一方面也是为民主转型做相应的准备,避免中华民国初期混乱局面的重演。中华民国初期权力出现真空,临时约法匆忙出台,政府架构严重失当,总统与总理权责不明,内阁频繁更换。最后导致强人政治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以至于毛泽东赤裸裸地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理论。同时,建立中国过渡政府也能逐渐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同,及时阻止和追查外逃官员的资产,避免转型期给国家财务造成的重大损失,维护社会正义。

如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大环境都在迅速变化,未来支持民主运动的力量会很多很大,我们必须先走一步,哪怕走在别人前面半步,今后的路就会容易走得多。否则,临时抱佛脚恐怕只会事倍功半。中国民运队伍里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殷鉴不远。

成立中国过渡政府的正当性

建立一个强大而团结的政治反对派力量,尽快促成民主革命的到来,并为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做必要的筹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过渡政府只是一种提法,与海内外其他民主运动组织在架构设置和组织运作上没有很大的区别。其他的人如果认为有更好的方法,也不妨去试。

事实上,在海外成立过渡政府或流亡政府在历史上早有惯例。古今中外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最被人们津津乐道是戴高乐二战期间在英国建立的流亡政府“自由法国”。戴高乐领导了法国人民的抵抗运动,受到法国人民的深切爱戴。如今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达赖喇嘛本人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尊敬的人之一。组建过渡政府或临时政府已成为反抗专制暴政的一种方式,并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认同。被称为非暴力运动理论的教父金‧夏普将建立平行政府列为198种非暴力策略的最后一种。中国古代有一句名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如今我们建立过渡政府,也同样没有是否具备资格的问题。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表达我们与中共绝不妥协的立场和反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我们欢迎任何人加入到过渡政府中来,表现同样的决心和勇气。(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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